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政放权具体解释,简政放权通俗易懂

宋 圭 武

解放以后，国家关于简政放权的改革，大体经过了三个阶段。

改革开放前，国家简政放权改革的主要特点是：权力主要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不断划分。1958年，国家为克服权力集中弊端，开始有计划权力下放，1961年开始，为了整顿国民经济混乱的局面，国家又开始有计划收权。1966年3月，毛泽东再次提出了简政放权的思想。但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全国政治经济局势很快被搞乱，简政放权改革不得不搁置起来。1970年，国家再次强调权力下放。1972年以后，国家又强调权力集中。

改革开放后，国家简政放权改革的主要特点是：国家不断完善宏观管理权力，同时，国家也不断激活微观主体权力活力。1978 年，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微观层面权力得到普遍提升。一是积极推行农村家庭承包制，激活农村经济微观主体活力。二是采取多种途径进一步激活国有企业活力。三是大力发展非公经济，提升非公经济微观主体活力。另外，国家在不断放活或激活微观主体权力的同时，也在不断建立和完善宏观经济管理体制。一是不断推进财政税收体制改革。将原来的财政包干制改造为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政府职权基础上的分税制，使财政税收体制更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本质要求。二是积极推进金融银行体系改革。逐步建立起了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多种金融机构并存、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分离的金融组织体系，使金融市场逐步走向统一、开放、有序竞争局面。三是积极推进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四是不断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逐步建立和完善了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优抚安置和社会互助、个人储蓄积累保障等内容的多层次社会保障制度。国家在建立和完善宏观管理体制方面的标志性事件是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的出台。在《决定》中，对如何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目标作了全面表述，并为以后的改革奠定了总基调。

十八届三中全会国家在权力配置上，呈现新特点：主要是将经济资源配置方面权力进一步放活，而将社会公共管理层面权力进一步收紧。

从上述简政放权改革趋势看，国家在权力配置方面总体在不断合理化。但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在权力的收与放中，能否真正走出中国社会一收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在改革开放前，国家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权力的不断划分中，存在一个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问题。改革开放后，国家在不断激活微观主体权力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乱象，比如环境破坏、坑蒙拐骗、假冒伪劣、经济过度扩张等问题就比较严重。为什么会总是出现这种情况，笔者认为，这里深层次原因与整个社会缺乏诚信有关。因为在社会缺乏诚信的基础上，权力的收与放，都存在一个秩序如何进一步规范的问题。因为缺乏诚信，必然国民的规则意识就差。而社会没有规则或缺乏规则，一放就乱、一收就死也就不足为奇。

如何解决好这个问题，笔者认为，需要进一步加强国民的精神文明建设。从长远看，国家要建设强大的物质文明，必须要有强大的精神文明。

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关系，学界有不同的观点。笔者认为，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关系中，精神文明应当具有更为重要的地位，从长远看，是精神文明发展水平决定物质文明发展水平，而不是相反。

首先，我们不能将物质与意识的关系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关系混同。物质是存在，而物质文明是存在水平，存在与存在水平是两回事。物质与意识的关系，表达的是一种存在与另一种存在的关系；而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关系，表达的是一种存在水平与另一种存在水平的关系。在哲学上，唯物主义认为，是物质决定意识，这是表达物质的存在决定意识的存在，但并非说物质的存在水平决定意识的存在水平。我们不能因为坚持物质决定意识的原则，就类推出物质文明决定精神文明的原则，这是不妥的。

其次，从存在水平看，有精神文明，人们工作认真，讲道德，这对提高产品质量大有好处，也有利于促进技术进步，最终物质文明大厦就牢固。另外，有精神文明，也容易建立制度文明。因为有精神文明，人们就讲秩序和理性。这有两个方面的好处：一是容易建立有效率和更公正的制度体系；二是建立的制度也容易得到遵守和执行。而有制度文明，必然社会的交易成本就低，社会就整体有效率。所以，没有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就只有物质而没有文明，或者即使有物质文明，最终也是短期的，也不能持久。

再次，从各国发展实践看，也是精神文明发展水平决定物质文明发展水平，而不是相反。一些国家发展快，背后其强大的支柱就是精神文明。比如，德国二战后，一片废墟，能很快崛起，力量就是德国人背后的民族精神。敬业、认真、守规则，这是德国强大的精神根基。二战后，日本在一片废墟中能很快崛起，靠的也是日本特有的一种民族精神。以色列也是如此，是犹太人的民族精神支撑了犹太人的荣耀。

另外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我们可以说，物质文明存在的形式对精神文明存在的形式有决定作用。比如，随着科学技术的发达，精神文明的存在形式就采取了多媒体等许多新的形式。但存在形式并不是存在水平。我们说物质文明或精神文明，主要是指物质文明的的存在水平或精神文明的存在水平，我们说精神文明决定物质文明，主要是指精神文明的存在水平决定物质文明的存在水平，而非其它含义。

建设精神文明，需要注重建设三个最重要的支点：诚信精神、理性精神和敬畏意识。诚信，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最基本的精神价值，是一切人文道德规范最基本的价值基础。仁、义、礼、智、信，信是最基本的价值。仁、义、礼、智，没有信做基础，就是假仁，就是假义，就是虚礼，就是危智。理性，是处理人与自然之间关系应保持的基本精神价值。理性精神，实质就是科学精神。科学对待自然，是人与自然之间保持和谐关系的最重要基础。敬畏，是人与不确定世界关系应保持的一种基本精神价值。大千世界，人类所认知的，只是很小的一部分，有很多人类未知的东西。面对未知世界，保持敬畏实质也是一种理性，否则，人类就陷入自大盲目的境界，这也是十分危险的。

另外，精神文明寓于文化之中，要建设精神文明，也需要建设新文化。国家之间的竞争，实际也是文化之间的竞争。戴维·兰思德在《国穷国富》一书中写道：如果我们能够从经济发展的历史中学习，那么，我们知道，正是文化创造了所有的差异。

另外，建设精神文明， 需要建设更加公平的制度。社会发展，贫穷是一个问题，甚至有时也会成为一个大问题，但从长远和全局看，比贫穷更大的问题，则是不公平。没有公平，对社会造成的麻烦要大于贫穷本身所导致的麻烦。首先，从人性看，人类对公平的偏好是天然的。一系列的研究证明，人类具有公平偏好是一种普遍现象。其次，公平是产生良好道德的优质土壤。一个社会有公平，对社会有贡献的人就能得到合理报酬，这样就会鼓励更多的人对社会做出贡献。反之，则反之。所以，公平是土壤，道德是花朵，土壤肥厚，花朵自然鲜艳，土壤贫瘠，花朵自然枯萎稀疏。

另外，建设精神文明，还需要注重两个抓起。一个是从小孩抓起；一个是从小事抓起。从小孩抓起，就是要从小注重孩子的道德建设，要把道德教育放在比知识教育更重要的位置。从小事抓起，就是不仅要抓大案要案，对国民的小错小过也要不放过，要严肃处理。

从长远看，由于建设精神文明是一个长期任务，所以，中国的改革，必将是一个长期过程，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最终将是一个渐进过程，急躁冒进是万万要不得的。历史实践证明，急躁冒进不仅让改革进程更慢，而且很可能导致改革出现方向性偏差，让改革进入误区，为以后的改革深化带来更烦。

（作者：甘肃省委党校学术委员会委员、教授）

注：本文发表于《领导之友》2014年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