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理解
黄文涛系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中信建投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摘要
核心观点
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后，我们不断摆脱依赖人口数量、低劳动力成本、牺牲资源环境的传统发展模式，不断促成新旧动能切换，培育新引擎、构建新支撑。当前，新型工业化与产业升级、扩大内需战略与消费升级、区域协调发展下的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要素改革、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与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已成为我国经济长期持续健康稳健发展的五大新动能。
新动能之一：新型工业化与产业升级
人均GDP、产业结构、城市化率等指标表明，中国基本已处于或接近后工业化时代。新型工业化是接续传统工业化进程、具有“中国特色”的全新道路。新型工业化将创新作为第一驱动力，把握信息化、绿色化等发展方向，并注重实现“新四化”（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目前新型工业化的布局领域包括装备制造、原材料、消费品、电子信息、高技术转化应用等产业，锚定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的建设目标，未来的主攻方向为智能制造。
产业升级是现代化产业体系在“发展”层面的核心要求，也是新型工业化的核心内容。近年来已取得一系列历史性成就，但仍受到部分“卡脖子”技术的制约。中国产业升级的主攻方向是将发展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注重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等，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新动能之二：扩大内需战略与消费升级
历史上我国扩大内需战略几次有力地应对环境变化，实现了自身经济稳定和转型发展。2022年，中央发布《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推动新一轮扩大内需战略，将成为我国未来一个阶段增强经济发展韧性的重要驱动力。
我国已迈过消费率曲线U型拐点，转向消费驱动型国家，但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还未充分显现，成长潜力巨大，新一轮扩大内需战略从提升传统消费，扩大服务消费，培育新型消费，大力倡导绿色低碳消费、健全现代市场和流通体系、深化改革开放、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等几个方面进行了系统性部署，我国消费动能将充分激发。我国投资高速增长阶段虽然已经过去，但目前人均基础设施存量仅相当于西方发达国家的20%-30%，基建领域仍存在不少短板，制造业大而不强，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任重道远，关键领域、薄弱环节投资拓展空间仍大。房地产领域也可以在新发展模式之下寻找投资增长新动能。
新动能之三：区域协调发展下的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
新型城镇化是指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城乡一体化的城镇化模式，旨在推动城乡发展协调、城市化质量提升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乡村振兴战略自十九大提出以来，国家不断出台专项支持政策，强化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加强乡村振兴政策、资金、人才的持续供给。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则通过促进不同地区的协调发展，减少区域差距，提高整个区域的经济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水平。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与区域协调发展相辅相成，城乡新老基建、公共服务建设、农业现代化等仍有巨大发展机遇和增长潜力。
新动能之四：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要素改革
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后，经济运行面临的主要矛盾在供给侧，近年我国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持续推进创新型国家建设，不断提升供给体系的水平和质量，减少无效供给，为经济长期持续健康发展培育新动能、打造新引擎、构建新支撑。不断推动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提高土地要素配置效率，推动劳动力要素合理畅通有序流动，推动资本要素服务实体经济发展，大力促进技术要素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不断激发全社会创造力和市场活力，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新动能之五：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与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一带一路”倡议推动国际贸易质效双升，持续深入推进重点领域、重点地区、重点项目开展，带动高水平制度型对外开放。双边多边自贸区推动深化合作共赢，拓展贸易强国发展空间，当前我国已签署18个自由贸易协定，其中包括RCEP。自贸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积极推动改革开放先行先试，成为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的前沿，成为为加快建设贸易强国的有力抓手。我国继续合理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贸易和投资结构变化激发“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动能，人民币国际化有序推进，我国对外发展空间持续拓展和深化。
风险提示：消费动能不足，房地产景气度走弱，海外经济衰退。
目录
中国经济新动能（上）
中国经济新动能（下）
正文
中国经济新动能（上）
一、新动能之一：新型工业化与产业升级
（一）新型工业化：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任务
