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伟大飞跃的根本原因50字(我国实现伟大飞跃的根本原因)
【提要】毛泽东领导党和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中国发展壮大，开创并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创立毛泽东思想；领导创建和不断发展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带领人民开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建立起独立的、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制定了“四个现代化”的发展战略。毛泽东从根本条件、政治保障、领导优势、思想指导、发展方向、物质基础、发展战略等方面，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奠基和探索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深入地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形成了体系完整、内容丰富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概括提出并深入阐述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是党的二十大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最新重大成果”。中国式现代化，是我们党在长期探索中经过万般磨难才取得的重大成果，我们必须倍加珍惜，并不断加以拓展和深化。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经过多年抗争，终于推翻了、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实现现代化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在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又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了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现代化建设奠定根本政治前提和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在这个长期历史进程中，毛泽东团结带领全党全国人民，从根本条件、政治保障、领导团体优势、理论思想指导、政治制度基础、社会发展方向、物质条件基础、发展战略方向等方面，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奠基和探索作出了重大贡献。
一、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根本社会条件和坚强政治保障
毛泽东出生在风雨如晦的年代，当时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因此，早在少年时期，毛泽东就树立了救国救民的远大抱负。1936年，他接受斯诺采访时讲过自己当时的感受：“我读了一个谈论瓜分中国的小册子……我甚至现在还能记得这小册子的开头第一句：‘呜呼，中国将亡矣！’……我读了这本书之后，我为我祖国的将来痛心，开始明了大家都有救国的责任。”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期间，他亲身经历军阀混战、外敌入侵、国家破败的现实，参加反抗“二十一条”的斗争，努力探索救国救民的“大本大源”。1920年，他在领导新民学会的过程中明确了“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目标，走上了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道路，开始投身中国革命实践，探索中华民族走出低谷、实现复兴的出路。
在长期革命实践中，毛泽东正确处理革命与工业化、现代化的关系，把现代化视为摆脱外敌侵略，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根本路径。他认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存在两个问题：其一，社会制度腐败；其二，经济技术落后。全世界几乎一切大中小国家都侵略过中国，接连不断的战争，使得中国的工业化缺乏发展条件和发展环境。所以，必须在取得革命胜利的基础上，把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推翻，才能把中国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国，在此基础上开展现代化建设。1945年，他在党的七大上提出，工业化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不懈追求，是党领导人民发展奋斗的一个基本方向。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除了要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国家，还要“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而只有当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了，政治条件达到了之后，政府和人民才能采取下一步措施，也就是在数年内，把中国的轻工业和重工业都建设起来，“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反动政府“一切依赖外国，它的财政经济政策是破坏人民的一切经济生活的。统治区内仅有的一点小型工业，也不能不处于大部分破产的状态中”。政治上不能够做到根本改革，生产力就逃不过被破坏的命运。这一点不仅体现在农业上，也体现在工业上。如果不打倒反动统治，工业化就不可能开展，农业国就不可能转变为工业国。为了实现“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必须彻底消灭一切反动势力，推翻“三座大山”的压迫，“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把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解放出来，成立一个真正独立的国家，这也是“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先决条件”。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再次强调，党领导人民取得革命胜利，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的政权后，要把那些零散的个体农业经济以及手工业经济，逐步引导着“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建立起独立而完整的工业体系，使我国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逐步向先进的工业国家转变。
在这种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明确方向和坚定意志的鼓舞下，党和人民在毛泽东领导下开展了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最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成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为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奠定了根本的社会条件。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推翻了“三座大山”，实现了民族的独立、人民的解放，彻底终结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屈辱历史，将西方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彻底废除，“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使中华民族获得了独立，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股探寻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强大社会力量。这一胜利，彻底结束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屈辱历史，充分激活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性。勤劳勇敢的中华儿女创造了自己的文明、自己的幸福，同时也向世界宣布，中国人民是爱好和平、自由的人民，不但要使自己的祖国安居乐业，而且要为促进世界的和平发展作出贡献。“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革命胜利之后，党领导人民进行全面的经济建设，紧随其后将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还实现了人民解放的目标，形成了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强大历史主体力量。这个胜利“彻底改变了近代以后100多年中国积贫积弱、受人欺凌的悲惨命运，中华民族走上了实现伟大复兴的壮阔道路”，扭转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趋势，彻底结束了几千年来少数人压迫多数人的情况，“中国的历史，从此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中国人民通过抗争战胜了自己的敌人，中国以一个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世界舞台上。在中国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大团结，从精神被动走向精神主动，从被蔑称为“”到真正成为历史创造者，历史主体性得到充分激发，形成了强大的历史自信和历史主动，释放出强大的主体实践力量。这是最强大的生产力，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最根本的力量之源。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政权，为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提供了坚实的保障力量。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是保障人民革命的胜利成果和反对内外敌人的复辟阴谋的有力的武器”。人民政府镇压反动派的权力，是维护人民根本利益免遭侵犯的重要法宝，“是一个护身的法宝，是一个传家的法宝”，在国外的和国内的阶级没有被彻底消灭之前，这件法宝“是万万不可以弃置不用的”。
