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工作包括哪些,政治工作有哪些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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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敌后根据地遭遇强大日军的挤迫，生存困难。

不过，由于的坚持，持久阶段的最初几年，力量还在发展。

1942年，毛泽东说：

“今年二月统计党员数目为八十万，去年九月统计军队数目为五十七万（包括游击队），对外守秘。”

“对外守秘”四个字，颇具意味，似乎预示了此后历史的起伏。

中日对垒，单纯就军事实力言，不在一个级别上。

按照黄克诚抗战中期的说法，军队“要消灭一百个敌人（日军），必须准备二百名左右的伤亡”。

这一判断出自向来强调能动性的将领之口，道出了两军可能存在的最低限度的差距。

不过，日军也有一个明显的软肋，1939年7月，林彪在共产国际发言时说：

“1937年7月7日制造挑衅事件时，日本并没有预见到，他们会遇到中国人民如此顽强和如此广泛的军事抵抗。因为中国拥有如此广阔的地域、如此丰富的（物资）资源和人力资源，致使日本感到自己军队力量的不足。日本拼命地增加兵力，但仍然感到不足。”

这就造成日本人自己所言的：

“我警备部队在其军、政、民一体的敌性地区中，仅能保持着点与线的状态。”

因此，可以通过灵活机动的游击战，在面上活动、生存，只是由于强弱悬殊，这样的生存始终在日本人的压迫之下。

冀鲁豫党委组织部部长信锡华谈到生存的艰难：

“南宫县政府县游击队天未亮进一个村的东口，敌人进西口，两方在村道口相遇打起来了。威县县政府被敌人连续追了半个月，白天我们进这个村，敌人第二天天不明也就到了这个村。军队的作战是善于盘旋、迷惑敌人，抓住时机打击敌人。这样作战，当然是非常艰苦的。”

的生存，即毛泽东所谓的画“豆腐块”，日本占据豆腐块的边缘，在豆腐块里面活动。

对垒的结果，“日本得到了城市、大路的速决战，也就得到了乡村、小路的相持战”。

作为军事实力占据优势的一方，日军当然不会满足于占据点线，而是依靠军事实力以及由这种实力衍生的资源控制和调配能力，追求面的完全控制。

根据八路军115师的报告，日军强化控制依靠的是密集的碉堡修筑和比较完善的交通网络，行动路线图大致是：

“点的修筑变成面的控制。现在全鲁北已有据点三百余个，平均每八里路有一个，另外在公路在线平均每三里路一个岗楼，已有部分地区（基本汽路附近）形成面的控制”；“以线的修筑变（成)了车轮式的网形，贯通各据点间，…沿各县界、各区界、各分（乡)界构筑所谓“惠民沟”、“阻绝壕”，实行对我重重包围封锁。”

日军以碉堡和公路网限制擅长的小规模游击运动，封杀军队的行动空间，最密集的地区，几乎形成碉堡相连、火力交叉的局面：“自高平至博爱公路沿途每二三里有碉堡一座，各碉堡间均埋有。”同时，不断出动部队实施“清剿”，动摇军队在广大乡村扎下的基础。

不能不承认，日军具有很强的组织力、执行力、资源调配及学习能力，这一点，直接和他们对垒的将领深有感触。

朱德说得很坦率：

“我深深感觉我们在体力上是逊于日本很多的。回到后方，看见机关、学校办事人员文弱多病，动作迟缓，糟神不振的样子，这种感觉更为强烈。用这种体力去和敌人竞争，不论在战场上，在工作中，或在学习中，我们都要吃亏一着的。”

罗瑞卿评判：

敌人拥有现代的科学与技术，它的人员的教养程度也是比较高的，因此，在各种斗争技术的掌握上，掌握着某些优势。例如能及时地反映问题，感觉敏锐；经验的总结与普遍也异常迅速；对于所谓“治安肃正”有一整套的办法；其某个机关的联系也是异常机动与密切。每一部门或机构的活动，都与其他部门或机构的工作相联系、相辅助，都从着眼于所谓“总力战”的胜利出发的。

初期作战时，由于身处异国，地形不熟，且习惯于大兵团作战，日军行动方式常常显得机械、刻板，规定严格的作战线，不越雷池一步，导致不同部队中间露出空隙：

“一般均按阎锡山过去之五万分之一地图，故我军只要找到在该图上没有的村庄住，虽离敌极近亦能安全。”

随着作战时间的拉长，日军迅速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找出对付游击战的办法，行动不断细密化，机动性大为增加：

“到达一地区，是持久的反复“扫荡”，并组成许多纵队作宽正面的横的“扫荡”，偏僻村落小路尤为注意，单独行军部队机动性大，不如过去部队那样机械。”

