衙门明镜高悬牌匾_古代衙门四字牌匾

图为六山纹青铜镜，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 江隐龙

古代中国的政府、法院、检察院，甚至“父母官”的宅院，事实上都是同一个地方——官署，也就是民间常常说的“衙门”。作为一个机构，衙门是封建秩序下的官秩品级和律法规制的真实写照；而作为一个空间，衙门内部的一砖一瓦、一门一窗，也在这种等级森严的时代背景下，孕育出别具古韵的法律图腾。

这种“法律图腾”是什么样子的呢？存世的古代县衙公堂给了后人相对统一的答案：“肃静”“回避”牌分立两侧，中间放置“县官老爷”处理政务的公案。公案上摆着文房四宝、令签和惊堂木，公案背后则是象征着官员“清似海水，明如日月”的朝日图。其中最显眼的，自然是公堂上方悬挂的匾额，匾额上书四个大字：“明镜高悬”。

在这些林林总总的摆设中，“肃静”“回避”牌、公案、惊堂木等什物都有着明确的实用意义，海水朝日图的喻义也十分明显，唯有高高在上的“明镜高悬”匾，让人无法一眼看透。形容为官清廉、刚正的典故有很多，为什么唯独“明镜高悬”被官员广泛接受？比起“两袖清风”“早朝晏罢”“铁面无私”等成语，“明镜高悬”又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呢？

答案就出在“明镜”二字上。“明镜高悬”事实上应写作“秦镜高悬”，这里的“秦镜”特指秦始皇嬴政所持的一面神镜。《西京杂记》中有这样一个故事：“（汉）高祖（刘邦）初入咸阳宫，周行库府……有方镜，广四尺，高五尺九寸，表里有明，人直来照之，影则倒见。以手扪心而来，则见肠胃五脏，历然无碍。人有疾病在内，则掩心而照之，则知病之所在。又女子有邪心，则胆张心动。秦始皇常以照宫人，胆张心动者则杀之。”这枚秦镜后为项羽所获，之后便不见踪影。

秦镜的神奇之处在于其不仅能照出人的五脏六腑和疾病，甚至能照出人的邪念。断案需要明察秋毫，若是真有秦镜高悬于公堂之上，自然能洗冤涤屈——用现在的话来说便是秦镜能够帮助官员实现“实质正义”的理想。这样看来，官员对秦镜的青睐似乎顺理成章。

“明镜高悬”四字虽然明确指向了秦镜的典故，但若不从宗教与文学的双重视角来审视镜在中国文化中的意义，就很难理解为什么官员对“明镜高悬”匾额的追求一致，尤其是在儒家文化对镜的阐述相对较少的情况下。

钱钟书在《管锥编》中对此颇有研究：“我国古籍镜喻亦有两边。一者洞察：物无遁形，善辨美恶，如《淮南子·原道训》：‘夫镜水之与形接也，不设智故，而方圆曲直勿能逃也’，又《说林训》：‘若以镜视形，曲得其情。’二者涵容：物来斯受，不择美恶；如《柏舟》此句（我心匪鉴，不可以茹）。前者重其明，后者重其虚，各执一边。”

依钱钟书之论，“洞察”“明”之喻无疑与秦镜的意象相合，值得注意的是“涵容”“虚”之喻。从字面意思来看，镜的“洞察”与“明”似乎扣其能够包含万物之意，对官员来说，能够明察秋毫、了解案件的来龙去脉方能准确断案，故官员的追求与镜的“洞察”“明”是相合的。然而“涵容”与“虚”作何解呢？

钱钟书在之后又有援引：“《庄子·应帝王》所谓：‘至人之用心若镜，不将不迎，应而不藏’（《文子·精诚》：‘是故圣人若镜，不将不迎，应而不藏’）……《世说·言语》袁羊曰：‘何尝见明镜疲于屡照，清流惮于惠风’；不将迎，不藏有，故不‘疲’矣。”

对官员来说，在掌握足够线索的基础之上保持“空虚”的状态，的确是克制先入为主、自以为是的重要手段。那么，镜的“涵容”与“虚”，是否也是对官员追求客观中立的阐述呢？从官员的箴言中的确能找到这样的证据，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清朝袁守定的名言：“凡审理词讼，必胸中打扫洁净，空空洞洞，不豫立一见，不豫着一物，只细问详求，其情自得。若先有依傍之道，豫存是非之心，先入为主，率尔劈断，自矜其明，转致误也。陈良翰知瑞安县，听讼咸得其情，或问何术，良翰曰：无术，但公此心如虚堂悬镜耳。盖惟虚故公，公则生明，自然当于事理而讼判矣。”

这段话中，虚堂悬镜所指的并非明察秋毫，而是摒除是非之心，以谋求“惟虚故公，公则生明”的境界。由此可以推断出，在公堂之上的“明镜高悬”四字不仅有明察秋毫、拨云见日之意，更有扫除成见、公则生明的追求。“明镜高悬”既是“秦镜高悬”，也是“虚堂悬镜”。

综合而言，镜有其“洞察”与“明”，正合官员的明察秋毫；又有其“涵容”与“虚”，正合官员的公则生明。可以说，正是镜如此复杂又如此契合官员追求的意象，使得公堂之上的匾额大多被“明镜高悬”所占据。

匾额无言，曾在公堂之上仰望官员的万千百姓或许也未必能读懂其中的故事，甚至镜的文化意象也在岁月的流逝中淡化，但当后人走进那些古旧的衙门，用不解的目光与匾额对视时，依然能体会到一股庄严肃穆的神奇力量，这已然足够。

（文章节选自江隐龙《法律博物馆：文物中的法律故事（中华馆）》，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

来源：法治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