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落日李瑛重点句必考—李瑛黄河落日课文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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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落日李瑛重点句必考—李瑛黄河落日课文解析

黄河落日李瑛重点句必考—李瑛黄河落日课文解析

1954年生于广东潮州。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诗歌研究院原执行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馆研究馆员,中国俗文学学会会长。最初研究方向着重“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而后逐渐将目光延伸至古代中国小说与中国散文,并开始关注现代中国学术史,兼及现代中国教育史。主要学术著作有《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博士论文)、《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合著)、《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等。另著有《学者的人间情怀》《老北大的故事》等文集。

大学需要诗歌的滋养

北京大学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北大的命运密不可分,更是“中国现当代文学”这一学科的重要根基。以五四新文化人提倡的白话诗为起点,一代代北大师生锲而不舍地借鉴域外诗歌艺术,努力与自家几千年的诗歌传统相结合,勇于接受各种异文化的挑战,在消融变化中推陈出新。北大诗歌创作既影响一个时代的文流,也对北大精神的形成发挥作用,使中国诗人的创造力从未枯竭。

诗歌需要大学,若是一代代接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学子远离诗歌,单凭那几个著名或非著名诗人是无法支撑起一片蓝天的。反过来,若校园里聚集起无数喜欢写诗、读诗、谈诗的年轻人,则诗歌自然会有美好的未来。这一点早已被20世纪中国文学史所证实。但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

北京大学教授、中国诗歌研究院原执行院长陈平原更愿意强调的是另一面,那就是,大学需要诗歌的滋养。陈平原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说,专门知识的传授十分重要,但大学生的志向、情怀、诗心与想象力同样不可或缺。大学校园应该是诗歌的沃土:有人写诗、译诗,也有人读诗、解诗。为一句好诗激动不已辗转反侧,其实是很幸福的。在这个意义上,不管你学的是什么专业,在繁花似锦、绿草如茵的校园里与诗歌同行,是一种必要的青春体验。能否成为大诗人受制于天赋、才情、努力以及机遇,但热爱诗歌却不受任何外在条件的拘牵。因痴迷诗歌而获得敏感的心灵、浪漫的气质、好奇心与想象力,从而探索语言的精妙、叩问人生的奥秘……

一场朗诵会提供了一个重温新诗发展历程的特殊视角

无论古今中外,诗歌与教育(大学)同行。北京大学一个多世纪的诗歌创作及诗歌教育是如何相辅相成、结伴而行的?我们仅从北大的一场普通诗歌朗诵会上就能找到答案。

2009年4月24日,北大召开了“五四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北大中文系为此次研讨会准备了两个“礼物”,其中之一是中文系学生创作并演出的“红楼回响——北大诗人的五四”诗歌朗诵会。朗诵会观众除北大师生,还有参加会议的国内外代表。演出刚结束,代表们纷纷表示,他们最大的感叹不是学生们精湛的表演技巧,而是没想到诗歌在北大竟有如此的感召力!

陈平原介绍说,让人惊讶的是这场诗歌朗诵会的整体构思,朗诵诗篇涵盖五四以降各时期北大著名诗人的作品。撇开合唱、独唱、朗诵、伴舞、钢琴或口琴伴奏等表演形式,只看朗诵的篇目及作者就让人叹为观止。《希望》(胡适)、《赞美》(穆旦)、《地之子》(李广田)、《金黄的稻束》(郑敏)、《井》(杜运燮)、《黄河落日》(李瑛)、《和平的春天》(康白情)、《月夜》(沈尹默)、《叫我如何不想她》(刘半农)、《过去的生命》(周作人)、《暮》(俞平伯)、《沪杭道中》(徐志摩)、《我们准备着》(冯至)、《春》(穆旦)、《青草》(骆一禾)、《沧海》(戈麦)、《过客》(鲁迅)、《断章》(卞之琳)、《墙头草》(卞之琳)、《小河》(周作人)、《从一片泛滥无形的水里》(冯至)、《再别康桥》(徐志摩)、《独自》(朱自清)、《古木》(李广田)、《音尘》(卞之琳)、《预言》(何其芳)、《异体十四行之二》(王佐良)、《异体十四行之八》(王佐良)、《女面舞》(杨周翰)、《诉说》(南星)、《梦与诗》(胡适)、《以梦为马》(海子)、《新秋之歌》(林庚)。

这场朗诵会提供了一个重温新诗发展历程的特殊视角。诗作基本上都是文学史上的名篇。诗篇振聋发聩,作者如雷贯耳。尤其是这些诗的作者均曾在北大就读或任教,此乃这台朗诵会最出彩、最吸引人的地方。一所大学的师生与中国新诗发展史竟有如此密切的联系,实在让人惊讶。