二、为中国式现代化确立了突出领导优势和科学思想指导
毛泽东是中国的主要缔造者之一，并在长期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把党锻造成为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坚强有力的政党，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开创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领导基础。1920年，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后就提出，“要有一班刻苦励志的‘人’，尤其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没有主义，是造不成空气的……不可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这个“主义的结合”就是思想统一、团结战斗的先进政治组织。他积极建立长沙的早期党组织，并到上海参加党的一大，参与党的创建。建党之际，毛泽东高度重视党自身的建设，强调联络“真同志”，纯洁党的思想和组织，为党的长期发展注入红色基因。大革命时期，他强调必须坚持党的正确领导，“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土地革命时期，他致力于从思想上建党，创立思想建党理论，提出“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着力用无产阶级思想改造和纯洁党的组织和党员思想，洗刷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把一个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党建设成为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抗日战争时期，他提出党的建设是一个“伟大的工程”，“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是“一个光荣而又严重的任务”。他领导全党开展整风运动，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在思想领域、政治方向、组织结构等各方面都是完全成熟的、伟大光荣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成为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坚强核心。新中国成立前夕，他提醒全党，在胜利面前，我们的同志必须时刻保持警惕，那些“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都不能要，防止“糖衣炮弹”的进攻，就要牢记“两个务必”，要求党员们在思想作风上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在生活作风上要继续保持艰苦奋斗，不但要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还要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初步形成了执政党建设的思想。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他强调必须牢固坚持“中国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坚决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始终保持党的政治本色，加强党内监督，警惕和预防干部在经济上腐化腐败，在思想上变质变色，并提出了革命接班人的五条标准，即要懂马列主义，要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要团结大多数人，要讲民主，要作自我批评。
毛泽东的建党学说和创造性实践，在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得到继承与发展；在不同时期，党的建设这一伟大工程不断全面推进，中国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始终走在时代前列，领导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前进，是这条道路上的坚强领导核心，是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强大的领导优势，也是中国式现代化成功推进的根本前提。
毛泽东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思想大师，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作出了巨大贡献。他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事业，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科学命题，提出了命题的本质要求和发展方向的理论框架，还阐明了命题的根本原则和发展方法。他强调，“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换言之，就是要让它符合中国的特点，这是“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他强调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创造性地结合起来，让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中国扎根，形成“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同时，经过中国革命实践而形成的丰富经验，也要从经验的层面提升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高度，“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形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毛泽东还在哲学思想、政治思想、经济思想、文化思想、军事思想、党的建设思想等多个方面创立或发展了新的学说，形成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理论体系，成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指导中国革命取得伟大胜利。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又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和任务，明确提出并开启“第二次结合”的历史进程，创立了十大关系理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等，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
在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过程中，中国人根据不同时期的具体情况，对毛泽东思想进行了继承、创新和发展，并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不断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方面取得新的突破，使得中国式现代化的指导思想与时俱进，不断深化和发展。