日军的不断进步，让早期利用地形熟悉获得的一些优势逐渐丧失。

从1938年底到1945年，历经长期周旋，面对强大的日军，顽强坚持下来并最终发展壮大。

其间，很长一段时间里，和日军形成所谓弱平衡状态：

由于军事实力的不足，要想“拿大兵力把敌人打垮打开局面，是不可能的“，维持相持的平衡局面，是这一阶段的目标；作为相对强势的一方，日军要想彻底消灭自身控制区域的武装，改变这种平衡关系，也无法实现。

日军的“扫荡”如时人所言为“割肉补疮”，每当日军展开“扫荡”时，“据点无人守备，封锁沟、墙也无人巡查”，不得不“以少数日军甚至以其移民担任外围主要据点的防务，而以特务机关的督导官、间谍控制伪军、自卫团，敷衍门面”。

“扫荡”期间，像长治这样的后方重镇，守军“只有500人，并且大部都是辎重部队”，空虚的后方和薄弱的运输线，让日军投鼠忌器，不能在“扫荡”区停留两月之久。

这给坚持抵抗的敌后武装，以珍贵的维持平衡的空间。

这样的平衡，看起来是强弱分明的不对等均衡，现实中却又意外地坚韧，是一个摇摇欲坠但能维持不倒的弱平衡。

之所以如此，有多种多样的因素。

就国际言，中日战争是当时国际局势激烈动荡的一部分，日军在外部受到多种牵制，无法集中全部力量于中国战场，文件分析：

“美国军备及生产空前强大，使日寇寝食难安。美国战力愈是加强，日美决战时机愈是迫近，日寇便愈感中国抗战力量成为他的后顾之忧。”

就国内言，构成平衡的力量来源的多重性和多方向也是重要因素，广泛的大后方的存在为敌后的坚持提供坚强助力；至于本身，自然是形成敌后弱平衡状态的最重要力量。

和日军对比，按照自己的说法，大致状况是：

“质量上虽然我军政治素质强于敌伪军，但军事素养则大弱于敌军。敌军官是经过长期学校训练及实战锻炼的，而我们的干部或者是刚刚放下笔杆的学生，或者是刚刚放下镰斧的农民。装备上敌强我弱更是显著的事实。”

日军也判断：“军队本身的战斗力，依然异常低劣，而今后也不易很快提高。”

这样的差距在战场上有直接的体现，比较极端的案例是鲁西的一个材料，可以见出两军能力和经验上的距离：

“在这次战斗中，最后解决敌人炮兵时，我一个班向敌冲锋，竟被一个日本持剑炮兵砍倒6个；而退回后以一个排再冲，将敌仅余之一个炮兵击毙后方将炮抢到。”

不过，正如黄敬曾经说到的：

革命的武装和反革命武装进行斗争中必须记住：我们是长期的处在劣势的状况下，假如革命与反革命的武装平衡，革命就胜利了！任何国家无从例外，无论在装备上、数量上、素养上、经济上等等。故武装斗争始终是以弱制强的。单靠军事不行，革命未胜利前我不能取得优势。

黄敬的意思是，革命的武装由于是弱势中成长的一方，大部分时候都会处于劣势，一旦成长到和对方等量齐观，胜利即指日可待了。

既然革命的力量大多数时候都会处于劣势，“单靠军事不行”，那靠的是什么？

靠的就是政治，也就是罗荣桓曾经在文章中说到的，要把战争打得“战争愈不像战争，愈像政治”。

做到这一点，也就找到了通向成功的道路。

和日军展开政治上的较量，有充足的自信，共产主义政党的组织和动员能力为人们熟知，根据地政治上的努力，如一个外国人所言：

“中国其他地区，比不上这地区军民合作和地方政权工作和部队保持那样密切关系的，虽然在别的地区曾经努力施行过民主政治。这里可以见到：一个新社会的型态从这次战争中浮现出来了，那最好叫做一个军事农业的国家。”

这一点，现有研究多有揭示。除此之外，中国进行的民族生存战争的先天正义，也为提供了政治争夺战的充足资源。

政治的争夺，落到实处在于争取民心，早在相持阶段到来前，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就提出“兵民是胜利之本”。

的持久战和根据地都把民众置于十分重要的位置，而民众的争夺又体现于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各方面，通过全民的全面的战争，“一面以自强之点补充自己的弱点，一面从长期斗争中补足克服自己弱点，即总力战”。

的政治工作无孔不入，包括日常生活也有体现：

善于抓住敌军的某些弱点，用各种投其所好的办法，去接近日军。如通过经常接近他们的商人、小贩去接近他们。赠送他们一些日用品和他们所喜欢的东西，与之进行其所喜欢的游戏，都是与日军接近，并因此而与之交友的办法。作为异族征服者，日军在争取民心上有更大的难度，尤其面对擅长政治战的，劣势更为明显，他们发现，估计军队的军事实力，“必须将军队及其潜在民众之中广泛的武装力量考虑在内”，“不论是由于军队的压力或是思想上的影响，群众有机的组织活动与党的地下工作相配合，就能起到加强军队实力、协助其战斗的作用。”

