黄河落日李瑛重点句必考—李瑛黄河落日课文解析

1954年生于广东潮州。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诗歌研究院原执行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馆研究馆员，中国俗文学学会会长。最初研究方向着重“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而后逐渐将目光延伸至古代中国小说与中国散文，并开始关注现代中国学术史，兼及现代中国教育史。主要学术著作有《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博士论文）、《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合著）、《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等。另著有《学者的人间情怀》《老北大的故事》等文集。

大学需要诗歌的滋养

北京大学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北大的命运密不可分，更是“中国现当代文学”这一学科的重要根基。以五四新文化人提倡的白话诗为起点，一代代北大师生锲而不舍地借鉴域外诗歌艺术，努力与自家几千年的诗歌传统相结合，勇于接受各种异文化的挑战，在消融变化中推陈出新。北大诗歌创作既影响一个时代的文流，也对北大精神的形成发挥作用，使中国诗人的创造力从未枯竭。

诗歌需要大学，若是一代代接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学子远离诗歌，单凭那几个著名或非著名诗人是无法支撑起一片蓝天的。反过来，若校园里聚集起无数喜欢写诗、读诗、谈诗的年轻人，则诗歌自然会有美好的未来。这一点早已被20世纪中国文学史所证实。但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

北京大学教授、中国诗歌研究院原执行院长陈平原更愿意强调的是另一面，那就是，大学需要诗歌的滋养。陈平原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说，专门知识的传授十分重要，但大学生的志向、情怀、诗心与想象力同样不可或缺。大学校园应该是诗歌的沃土：有人写诗、译诗，也有人读诗、解诗。为一句好诗激动不已辗转反侧，其实是很幸福的。在这个意义上，不管你学的是什么专业，在繁花似锦、绿草如茵的校园里与诗歌同行，是一种必要的青春体验。能否成为大诗人受制于天赋、才情、努力以及机遇，但热爱诗歌却不受任何外在条件的拘牵。因痴迷诗歌而获得敏感的心灵、浪漫的气质、好奇心与想象力，从而探索语言的精妙、叩问人生的奥秘……

一场朗诵会提供了一个重温新诗发展历程的特殊视角

无论古今中外，诗歌与教育（大学）同行。北京大学一个多世纪的诗歌创作及诗歌教育是如何相辅相成、结伴而行的？我们仅从北大的一场普通诗歌朗诵会上就能找到答案。

2009年4月24日，北大召开了“五四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北大中文系为此次研讨会准备了两个“礼物”，其中之一是中文系学生创作并演出的“红楼回响——北大诗人的五四”诗歌朗诵会。朗诵会观众除北大师生，还有参加会议的国内外代表。演出刚结束，代表们纷纷表示，他们最大的感叹不是学生们精湛的表演技巧，而是没想到诗歌在北大竟有如此的感召力！

陈平原介绍说，让人惊讶的是这场诗歌朗诵会的整体构思，朗诵诗篇涵盖五四以降各时期北大著名诗人的作品。撇开合唱、独唱、朗诵、伴舞、钢琴或口琴伴奏等表演形式，只看朗诵的篇目及作者就让人叹为观止。《希望》（胡适）、《赞美》（穆旦）、《地之子》（李广田）、《金黄的稻束》（郑敏）、《井》（杜运燮）、《黄河落日》（李瑛）、《和平的春天》（康白情）、《月夜》（沈尹默）、《叫我如何不想她》（刘半农）、《过去的生命》（周作人）、《暮》（俞平伯）、《沪杭道中》（徐志摩）、《我们准备着》（冯至）、《春》（穆旦）、《青草》（骆一禾）、《沧海》（戈麦）、《过客》（鲁迅）、《断章》（卞之琳）、《墙头草》（卞之琳）、《小河》（周作人）、《从一片泛滥无形的水里》（冯至）、《再别康桥》（徐志摩）、《独自》（朱自清）、《古木》（李广田）、《音尘》（卞之琳）、《预言》（何其芳）、《异体十四行之二》（王佐良）、《异体十四行之八》（王佐良）、《女面舞》（杨周翰）、《诉说》（南星）、《梦与诗》（胡适）、《以梦为马》（海子）、《新秋之歌》（林庚）。

这场朗诵会提供了一个重温新诗发展历程的特殊视角。诗作基本上都是文学史上的名篇。诗篇振聋发聩，作者如雷贯耳。尤其是这些诗的作者均曾在北大就读或任教，此乃这台朗诵会最出彩、最吸引人的地方。一所大学的师生与中国新诗发展史竟有如此密切的联系，实在让人惊讶。