人均GDP、产业结构、城市化率等指标表明，中国基本实现了传统意义上的工业化。经典工业化理论认为，工业化进程一般可分为前工业化、工业化初期、工业化中期、工业化后期和后工业化五大时期。衡量一国的工业化水平或判定其发展阶段，一般是根据现有工业化国家的发展经验，从人均收入（人均GDP）、产业结构（三大产业占GDP比重）、空间结构（城市化率）等方面来进行。截至2021年，在全球217个国家/地区中，人均GDP在1万美元以上且人口总数超5000万的经济体仅有9个，分别是美国、德国、英国、法国、日本、意大利、韩国、俄罗斯和中国大陆。除中国外，其他八个工业国历史上人均GDP首次达到一万美元时，基本已处于或接近后工业化时代。2019年，中国的人均GDP（现价）也首次突破一万美元大关，同年城市化率达60.3%，基本符合工业化后期的特征（城市化率60%-75%），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占比GDP比重分别为7.0%、39.7%、53.3%，提前达到了后工业化时期标准（第一产业增加值占比低于10%，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高于第二产业）。因此可以认为人均GDP达到一万美元是中国基本完成传统意义上的工业化，开始由工业化后期向后工业化时代过渡的重要标志。而城市化、农业现代化相对滞后也是当前不容忽视的问题所在。
新型工业化是我国在传统工业化阶段提前做出并加以实践的战略选择。21世纪前十年，中国GDP增速进一步提升，重工业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逐渐上升到70%以上，资源环境约束趋紧，“先污染后治理”的传统工业化道路难以为继，客观上要求我国走出一条不同于发达国家的工业化道路。十六大（2002年）首次提出了“新型工业化”概念。相较于传统工业化，新型工业化更加强调与信息化融合、提高科技含量和经济效率、保护资源环境和充分发挥人力资源优势。十七大（2007年）围绕“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命题，强调把经济增长动力转变到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和三大产业协同带动上，大力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促进工业由大变强。这表明新型工业化开始成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核心内容。十八大（2012年）对新型工业化做出了进一步的设计和部署，要求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健康发展，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促进“新四化”（即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实现工业发展由数量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提升的转变。这表明推进新型工业化要符合新发展理念，一方面继续将科技创新作为新型工业化的第一驱动力，把握信息化、绿色化等发展方向；另一方面突出了“新四化”同步发展的重要性，即在推进新型工业化过程中注重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实现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而非孤立地进行。
新型工业化是接续传统工业化进程、具有“中国特色”的全新道路。理解新型工业化可以从“现代化”这一更大的维度来思考。根据习近平总书记的关键论断，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历时两百余年，接续实现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的“串联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并联式”的，即在不到百年的时间里推动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叠加发展乃至同步发展。这也是我国在完成传统意义上的工业化后，仍要继续推进新型工业化，并且要在这一过程中重视“新四化”同步发展的根本原因，体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从更现实的层面来说，在迈向后工业化阶段的同时，我国一方面正经历着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和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方兴未艾，这是其他先发工业国在历史同期并未发生的；另一方面我国还具有庞大的人口规模、相对突出的城乡二元结构以及区域发展不平衡等问题，此外还面临着全球产业结构和布局深度调整、大国竞争和博弈日益加剧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推进新型工业化也是我国未来中长期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任务之一。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上，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推进新型工业化这一重大发展任务。二十大在《十四五规划》基础上，提出到2035年实现“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形成新发展格局，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重要目标，并把“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作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首要任务。
新型工业化已取得历史性成就。十八大以来，我国新型工业化步伐显著加快。工业体系更加健全：拥有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666个工业小类，我国已成为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工业规模不断扩张：2022年我国工业增加值突破40万亿元大关，占GDP比重达33.2%，其中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27.7%，规模连续13年居世界首位。65家制造业企业入围2022年世界500强企业榜单，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已达7万多家。产业结构持续优化：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加快，数字化绿色化转型成效明显；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快速发展，新能源汽车、光伏产量连续多年保持世界第一。数字经济快速发展：截至2022年底，我国累计建设开通5G基站231万个，实现“县县通5G”“村村通宽带”，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技术领先的移动通信网络。全国在用数据中心超过650万标准机架，算力总规模位居世界第二。