不过，政治战中，可以捷足先登，日军也不是无所作为。

华北战场上，和日本两方面都是十分强悍的力量，而且在相互学习，如总结的：

“敌我双方都有强的指导能力，都有政治上的锐敏性。我们善于总结经验，研究敌人，提出对策。敌人也善于研究我们，接受经验，不断改进其方针政策。所以敌我斗争不仅是军事力量的竞赛，而且是全副本领的斗争；不仅斗力，更主要是斗智。”

日本人意识到：

“对作战的最终目标，可以归纳为：第一是摧毁革命核心势力；第二是争取构成社会成员的民众。…必须使广大民众意识到自己是社会的一员，组织起来使社会与革命核心相脱离才行。”

要达到这一目标，需要争取民心，让民众看到“哪一方面能保护其生命和保障其生活”。

因此，日军在相持阶段到来后，尽力改变初期的掠套者形象，以平和面目示人，“不再烧杀，对农民深为慈祥，对游击队则取残酷手段”。

日军和民众的关系的确呈现复杂的状态，日军泽昌利的日记记有，当他离开宿管地时，“当地的中国小女孩已经和我混熟了，很可爱，我给了他一点点心”。

方面的报告更提到：“榆次儿童很多都能说漂亮的日语。”

语言背后体现的常常是观念和权力，日本人用恩威兼施的方式，实现了语言权力在儿童身上的覆盖。

即便在擅长的宣传战上，日军也不让独擅胜场。

胶东敌“蚕食”大泽山时，“苗店一带由于我过去劳役过重，人民不满，部队在反顽战役时，所借器材亦未归还，军队有打地方党员的。有打狗队，越墙入士绅家中，强迫实行合理负担，结果敌人即大肆宣传“不能老刮北风，该刮南风了”，民众也说：“换换口味也好”。

共产国际会议上甚至有人提到，日军散发传单，宣传“如果游击队中有谁自愿放下武器，那就不再追究他的抗日活动，还会发给他从事和平劳动的补助或给他安排工作“，“一些场合还真出现过游击队投降的情况”。

1943年底，处身根据地的八路军干部日记中写下亲身观感：

鬼子费尽心机研究出奔袭合击战术，在我游击战术下也无效，鬼子无奈何！

（1）因为今年地方民兵和军队配合得特别好，军队到哪里，民兵帮助警戒，绕开了敌人，领我们道，掩护群众转移，消灭汉奸活动。

（2）公粮制度特别好，不论到大小村庄都给军队准备好粮食、柴和菜，军队能够自由轻装转移打游击，可以不带粮食，哪里都可以吃到饭，哪里都有群众，哪里有困难都能解决。…（3）地方干部深入群众中进行宣传组织动员工作。战斗开始，从边府一直深入到行政村进行工作。

材料中说到的公粮制度，是为避免过度征发采取的对策，军队粮食由供给机关统筹，不得随意向百姓索取。

王庆生的日记记下了具体的保障措施：

“油、盐由供给处统筹发，粮食由连统发，发下什么吃什么。除个别人员须吃面，可由连调剂外，一概不准换面或换菜。如老乡给坏米时，可由连向村干部交涉，不得争吵。没菜吃时，不得各班动员或勉强老乡卖。”

清楚这样做的难度，特别强调：

“统筹是对的，但有困难。如发生困难，接济不上时，要了解、适当的认识困难，不要不满与发牢骚。”

无论实际贯彻如何，这种主动约束自己的自觉，日军难以望其项背。

另外，日军占领军的本性很难完全掩饰，注意到，日军在山西昔阳一带采取残酷的烧杀手段，因为这一带“为比较贫苦之地，敌人似无甚留恋，完全取摧毁的办法，使全县庐舍为墟”。

侵略本能的暴露，往往使精心营造的形象毁于一旦。因此，尽管日军做了很多努力，但如他们自己意识到的，在政治战中还是处于被动地位。

日军第六十三师团师团长野副昌德说得很形象：

“日军虽占有点与线，但处处薄弱，宛如赤色海洋中漂浮的一串念珠，情况十分严重。…敌人阴谋恐怖活动活跃，而我警备队则孤立无援。”

应该说，政治上中日两军的顽强竞争及努力取得的优势，保证了在军事上居于劣势的条件下，可以和日军在敌后形成弱平衡的局面，这种竞争不仅在当时，甚至在日后，也对的力量发挥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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