三、为中国式现代化规定了根本制度属性和正确发展方向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明确提出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观点，指出“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新中国成立前夕，他又强调，“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就是说，在中国领导的新政权之下，我国将“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这些重大论断，阐明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根本出路和方向就是发展社会主义。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团结带领全党全国人民，大力推进“一化三改”，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使生产资料所有制从私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开创了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在中国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1955年3月，毛泽东在中国全国代表会议上提出，中国已经处在了新的历史时期，要让一个人口规模巨大的国家改变其历史方向和国家面貌，就“要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内使国家基本上工业化，并且要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完成社会主义改造”。这表明，中国在这一新的历史时期开始进入社会主义社会阶段，朝着新的目标发展。1956年，党的八大报告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国家的内外关系、社会性质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因为中国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得到了解决，在中国土地上实行了几千年的阶级剥削制度也随着新中国的成立、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而基本结束。此后，党开始领导人民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和工业化发展。因此，中国式现代化在开创时期就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制度属性。
在领导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过程中，毛泽东始终把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放在至关重要的位置，强调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建设就是要朝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方向努力，决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20世纪50年代中期，面对国际国内复杂形势，他毫不动摇地宣告，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他讲道：在推翻了“三座大山”的统治后，很多人对于中国的下一步究竟该向着哪个方向走，是向着资本主义走，还是往社会主义去，是不清楚的，而“事实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毛泽东强调，要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和优秀成果，但是这种吸收必须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前提下，根据中国需要进行独立自主的吸收，必须“洋为中用”，坚决反对“全盘西化”的主张，反对教条主义的学习。
在中国建设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党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的制度属性和发展方向。邓小平强调，必须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和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根本原则；江泽民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制度这个“画龙点睛”之笔；胡锦涛强调，科学发展观必须坚持以人为本这一本质与核心；习近平强调，要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的现代化。我们党始终以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和制度要求为基础，来促进现代化事业的深化与发展，毫不动摇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同时充分吸收世界各国现代化建设的优秀成果，牢牢坚持以发展生产力为基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从而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的特点包括：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有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体现出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而且立足于中国具体国情而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四、为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重要经济基础和有利物质条件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领导党和人民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创建了中国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得社会生产力实现了长足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奠基、开创和推进奠定了坚实经济基础，创造了有利物质条件。
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之后，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开展了大规模经济建设和全面的社会主义建设。探寻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是极其困难的，毛泽东领导全党全国人民对此进行了长时间的探索，历经曲折，在工业、农业、科技、国防以及文化、外交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从经济发展速度来看，国内生产总值从1952年的697亿元增长到1976年的2965亿元，年均增长5.9%，其中工业年均增长11.1%。社会主义工业化快速推进，工业摆脱了贫穷落后的面貌，工业体系和布局基本形成，钢铁、石油、化工、冶金、机械等行业均有较大发展，生产能力得到大幅提高。钢产量从1949年的16万吨增长到1976年的2046万吨，原油产量从1949年的12万吨增长到1976年的8716万吨，原煤产量从3200万吨增长到483亿吨。农业现代化实现重大进展，基础设施得到明显改善，机械化水平不断提升，1978年全国粮食总产量突破6000亿斤。科技现代化大力推进，科学技术的发展成果得到了广泛运用，国防尖端技术攻克难关突破封锁，取得了显著成效，国防现代化初具规模，成功发射了“两弹一星”，形成了强大的国防保障能力，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得到了大幅提高。文化教育卫生体育等事业不断繁荣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显著提升，从1949年到1976年，小学在校学生从2439万人增加到1.5亿人，高校在校学生从11.7万人增加到56.5万人，居民平均预期寿命从35岁提高到64岁。对于这些成就，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概括道：“党领导人民完成社会主义革命，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除了在经济建设中取得的物质成就，我们党还取得了巨大的独创性理论成就，这些成就和成果为其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作好了理论准备，也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特别是毛泽东领导党和人民正确处理农轻重比例关系，探索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从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之始，毛泽东就强调要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独立思考，走自己的路，开创符合中国具体实际的建设道路。1956年3月23日，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不应该照搬苏联模式，要根据实际情况作出中国人自己的思考，“探索在我们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1956年4月4日，他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强调，我们党一定要独立思考，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他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并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建设中几大要素的重要关系，制定了以工业为主导、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并且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前提下，坚持工业和农业并肩发展、重工业和轻工业并肩发展、中央和地方工业同步发展、大中小企业并举。他提出，要高度重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重视农业合作化，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农业现代化，这对工业化有着很大的全局性的影响。“工业和农业、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的农业改造这样两件事”，我们“决不可以只强调一方面，减弱另一方面”，要把这两件事情的关系处理好，绝对不能厚此薄彼，失之偏颇。