目前新型工业化的布局领域主要包括装备制造、原材料、消费品、电子信息、高技术转化应用等产业。根据工信部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名录，截至2022年10月，全国共有445个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主要分布在装备制造、原材料、消费品、电子信息等11个行业及汽车、船舶、新材料等27个细分行业当中。从大的行业口径来看，装备制造工业（120家）、原材料工业（95家）、消费品工业（75家）、电子信息产业（52家）、高技术转化应用（39家）拥有基地数量最多，占比分别为27%、21%、17%、12%、9%。
新型工业化锚定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的建设目标，未来的主攻方向为智能制造。2023年3月，工信部部长金壮龙在《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一文中指出，新时代新征程上，新型工业化具有新的内涵和特征，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工业化，是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工业化，是坚持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依靠创新驱动发展的工业化，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工业化，是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促进绿色低碳发展的工业化，是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工业化。为了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文章指出要锚定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建设目标，全面实施制造业中长期战略和“十四五”发展规划，以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推进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加快建设现代化工业体系，夯实新发展格局的产业基础。
（二）产业升级：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核心要求
产业升级是现代化产业体系在“发展”层面的核心要求。现代化产业体系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基础，中国工业化、现代化的历史也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建设历史。近年来，党中央相继在十九大、二十大等重大会议上针对现代化产业体系做出重要论述。二十大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被进一步提上日程。在2022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一是确保国民经济循环畅通，确保国家安全，确保基本民生，确保基础设施、基础产业总体正常运转；二是加快实现产业体系升级发展，要在重点领域提前布局，全面提升产业体系现代化水平，既巩固传统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又创造新的竞争优势。可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要统筹发展与安全，安全是基础，发展是高度。产业升级则是“发展”层面的核心要求。
产业升级也是新型工业化的核心内容。本文把“二十大”报告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部分提出的要求看作当前中国产业升级的主攻方向。首先，将发展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其次，注重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等；最后，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不难发现，以上内容基本与推进新型工业化的发展要求相照应（具体见《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一文），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可看作“两化融合”（工业化、信息化融合）的“升级版”，后者是推进新型工业化的长期主线。
产业升级使中国工业的整体素质和国际竞争力显著提升。从二十一世纪初到现在，通过优先发展信息化产业、依托基础设施和重大工程优势振兴装备制造业以及大力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等措施，中国成功抓住了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发展机遇，不仅一步步成长为世界最大工业化国家，还逐步实现了零部件、中间品、高端装备等领域的国产替代，在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领域建设了一大批高起点项目，在高铁等领域成功实现了由“跟跑者”到“领跑者”的跨越式发展。制造业综合素质和发展质量再上新台阶，为中国由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转变增添了新动力。
部分“卡脖子”关键技术尚未攻克等问题制约着未来产业升级的推进。不容忽视的是，我国部分“卡脖子”关键技术依然受制于人，在国际产业链中的分工地位较低等问题长期存在，对未来产业升级推进和工业强国建设形成制约。以“卡脖子”技术为例，2018年我国中央科技新闻媒体《科技日报》发表了系列文章，对制约我国工业发展的35项“卡脖子”技术进行报道，其中包括芯片、传感器、光刻机、激光雷达等关键技术，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与讨论。从目前情况来看，我国至少已经攻克了21项关键技术，其他技术正在攻关或因其他原因而尚未公开。但需要指出的是，“卡脖子”技术基本为大类口径，某些技术的“攻克”只能表明我国目前突破了其中个别细分领域，或尚未实现规模性应用，距离完全自主可控仍有一定差距。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未完全攻克的“卡脖子”技术将是我国未来产业升级的重点领域。
