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大盐场的形成条件_各大盐场的形成条件是

盐课是清代赋税的大宗项目之一，当时全国划分为九个盐区及行盐销售口岸。然而，其他地区的盐商相比较两淮盐商而言，似乎名气并不大，其资本雄厚程度也远远不及两淮盐商，同样是盐商，为何两淮即扬州盐商具有如此的优势呢？

​清代素有“两淮盐课，当天下租庸之半，损益盈虚，动关国计”的说法。当时，扬州盐商到底聚敛了多少资本和财富，恐怕是难以用具体的数字来统计的，我们只能从一些零散的史料中获得一个粗略的认识。

据李澄在道光二年《淮鹾备要》一书中记述：“闻父老言，数十年前淮商资本之充实者，以千万计，其次亦以数百万计”。王赠芳在《从政录》中也有记载：“天下盐赋，淮南居其半，岁赋百三十万引。向来山西、徽歙富人之商于淮者，百数十户，蓄资以七八千万计。”富者千万，少者百万，这似乎被看作当时扬州盐商的一个概况。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清王朝处于全盛时期，户部存银也只不过是七八千万两，扬州盐商之富，真可谓是富可敌国了。

​扬州盐商在乾隆时期之所以能获得如此巨大的发展，除了清王朝“恤商裕课”的政策，给予种种优惠和特权之外，还有几个重要的原因。

第一，当时清王朝阶级矛盾相对比较缓和，人口大量滋生、繁衍，封建经济发展到一个新高度。扬州盐商独占着长江流域、江淮平原六省二百五十多个州县的食盐消费市场。这一地区正是清代经济发展最迅速、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清代的人口，乾隆初年约一亿左右，到乾隆末年将近三亿，六十年间人口增长了三倍，这就为食盐的消费提供了不断扩大的市场。

​此外，扬州盐商行盐到汉口，卸下淮盐，装上大米，返销长江下游。这就说明一些盐商还同时兼营粮食生意。他们除了从引盐畅销中获得巨额利润之外，又从经营粮米的商业活动中得了一份额外利润。

第二，清政府为了褒奖扬州盐商的捐输，对盐引频频加斤。特别是乾隆年间，加斤数目极为繁多，如乾隆三年（1738年）六月，每引加盐十斤，八月又加十斤。此后，乾隆历次南巡，都照例每引加十斤、二十斤不等。并规定所加之盐，“不在原定成本之内，俾得永沾实惠”。

由于每引盐斤两频增迭加，到嘉庆时两淮盐业已从清初每引二百二十五斤增至三百六十斤，但实际上远不止此数。道光时期两江总督陶澍在《筹议加斤减价兼疏积引折》中说：“商人赴盐场捆运，每引于定额三百六十四斤之外，任带加恩免盐二十斤。尚有包内所带之私，不下百数十斤，通计每引几至五百斤有零。”

​也就是说，本来只有三百六十四斤为一引，竟多至五百余斤。这不仅使扬州盐商节省了许多成本，多出大量的“无课之盐”，以及偷私之盐为扬州盐商获得了大量非法的厚利。同时又加重了对搬运工人的剥削，因为盐场搬运工人是以每引为数，而不是计算重量的。

第三，扬州盐商还通过贿赂盐官的办法，以多报少，所谓“奸商斤多，贿入可以填少”。在、共同作弊之下，盐商本身的猖獗也日盛。康熙、雍正时期曾一度想整顿盐务，但实际收效并不大。因为盐商说白了就是官商，正是有了盐官的庇护，所以两淮盐业成了一个弊端重重的死水潭。

​综上所述，扬州盐商在清政府“恤商裕课”政策之下，以层出不穷的舞弊等手段，加上从而攫取了惊人的利润。而同时期，其他几个盐区却没有两淮盐业这样得天独厚的条件，所以形成了挟资千百万的扬州盐商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