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芦盐场是国企吗—长芦盐场全称
天下初定，虽然清廷继续延揽前朝故旧协助建立朝政，但是在差遣盐政御史上，也尽可能安排在关外时期与清人关系密切的人。关外时期，不少汉人移居辽东。
这些移居关外的人，他们对于中原文化与女真文化的非常了解。简言之，在清朝一统中原之后，曾经有不少这样的人担任朝廷官员，试图化解两种文化接触过程中产生的种种问题。
清嘉庆十九年两淮盐政阿克当阿奏折
顺治年间，差遣的御史，已知汉籍者名皆有功名，未知籍贯者8名都是汉姓人士，另有2名汉姓辽东人士。运使部分，汉籍者与辽东人各半。
康熙年间，随着三藩之乱平息，差遣内务府包衣担任盐政渐成惯例；并且，他们的出身也不断降低，顺治到康熙年间，差遣汉官多是举人或进士，雍正以后差遣满官都是生员或监生。
清朝内务府牌匾
顺治至康熙年间，长芦盐区偶有出现汉御史与满运使共事的情况，朝廷可能刻意借由这样的安排，让满运使监视汉御史。
三藩之乱，自康熙十二年（1673）爆发，康熙二十年（1681）平定。康熙二十年（1681）开始，扣除籍贯不详者，担任长芦盐政的满籍官员有27人，汉籍者为13人，比例是二比一。运使的满汉籍比例也是二比一。
总而言之，康熙二十年至六十年（1681-1701）扣除八旗汉军者，担任长芦盐政的汉人比率越来越低。雍正年间，长芦盐政几乎都由内务府包衣担任，盐政的任期也逐渐延长，担任长芦盐运使者满、汉兼有。乾隆年间，扣除回任者，共有22位官员担任长芦盐政。
一般而言，长芦盐政向由满人担任；然而，乾隆六十年（1795），方维甸（安徽桐城）担任长芦盐政。他是唯一一名由都察院推荐，再经皇帝钦点长芦盐政的汉籍官员，当时担任盐运使的是阿林保（正白旗满洲）。
一年后（嘉庆元年，1796）都察院循例更换盐政，皇帝仍一如往昔不按都察院推荐名单，依旧差遣董椿（正黄旗内务府汉军）担任盐政，同兴（镶黄旗满洲）任盐运使。换言之，清代统治者并没有因为方维甸的关系而改差汉官，长芦盐政依旧掌握在满人的手中。
至少从雍正朝开始，盐政常驻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官员回任的情况也很常见。迈色、莽鹄立、三保、伊拉齐、西宁都有2次回任的情况。以任期来说，西宁最久，穆腾额次之，其余都有2年以上资历。
清代宣统二年 督办盐政处 奏折
《大清会典事例》规定各省盐政皆有"特简之缺"。皇帝差遣御史的人选由内务府的"上驷院、武备院、奉宸苑卿、护军统领、骁骑参领及京察记名之郎中、员外郎特旨简放"。
对于皇帝而言，如果在不违背既定的差遣制度内，透过循序渐进的方式，安插内务府包衣担任盐政，不只能帮助皇室拓展经济需求，也显示清代统治者积极的控制财政最佳证明。
经过努尔哈齐、皇太极等人的长期经营之下，清朝建立之初，皇室财政与国家财政已有划分，避免重蹈明代宦官干涉国家财政，遂导致政权的衰败。朝廷将国家财政交户部管理，属皇室财政者由内务府掌理。虽然户部与内务府两个机构地位平等，公文互有往来。
事实上，只要对统治有利的政策，清代统治者从不分部、府之别，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之中。因此，从内务府包衣担任长芦盐政的情况看来，反映了清代统治者在承袭明代制度的同时，基于切身利害，逐步调整成合乎己用的制度。
虽然根据《大清会典》、《盐法志》记载与时事分析，已说明皇帝安插内务府包衣担任盐政御史的目的性，然而这样的立论稍显薄弱，也较难反应它在差遣制度实际执行过程中，造成何种程度的影响。基本上，中国传统社会中充满着各种私人关系，这些关系有亲疏、远近、上下之别。
或许从《宫中档》与《宫中朱批奏折》等史料中观察朝廷官员上奏皇帝的奏折格式，也能够推论出官员与皇帝之间的关系为何？
甚而，反应差遣制度实际操作情况。换言之，分析长芦盐政的籍贯，也许能理解满人统治原则。那么讨论奏折内官衔与称谓的写法，更可以说明显示长芦盐政与皇帝，到底是主仆关系，还是君臣关系呢？或许经过这样的讨论更能解释皇帝差遣长芦盐政的目的性。
如今长芦盐场
一般来说，朝廷官员上陈奏折时，他们都会在奏折开头先写上自己的官衔、称谓、姓名之后，再陈述所奏内容与目的。
根据这样的线索发现到凡是担任长芦盐政的内务府包衣，他们都会在奏折开头写上官衔之后，通常都会加注"奴才"两字。同一时间，翻阅其他官员的奏折，他们只称自己的官衔之后，则加注"臣"，而没有加注"奴才"。
"奴才"与"臣"两个词汇用法的不同，或许造就皇帝与官员之间存在亲疏、远近之别。对于日理万机的皇帝而言，待批阅的奏折千百件，奏折内凡是称"奴才"者，比起称"臣"者，自然优先被挑选出来批阅，更能获得皇帝的关注，或许借此分析能够反应清代奏折制度真实运作的情况。