数字经济使中国的产业升级具有时代特殊性。在2022年1月印发的《“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中，开篇便提出“数字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主要经济形态，是以数据资源为关键要素，以现代络为主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融合应用、全要素数字化转型为重要推动力，促进公平与效率更加统一的新经济形态。”《规划》一方面直接为数字经济下了定义，另一方面表明我国数字经济的发展是基于经济形态这一超长期的宏观视角来定位的。所谓经济形态，是一个时代居于主导地位的先进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综合，其发展演化往往以百年为单位。历史上看，人类社会自诞生之日起，先后经历了农业革命、工业革命和信息革命，与之对应的，经济形态由最初的原始经济，逐步演化至农业经济、工业经济，最后升级为数字经济。从这一视角来看，中国的产业升级进程横跨工业经济、数字经济两大时期，这是欧美日等先发工业国历史上未曾经历的，意味着我国的产业升级从规划到实践将更加与众不同。
数字经济是产业升级的重要基础，并具有拓宽边界、拔升高度等作用。参考中国信通院提出的数字经济“四化”框架：生产力（产业）层面的“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生产关系（制度）层面的“数字化治理”以及生产要素层面的“数据价值化”。其中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直接与产业升级相联系。数字产业化：即信息通信产业，包括电子信息制造业、电信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互联网行业等。目前，信息通信产业已成为构建国家新型数字基础设施、提供网络和信息服务、全面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性、基础性和先导性行业。因此数字产业化不仅是作为现代产业结构中的某些高附加值产业而存在，还是产业升级的重要基础，甚至部分决定了产业升级的未来高度。产业数字化：即传统产业应用数字技术所带来的产出增加和效率提升部分，包括但不限于智能制造、车联网、平台经济等融合型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产业数字化对于产业升级的影响更多体现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和赋能。一方面是培育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例如通过发展基于数字技术的智能经济，加快优化智能化产品和服务运营，培育智慧销售、无人配送、智能制造、反向定制等新增长点；另一方面是赋能传统产业升级改造，例如在工业领域，企业通过工业互联网将基础设施、管理、业务等部署到云端，利用网络便捷地获取计算、存储、数据、应用等各种资源，从而提升生产效率，激发生产活力。
结合新型工业化与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发展规划，本文认为，未来产业升级将主要在推动产业体系优化升级、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推进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三个方面进行。
推动产业体系优化升级：以制造业做大做强为核心。（1）坚守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巩固完整产业体系优势，保持制造业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基本稳定，避免经济“脱实向虚”。（2）加快改造升级传统产业，大力推进企业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推动钢铁等重点行业加快兼并重组，提高产业集中度，提升传统产业在全球分工中的地位和竞争力。（3）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增强新能源汽车、光伏、移动通信、电力装备等领域全产业链优势，打造更多中国制造名片。（4）培育壮大新兴产业，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等重点领域，加强技术攻关和成果转化，构建一批新的增长引擎。（5）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丰富完善应用场景，培育产业生态，抢占未来竞争制高点。（6）强化装备制造业特别是高端装备的关键支撑作用，实施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加快推进大飞机、“两机”重大专项，推动工业母机高质量发展，优化完善首台（套）保险补偿政策，加快发展高端医疗、先进农机等专用装备。（7）建设先进国防科技工业，巩固一体化的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8）大力发展生产务业，推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统筹发展与安全，稳链强链优化布局。（1）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聚焦事关发展和安全的战略需求，找准“卡脖子”、“掉链子”薄弱环节，着力补短板、锻长板，提升产业体系自主可控能力，保障极端情况下国民经济循环畅通。（2）围绕重点产业链深入推进“强链补链稳链”，发挥“链主”企业带动作用，强化产业链上下游、大中小企业协同攻关，促进全产业链发展。（3）调整优化产业链布局，加快建设一批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进一步提升战略性矿产资源供应保障能力，加强产业链关键环节产能储备和备份。（4）完善产业安全发展环境，开展重点领域产业竞争力调查和产业安全评估，建立健全产业救济机制和政策体系。
推进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产品服务升级+产业数字化+工业碳达峰。（1）瞄准产业升级和消费升级方向，加强质量品牌建设，增强高端产品和服务供给能力，不断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2）深入实施智能制造工程，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推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加快5G、数据中心等新型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和应用，深化工业互联网创新应用。（3）积极稳妥推动工业绿色低碳发展，深入实施工业领域碳达峰行动，全面推行绿色制造，提高工业资源综合利用效率和清洁生产水平，构建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绿色生产体系。
二、新动能之二：扩大内需战略与消费升级
（一）新一轮扩大内需战略将继续推动内需潜能释放、规模突破