对于这些诗人，陈平原强调说明的是，一、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时期的学生（穆旦、郑敏、杜运燮），其学籍不仅属于北大，也属于清华与南开；二、名为诗歌朗诵会，只选新诗，不含古典诗词，乃延续了未名湖诗会及未名诗歌节的传统；三、为减少争议，新时期诗人中只选了已去世的海子、骆一禾、戈麦三位。抛开这些自觉的设计，这场朗诵会还缺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冯文炳（废名）、四五十年代的吴兴华。而这两位都是非常优秀的诗人。

据陈平原介绍，搭建起这场朗诵会的“明线”是国家、生命、哲思、情感这四大主题，“暗线”则是半部现代中国诗歌史——从胡适、鲁迅、周作人、刘半农、沈尹默，到康白情、朱自清、俞平伯、冯至，再到徐志摩、何其芳、李广田、卞之琳，再到穆旦、郑敏、杜运燮、南星、王佐良、杨周翰，最后是海子、骆一禾、戈麦。这条“暗线”如此清晰，以至任何对中国现代诗歌史略有了解的人都不可能漠视。需要说明的是，林庚早年是清华大学著名诗人，1952年后转为北大教授，课余一直写新诗。

北大的诗人身上始终存在三个可以辨认的传统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北京大学的命运密不可分，更是‘中国现当代文学’这一学科的重要根基，正是这两点决定了北大中文系同仁常常与之对话——或考察五四新文化运动内部错综复杂的关系，或探究五四的前世今生及其遥远回响，或站在上世纪80年代乃至新世纪的立场反省五四的功过得失”。陈平原介绍，以五四新文化人提倡的白话诗为起点，一代代北大师生锲而不舍地借鉴域外诗歌艺术，同时努力与自家几千年的诗歌传统相结合，创作了众多优秀诗篇。有人积极关注《诗经》《楚辞》、汉魏乐府以及唐诗宋词的形式演进，为理想的新诗写作寻找借鉴与支持；有人“不薄新诗爱旧诗”，执着于传统诗歌的魅力，坚信其仍有灿烂的明天；也有人关注中外诗歌的翻译、诠释与对话，努力探索人类诗歌的共通性。正是这种执着于自家传统又勇于接受各种异文化挑战的态度，在消融变化中推陈出新，才使得中国诗人的创造力从未枯竭。

陈平原认为，北大作为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当初曾奋起抗争，一路前行。北大校园里流行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诗歌，而是五四新文化人开创的新诗，尤其是深受欧美现代主义诗人影响的“现代诗”。至于传统中国诗歌，或曰“旧体诗”，虽也有人研习，但备受压抑。陈平原所接触的教授中，如季镇淮、陈贻焮、袁行霈等都喜欢写旧诗，且有诗集存世或刊行。林庚长期讲授文学史及古典诗歌，但目标却是创造更有意境和发展前途的中国新诗。北大校园里始终有写作旧体诗词的传统，如创刊于2002年的《北社》已发行了十几期，但力量与声势远不及新诗。不少原先热爱旧体诗的学生进入北大校园后，转为新诗写作。如诗人西川说他“从16岁开始画画、写诗。画画是我的主业，写诗只是副产品，是为了用文字填充画幅，所以上大学之前我一直写古体诗。进了大学，古体诗的形式不够用来表达新事物、新情感了，这才改写新诗”。

而毕业于北大中文系的博士、诗人麦芒也在《诗歌的联系》中讲道：“我当时主要仍迷恋旧诗，律诗、绝句和词都写，从中学带来的习惯，冥顽未化。”进入北大后，受周围风气的影响，麦芒很快转向了新诗，并与同学王清平、臧力、徐永恒、蔡恒平等组织诗社，开展一系列活动。

诗人西渡曾谈及“在北大的诗人身上始终存在三个可以辨认的传统，一个是西方现代诗歌的传统，一个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朦胧诗的传统，最后是北大诗歌自身的传统”。陈平原解释西渡所说的“北大传统”，是指20世纪80年代以来北大校园里涌动的以现代主义诗歌为榜样的“新诗潮”。今天我们谈诗歌的“北大传统”，不应局限于80年代，而应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算起。

人类历史上，有过许多关键时刻，其巨大的辐射力量对后世产生了决定性影响。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你都必须认真面对，这样才能在沉思与对话中获得前进的方向感与原动力。陈平原说，对于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进程来说，五四便扮演了这样的重要角色。

新媒体编辑：张艺凡

责任编辑：王众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