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第一张通缉令,新中国第一张通缉令图片

2020年8月16日，轰动全国的江西省乐安县两起案件疑凶曾春亮落网。回溯历史，37年前的王宗（注释：原字为王加方）和王宗玮兄弟俩特大案（也称“二王”案）也曾引起巨大的关注和轰动。此案不仅开了新中国悬赏缉凶的先河，而且“110”报警电话、、巡警和道路检查点等中国的刑侦网络也都由此开始建立。

当年“二王”在广昌归案后，江西召开了专门的庆功大会

最高悬赏金为2000元的通缉令

1983年5月17日，公安部发布了《关于追捕持枪犯王宗（王方）、王宗玮的通告》，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张悬赏通缉令，这也意味着一种新的法律制度的建立。其上载：

今年2月12日，辽宁省沈阳市犯罪分子王宗（王方）、王宗玮盗窃财物被抓获时，开凶潜逃因；而后，在逃避追捕中，二犯又先后在47次列车、湖南衡阳、湖北武汉行凶，打死打伤多人。

王宗（王方）、王宗玮二犯连续行凶作恶，危害社会治安，至今尚未捕获归案。为了迅速缉拿归案，依法惩处，特发布通告如下：

一、全体公民都有协助公安机关维护社会治安的义务。任何人凡提供二犯线索查证属实的，奖励人民币500元；提供二犯线索和确切藏身地点，使公安机关能将二犯抓获归案的，奖励人民币1000元；提供二犯线索并协助公安机关抓获的，奖励人民币2000元。

二、任何人凡窝藏二犯或知情不报的，依照《刑法》第一百六十二条追究刑事责任。

首开先河的悬赏通缉令像一块掷入水中的石头，立刻在全国激起层层涟漪。“二王”的照片一夜之间贴满了各座城市的大街小巷。今年62岁的南昌市民李启成回忆道：“许多人通过悬赏令才知道‘二王’的长相。学校还特别教学生辨认歹徒的相貌特征。当时，最高悬赏金为2000元，相当于一个普通家庭几年的收入。”

负案累累的兄弟俩

1983年2月12日正值大年三十，王宗（王方）、王宗玮混入沈阳某医院，撬开小卖部房门，盗走三条、1000多元现金和30包味精。医院人员发现“二王”形迹可疑，将他们带到医院外科室盘查。盘问期间，王宗玮掏出打死医院政治部副主任周化民、医院教导员刘福山、医生孙维金、司机毕继兵，打伤医院员工吴永春、李作舟、卢文成。当沈阳市公安局接到报案，派民警赶到现场时，“二王”早已外逃，蹿上了南下的列车。

2月15日晚9点，47次列车员及乘警检查乘客行车，发现一个黑色提包内藏有，当乘警查问王宗（王方）时，王宗玮开枪打伤乘警，趁火车紧急停车时，“二王”跳车逃跑，地点在湖南衡阳南30公里的西里坪。

2月17日，衡阳冶金机械厂干部伍国英等人去开新分到的楼房，发现房内有两人在吃东西，并看到其中一个人隐藏在兜内的。伍国英马上下楼报告。“二王”尾随下楼，抢夺一辆自行车逃跑，打死了追赶的张业良，打伤蒋光熙、李瑞玲、刘重阳3人，在衡阳警方设卡堵截之前逃脱。

3月3日晚上7点左右，“二王”潜入湖北武汉第四医院理疗室，准备在此过夜。医院实习女医生周建媛来取东西，被“二王”打昏。

3月25日上午10点，武汉岱山检查站民警李信岩和武汉汽阀配件厂的民兵熊继国在路边发现“二王”。王宗玮趁检查站的人不防备时，开枪射击，致检查站站长王云、民警李信岩和一名工人师傅死亡，熊继国重伤。“二王”由检查站行凶逃窜后，又与闻讯而来的岱山派出所民警发生枪战，“二王”边打边退，遇上骑车经过这里的武汉工人詹小建，王宗玮开枪打死詹小建之后，“二王”夺车逃窜，从武汉消失了踪影。

8月29日下午4点，江苏省淮阴市百货商店的两名女财会人员去银行存当日营业款，在路上被两名男子抢走装有21000多元现金的手提包。后经检查验证，认定在淮阴市强抢巨款的嫌犯就是“二王”。