基于这样的思想，我国在发展国民经济和推进工业化的过程中，既没有照搬照抄苏联的模式，也没有不加改动地完全移植西方现代化的道路，而是形成了中国自己的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建立了一套独立的、相对完整的、具有本国特色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1979年9月29日，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大会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经过30年的奋斗，“我们在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这一重大成就为中国经济独立自主发展、为新时期开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奠定了坚实基础，时至今日依然发挥着至为关键的作用，使我们能够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应对美西方国家对我国的封锁、制裁和打压，能够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五、为中国式现代化制定了宏伟发展目标和长远发展战略
毛泽东曾多次强调，中国的繁荣和发展离不开现代化这一必然选择，而现代化又是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条重要路径。以此为根据，他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目标以及历史任务。1954年9月，毛泽东在第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提出，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周恩来对毛泽东这一思想作了进一步的阐述，提出要建设一个有“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的国家。党的八大以后，毛泽东对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目标和战略进行了反复思考和斟酌，提出要用50年到100年的时间，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强盛的、富足的社会主义国家。20世纪60年代初期，在经过实践曲折、多次调整和深入思考后，他作出慎重决策，明确提出要用100年左右时间赶超西方发达国家。1963年12月，他在总结近代以来中国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这也是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目标。从那时开始，这个宏伟目标就一直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不懈追求。在新中国成立后几十年的发展中，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根据不同时期的情况制定了阶段性目标并逐步实现，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对这个宏伟目标的持续深化和实践。
毛泽东在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之外，还基于当时中国的具体实际，领导制定并开始实施“四个现代化”的发展战略。1957年，他提出要“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1959年底，他又提出“四个现代化”的总体内涵，也就是在上述三个现代化的基础上又增添了国防现代化。1964年，周恩来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提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从而赶超世界水平，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前列。
毛泽东制定的四个现代化战略，绝不是凭空的想象，也不是凭着主观热情提出的空想，而是脚踏实地、立足于中国具体实际而制定的发展战略，是可以划分阶段且能够贯彻落实的发展战略。在制定并实施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时，毛泽东实事求是地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时间久任务重，想要从根本上改变中国落后状况，势必要耗费很长的时间才能实现。他多次谈道，中国是一个大国，但同时也是一个穷国，在建设社会主义、发展现代化方面没有经验，需要自主探索，这一定会遭遇很多的困难，必须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当时的中国，在经济上和文化上都还是比较落后的，因此想要“实现国家的富强和工业现代化，还需要很长的时间”，只有有了足够的时间才能够提高自己的经济水平和文化水平，才能够为建设现代化的工业和农业提供基础；中国有一句老话，叫欲速则不达，社会主义建设也是如此，特别是不能操之过急，“越急就越办不成，不如缓一点，波浪式地向前发展”。就中国的现实情况而言，由于“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可能会需要10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这种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落实到四个现代化战略上，就是分步骤推进的“两步走”思路。1963年夏，毛泽东提出，1963年到1965年的这3年，是一段过渡期，要继续坚持“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过渡时期结束后的15年内，初步形成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或是工业体系；此后，再用15年的时间，建成一个具有“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以上对数十年的规划，实际上就是“两步走”的现代化发展战略。周恩来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提出，我们要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这个时间不会太长。为了达到这样的目标，有两步计划：“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这是符合中国具体实际的战略安排，在实践中虽然受到很大干扰，但总体上还是得到了落实。到1979年新中国成立30周年时，我国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这个把远景目标与具体步骤相结合的战略安排，为此后党与时俱进地制定现代化发展战略提供了重要的方法参考和经验启示。20世纪80年代党制定的“三步走”战略，20世纪末制定的“新三步走”战略，新时代提出的到21世纪中叶将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两步走”战略安排，都体现了这种远景目标与具体步骤相结合的特点。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在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实践的基础之上，党的十八大后，党又在理论和实践上有了新的突破，中国式现代化得到了进一步的推进和拓展，形成了完整的发展道路和理论体系，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有力支撑。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参考文献：
[1]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
[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
[3]王立胜：《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人类文明新形态》，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22年。
[4]金民卿：《毛泽东现代化思想中的四个重要关系》，《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1年第2期。
[5]辛向阳：《中国的领导与中国式现代化》，《马克思主义研究》2022年第10期。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博士后、助理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授权】，转编自“马克思主义研究”，原刊于《马克思主义研究》2023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