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阳楼记的创作背景—岳阳楼记的创作背景是什么

千古名篇《岳阳楼记》诞生于洞庭湖千里之外的河南邓州。远不是我们想像的那种文人墨客结伴登楼，把酒临风，喜洋洋之后的即兴而赋。而是一篇激励挚友，同僚们在遇到挫折、打击、诬陷时不要迷惘、沮丧，要坚持不忘初心，坚守道德底线，坚定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精神理念。那么，范仲淹是在什么背景之下写就了这篇留传千古的《岳阳楼记》的呢？

事情起因于庆历三年（1043），宋朝已建国八十三年，在重文抑武治国的指导思想下，宋朝的“三冗”（冗官、冗兵、冗费）愈来愈重。第四代皇帝宋仁宗有意变革，召见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人要他们陈述对“三冗”的革新政策。是时，范仲淹为参知政事，枢密副使。相当于现在的副总理，副总参谋长。几人都提出了很好的建议，其中以范仲淹的建议更为系统，完备，总共十条，条条切中时弊，应对有策。后世称作《答手诏条陈十事》，被认为是接下来“庆历新政”的政治宣言和革新设计。

从庆历三年十月到庆历四年五月，短短八个月，新政全部推出。宋仁宗和范仲淹及群臣们陶醉在新政的憧憬中，他们似乎都忘记了一条古训：“治大国若烹小鲜”，不可操之过急。

新政十条有五条是针对冗官，实施过程中，极大地损害了当政者的既得利益，面对矛盾和问题，革新派没有及时的找出应对措施和解决办法，强行推动的结果是出现越来越多的反对，弹劾。

革新派第一个遭沦陷的就是滕子京。滕子京与范仲淹是同年进士，在古代，同年犹如现在的同学，往往保持一生的交往与友情，在生活、事业上都互相关心照应、提携。范仲淹与滕子京恰恰就是这样一对亲密无间的同年。

严格来说，滕子京本与庆历新政没有关系。他此时任环庆路都部署、经略使、知庆州。相当于现在军分区司令。但他这个职务是范仲淹举荐的。宋朝有个规矩，官员犯罪，举荐人要受处分。

滕子京遭劾的罪名是：滥用公使钱。称“公使钱案”。

公使钱是朝庭拨放给各级地方政府的机动经费，金额视官员的级别高低而定。在战争期间，公使钱的开支更为复杂，收买间谍，犒劳军队，宴请来边关慰问、巡游、探亲的将士，故人等等。御使弹劾滥用十六万贯，实际查明三千贯，关键是滕子京在调查的钦差大臣到达之前把帐本全烧了，使得案件无从查起。滕子京的理由是，有问题他一人承担，不要牵连他人。

在此过程中，范仲淹极力为滕子京开脱，甚至以辞职要挟皇上，但御史中丞王拱辰（欧阳修连襟）也以辞职相威胁。仁宗左右为难，最后觉得滕子京滥用公使钱是实，就将滕子京从西北重镇庆州降职调到偏远的岳州任知州。这个处罚不算重，算给了范仲淹很大的面子。

滕子京到岳州任上后，没有怨天尤人，放弃自己做人的基本原则，在岳州继续彰显了他的施政能力。“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司马光评价他在岳州期间“治为天下第一”。即他的政绩在同时期是全国最好的。其中最突出的是三件事：扩建学校，修筑防洪长堤和重修岳阳楼。

重修的岳阳楼大约落成于庆历五年的仲夏末。而这时候，全力推行庆历新政的一干大臣已纷纷遭贬，庆历变革宣告失败。范仲淹被贬到河南邓州。此时，范仲淹已经57岁了，四进四贬的经历加上年老多病，范仲淹对自己是否能够继续为国家担大任已经没有太多的信心，但是，他对自己的这一批德才兼备的挚友们抱有很大的期望，坚信他们能继续为国家发挥才能。也在这时，滕子京专门派人携带他的书信向范仲淹求文，信中附上了一幅《洞庭晚秋图》以及前代名家有关洞庭湖和岳阳楼的诗文，供范仲淹撰写记文时参考。

各种前因后果，促成了《岳阳楼记》这篇留传千古的文章的诞生。《岳阳楼记》最光辉的是它所表达的思想，“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无疑具有超越时代的先进性。它是高尚的道德思想，是一种精神境界的极致！古代社会，在知识分子的血液里，一直流淌着一种责任意识，一种以天下为已任的责任意识。而范仲淹就是他们中的光辉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