9月13日上午8点左右，江西广昌县民政局的工作人员刘建平在路边发现“二王”。得到报案后，派出所所长邹志雄、刑警队干部刘细鹏、司机陈步山与刘建平一行4人在离县城2公里的小港养路段追上了“二王”，与“二王”展开枪战。在此战中，公安机关缴获了2辆自行车，一个装有2支枪、8000元人民币、蚊帐、长袜、、、半导体收音机、袖珍地图和化妆油的包。经鉴定，那2支正是“二王”所持的。

万人大搜山

“二王”又出现了！广昌一下成了全国的焦点。一场声势浩大的“捕王”战斗在广昌打响。

暴露行踪的当天中午，“二王”被确认躲在盱江林场的密林里。广昌县委立即组织民兵参战，同时，各方人马也紧急赶往广昌。当天夜里，时任江西省书记的王昭荣、省军区副司令的沈忠祥及省公安厅厅长的孙树森等各自率员奔赴广昌，亲临现场指挥。

经过多次部署，至1983年9月14日早晨，广昌县界范围内和县界外甚至到福建宁化，组成了4道包围圈，直接参战人数达2.5万之多。

“指挥部采取‘严密封搜、绝食断路、内紧外松、引蛇出洞’的策略。后又以‘三面包围，一面平推’的方式进行突击搜索。”王昭荣回忆道。

时任武警江西省总队二支队二中队副班长的甘象清回忆说，在茂密的山林和茅草灌木丛内搜寻2个人如同大海捞针，大家的身体和精神都经受着严峻的考验。“每天体力消耗很大，带的干粮因下雨都潮了，水不够就喝田埂里的。”

那次行动无疑是广昌一代人的记忆，当时全县凡18岁以上的男性，都手持棍棒、铁锹，轮流值班驻守各路关卡，沿着公路每五六十米便设置一个驻守点。

但4天过去后，人海战术仍一无所获。

千里大追捕终于划上了句号

1983年9月18日凌晨，有人冒着大雨报案：深夜看到一高一矮两个人惊慌走过。指挥部立刻派搜索小分队兵分两路赶赴现场，很快便在一座山上发现了“二王”的踪迹，但开枪射击后，他们又钻入山坳消失了。

搜索队伍采用“梳篦子”战术，由南向北全面搜山。甘象清就在前线队伍中，随后发生的事让他永生难忘。

“那天傍晚6点20分，山色变得朦胧，刚下过雨，路滑坡陡。突然，我踩到一样东西，仔细一看，是人的小腿肚，我大喊一声‘这里有人’！”谈起当年的情景，甘象清依然激动不已。当时他话音刚落，被踩到的王宗玮便向他开了一枪，“我都不知道自己中弹了，还给了他一枪。”

后来，甘象清被紧急送往医院，经检查，他的肝脏有三分之二破裂，差1厘米就射中心脏，经过长达40多天的抢救才脱离危险。

当王宗玮被警犬咬住拖到山下时，早已奄奄一息；藏在附近的王宗（王方）最终被当场击毙。王宗玮随后也死在了被押回县城的途中。

至此，历时数月的千里大追捕终于划上了句号。　

事后，悬赏通缉令不折不扣地执行了，最先发现“二王”的刘建平获奖1000元。

“二王”案的影响

“二王”案时间之长、地域之广、投入之大，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前所未有。曾任公安部刑侦局局长、“二王”案总指挥的刘文说，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公安的刑侦力量很有限，“很多方面不适应对付这类凶悍的暴力犯罪分子”。

在缉凶过程中，刘文背着一台十几斤重的电话，跑遍了广东、安徽、江苏、湖北、河南、陕西和河北。“那个电话是最高级的了。还带着个电台。”因为还没有专车，刘文去很多发现线索的边远地区都要坐公共汽车。“当地的公安局给我们开个证明，说有两个警察同志要坐车，麻烦保留两个座位。”上世纪80年代公安的装备也很落后，没有110报警电话、巡警、和检查点。“连传真机也是为了‘二王’买的，好赶紧把照片传往全国。”

的确，“二王”案影响了公安建设。比如悬赏通缉令即因此固定成一种制度，其他诸如现在常见的公安，公安指挥中心的建立，公安刑侦部门优先配备现代化装备，制定对付暴力犯罪的应急预案，也是与这件大案息息相关的。（来源|《读者报》资料原出处：《方圆》 作者|朱诗睿 《三联生活周刊》、《 江西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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