对于这些诗人,陈平原强调说明的是,一、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时期的学生(穆旦、郑敏、杜运燮),其学籍不仅属于北大,也属于清华与南开;二、名为诗歌朗诵会,只选新诗,不含古典诗词,乃延续了未名湖诗会及未名诗歌节的传统;三、为减少争议,新时期诗人中只选了已去世的海子、骆一禾、戈麦三位。抛开这些自觉的设计,这场朗诵会还缺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冯文炳(废名)、四五十年代的吴兴华。而这两位都是非常优秀的诗人。

据陈平原介绍,搭建起这场朗诵会的“明线”是国家、生命、哲思、情感这四大主题,“暗线”则是半部现代中国诗歌史——从胡适、鲁迅、周作人、刘半农、沈尹默,到康白情、朱自清、俞平伯、冯至,再到徐志摩、何其芳、李广田、卞之琳,再到穆旦、郑敏、杜运燮、南星、王佐良、杨周翰,最后是海子、骆一禾、戈麦。这条“暗线”如此清晰,以至任何对中国现代诗歌史略有了解的人都不可能漠视。需要说明的是,林庚早年是清华大学著名诗人,1952年后转为北大教授,课余一直写新诗。

北大的诗人身上始终存在三个可以辨认的传统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北京大学的命运密不可分,更是‘中国现当代文学’这一学科的重要根基,正是这两点决定了北大中文系同仁常常与之对话——或考察五四新文化运动内部错综复杂的关系,或探究五四的前世今生及其遥远回响,或站在上世纪80年代乃至新世纪的立场反省五四的功过得失”。陈平原介绍,以五四新文化人提倡的白话诗为起点,一代代北大师生锲而不舍地借鉴域外诗歌艺术,同时努力与自家几千年的诗歌传统相结合,创作了众多优秀诗篇。有人积极关注《诗经》《楚辞》、汉魏乐府以及唐诗宋词的形式演进,为理想的新诗写作寻找借鉴与支持;有人“不薄新诗爱旧诗”,执着于传统诗歌的魅力,坚信其仍有灿烂的明天;也有人关注中外诗歌的翻译、诠释与对话,努力探索人类诗歌的共通性。正是这种执着于自家传统又勇于接受各种异文化挑战的态度,在消融变化中推陈出新,才使得中国诗人的创造力从未枯竭。

陈平原认为,北大作为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当初曾奋起抗争,一路前行。北大校园里流行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诗歌,而是五四新文化人开创的新诗,尤其是深受欧美现代主义诗人影响的“现代诗”。至于传统中国诗歌,或曰“旧体诗”,虽也有人研习,但备受压抑。陈平原所接触的教授中,如季镇淮、陈贻焮、袁行霈等都喜欢写旧诗,且有诗集存世或刊行。林庚长期讲授文学史及古典诗歌,但目标却是创造更有意境和发展前途的中国新诗。北大校园里始终有写作旧体诗词的传统,如创刊于2002年的《北社》已发行了十几期,但力量与声势远不及新诗。不少原先热爱旧体诗的学生进入北大校园后,转为新诗写作。如诗人西川说他“从16岁开始画画、写诗。画画是我的主业,写诗只是副产品,是为了用文字填充画幅,所以上大学之前我一直写古体诗。进了大学,古体诗的形式不够用来表达新事物、新情感了,这才改写新诗”。

而毕业于北大中文系的博士、诗人麦芒也在《诗歌的联系》中讲道:“我当时主要仍迷恋旧诗,律诗、绝句和词都写,从中学带来的习惯,冥顽未化。”进入北大后,受周围风气的影响,麦芒很快转向了新诗,并与同学王清平、臧力、徐永恒、蔡恒平等组织诗社,开展一系列活动。

诗人西渡曾谈及“在北大的诗人身上始终存在三个可以辨认的传统,一个是西方现代诗歌的传统,一个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朦胧诗的传统,最后是北大诗歌自身的传统”。陈平原解释西渡所说的“北大传统”,是指20世纪80年代以来北大校园里涌动的以现代主义诗歌为榜样的“新诗潮”。今天我们谈诗歌的“北大传统”,不应局限于80年代,而应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算起。

人类历史上,有过许多关键时刻,其巨大的辐射力量对后世产生了决定性影响。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你都必须认真面对,这样才能在沉思与对话中获得前进的方向感与原动力。陈平原说,对于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进程来说,五四便扮演了这样的重要角色。

新媒体编辑:张艺凡

责任编辑:王众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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