事实上，"奴才"与"臣"的称法是有时间上的差异。顺治年间，担任长芦盐政者，奏折内皆称"臣"。由于史料的限制，不知道康熙朝的长芦盐政怎么使用官衔与称谓，目前只能借李煦担任两淮盐政的情况，说明他在奏折内怎么使用官衔与称谓。
康熙四十四年（1705）十月，皇帝任命李煦担任两淮盐政，李煦写了一份谢恩折。内文中，李煦称："恭请皇上万安。窃臣煦包衣微贱，素蒙眷养，管理苏州织造，愧无报称，今秋奉旨兼授两淮盐差。"李煦在文中一方面说自己是"包衣"，借以强调自己与皇帝是"主仆"关系之外，又自称为"臣"，显然李煦已坦言自己是朝廷官员，又是包衣奴才。
中国两淮盐运博物馆
康熙五十四年（1715）开始，李煦每次上奏，有时候称"臣"，有时候称"奴才"，两个词汇交互使用，似乎没有规律可寻。至少从雍正年间开始，长芦盐政在奏折内对于自己的称呼，逐渐从称"臣"而转称"奴才"。
雍正元年（1723）五月，皇帝特命莽鹄立（镶黄旗满洲）挟大理寺卿衔，兼理长芦盐政御史。雍正元年七月十三日，莽鹄立上奏称："长芦巡盐御史臣莽鹄立谨奏，为请饬抚臣另行委员摄理钞关事。"莽鹄立在奏折内一直称"臣"，他任职期间督导长芦盐法井然有序，商民两便。皇帝却不忘提醒莽鹄立勿操劳过度，应适时休息，要作朝廷官员的楷模。
雍正四年（1726）十二月，马礼善（正黄旗满洲）被任命为长芦盐政，他在奏折内一直称自己为"臣"。
雍正六年（1728）四月，齐士齐（正白旗满洲）上奏条陈时，奏折开头写了"巡视长芦等处盐课监察御史仍兼内务府郎中"。虽然齐士齐的写法些许透漏内务府干涉盐政之痕迹，但是他在内文中仍称自己为"臣"。
雍正皇帝剧照
直至雍正九年（1731）十一月，齐士齐报告养廉银使用情况时，他已改称："奴才齐士齐谨奏，为恭交养廉余银事。"
雍正十三年（1735）正月，三保在奏折开头称："长芦巡盐御史奴才三保谨奏，为据实奏闻事。"内文中，三保自称为"奴才"。之后接替三保担任长芦盐政的准泰、官达、安宁……等等，在奏折内都是写明自己的官衔之后，再加称"奴才"。例如：乾隆二年（1737）闰九月二十八日，准泰前往山东盐区巡视的奏折中，开头即称："巡视长芦等处盐政三品官奴才准泰谨奏，为奏闻事。"
乾隆元年至乾隆十八年（1736～1753）之间，历任长芦盐政在奏折内对于自己的称呼，都是先写长芦盐政，而后再称"奴才"。内文中也称自己是"奴才"。
乾隆十九年（1754）以后，历任长芦盐政者在奏折内都不写官衔了，直接称"奴才"。就称"奴才"而言，唯一的例外是乾隆六十年（1795），皇帝任命方维甸（安徽桐城）担任长芦盐政御史时。按奏折陈述方式，方维甸先写官衔，再写"臣"，绝不称自己是"奴才"。就陈述态度而言，他与皇帝只是单纯的君臣关系，而非"主子"与"奴仆"关系，似乎也带有"满汉"分别的意味。
总而言之，官员在奏折内一旦使用了"奴才"的称法，就是刻意强调自己与皇帝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深入调查这位官员的籍贯，大概都与内务府关系密切。或许，正是"奴才"与"臣"一词之差在奏折内产生不同的意义，不止是显示差遣盐政的目的性，也说明了满、汉官员与皇帝之间存在"君臣"、"主仆"、"满汉"等不同层次的认知与区隔。
清帝上朝剧照
事实上，称谓的差异性，不只是说明清朝统治者越来越了解差遣制度的重要性，也解释了长芦盐政越来越知道自己的角色与地位在哪里。
根据目前收集的史料来看，雍正年间，长芦盐政上奏内容比较偏向陈述公务活动，涉及内务府的事务比较少见，因此在称谓上多以"臣"代"奴才"称之。或许这种情况与清世宗推动各项改革政策有关，从而要求这些包衣必须严守分际，在差遣制度中做出某种程度的掩饰与妥协。
乾隆时代，或许皇帝比较没有祖、父辈的政治包袱，并且差遣包衣担任盐政已成事实，不需要在制度或法规上刻意掩饰了。简言之，在公务之外，清高宗能够放心地将诸多皇家事务，例如：皇帝出巡、上贡物件、修理行宫、买卖人参、出租引地、发商生息……等等交由长芦盐政办理，他们才会在奏折内以"奴才"代"臣"称之。
另一方面，清高宗畏惧他们假借皇帝之名长期在地方上胡作非为，也担心权力集中于一人之手而无法控制。换言之，差遣制度并未受到人事的影响而改变，依旧是一年一差，皇帝务必要让制度限制这些内务府包衣，他们才会兢兢业业服侍皇帝，获取皇帝的信任，才能继续留任，继续捞油水。
参考文献：
《明清政治社会史论》
《重修长芦盐法志》
《大清会典》
《石渠余纪》
《笔记小说大观》
《顺治康熙年间的财政平衡问题》
《中国文化新论制度篇：立国的宏规》
《大明会典》
《清代奏折制度》
《顺治年间长芦盐政题本》
《李煦奏折》
《宫中档雍正朝奏折》
《宫中硃批奏折财政类‧盐务》
《清代中叶以后重要税差专由内务府包衣担任的几点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