从政策到战略，我国扩大内需内涵逐步拓展，经验不断丰富，成为增强经济发展韧性的有效途径。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发展造成较大冲击，我国提出“立足扩大国内需求，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发行长期建设国债、连续下调基准利率等，稳定了经济增长。经过一年扩大内需政策措施的实践，到1998年底，扩大内需逐渐被明确为一项战略方针。作为一项具体政策，扩大内需要通过一定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实现；而作为一项长期战略方针，扩大内需则包含了更丰富的政策内容，包括调整经济结构、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高度重视“三农”问题、大力开拓农村市场，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高度重视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高度重视就业和社会保障等民生问题等等，在实践中也是不断丰富、充实和完善的。2008年、2020年针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的冲击，我国坚持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实现了自身经济稳定和转型发展。
顺应国内高质量发展需要，应对国际环境深刻变化，新一轮扩大内需战略将推动未来内需潜能将不断释放。内需市场一头连着经济发展，一头连着社会民生，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将更高效率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广泛深远，世界经济增长不平衡不确定性增大，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层出不穷，我国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风险挑战增多，尤其占全球出口份额超过15%后，增长空间越来越逼仄，继续推动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将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2022年，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提出实施扩大内需战略的指导思想、工作原则、2035年远景目标、“十四五”时期主要目标、重点任务及具体举措，是对新时代扩大内需战略的全面阐述，将成为我国未来一个阶段增强经济发展韧性、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重要驱动力。
（二）全面促进消费，加快提质升级，消费动能将充分激发
我国已稳步迈入消费型社会，消费基础性作用已有更大的发挥空间。学界认为，一国前期工业化、城镇化会使得投资对消费有挤出效应，消费占比会走低。后期随发展水平提高，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提升，消费占比会提升，消费驱动能力增强。2010年之后，我国迈过消费率曲线U型拐点，最终消费增速逐步开始快于投资和出口，转向消费驱动型国家。最终消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连续11年保持在50%以上。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21年我国最终消费支出达到9.6万亿美元，排在美国之后，远高于日本、德国、英国、法国等国家，市场规模效应不断显现，消费基础性作用已有更大的发挥空间。
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还未充分显现，成长潜力巨大。从全球比较来看，我国最终消费占GDP比例约55%，相比其他国家明显偏低，主要发达经济体和金砖四国均高于我国，平均为77%。我国总消费率偏低，主要是居民消费不足，居民消费占GDP比仅38%，主要发达经济体和金砖四国均高于我国，平均为57%。消费率偏低使得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还未充分显现。此外我国有14亿多人口，2022年人均国民总收入为12604美元，距离高收入国家门槛值仅一步之遥，到2035年居民收入将再翻一番，我国还有4亿多人的中等收入群体，高质量发展将创造更多中等收入岗位和群体。我国超大规模人口优势不可取代，未来在收入增长和消费率提升的驱动下，消费规模大幅扩张的空间巨大，是世界上最有潜力的超大规模市场。
新一轮扩大内需战略系统性部署全面促进消费、加快消费提质升级，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将充分显现，消费的强大动能将充分激发。《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从提升传统消费，扩大服务消费，培育新型消费，大力倡导绿色低碳消费、健全现代市场和流通体系、深化改革开放、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等几个方面进行了系统性部署。既有供给层面提质升级的，又有需求层面夯实基础的，也有制度层面释放红利的，各方面推进落实的过程中，我国消费的动能释放必将同步显现，消费总量上将大幅扩容。
消费结构上将提质升级，品质消费、服务消费、发展享受型消费驱动增强。工业化进程可分为前工业化、工业化初期、工业化中期、工业化后期和后工业化五大时期，2019年我国人均GDP（现价）首次突破一万美元大关，城市化率（60%-75%）基本符合工业化后期的特征，产业结构（第一产业增加值占比低于10%，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高于第二产业）达到后工业化时期标准。国际经验表明，“工业化后期-后工业化”阶段将发生消费结构升级，表现在恩格尔系数呈逐年下降，消费结构优化升级，商品消费高端化，服务消费市场不断拓展，发展型享受型消费日益提升。我国消费者也正逐步从价格敏感转向品质敏感，从物质需求转向物质精神双需求，品质和性价比更高的商品和服务消费，文化、教育、传媒、体育、休闲、医疗消费等，市场机遇更加广阔，成为消费市场扩容和消费升级浪潮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和重点领域。
（三）优化投资结构，关键领域、薄弱环节投资拓展空间仍大
工业化、城镇化快速追赶，我国工业、基建投资曾保持高速增长。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发展道路，短时间内走过了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工业化历程，投资建成了规模最大、门类最齐全的工业体系，成为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工业经济规模跃居全球首位。我国也在短时间走过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城镇化历程，1978年至2022年，城镇化率从17.9%上升至65.2%，与发达国家差距明显缩小，城镇人口从1.7亿扩大至9.2亿，房地产、基础设施投资建设需求在这一过程中也大幅增长。
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投资空间和潜力仍大，未来新老基建、制造业投资规模将持续合理增长。投资高速增长阶段虽然已经过去，但目前我国人均基础设施存量仅相当于西方发达国家的20%-30%，并且在交通、水利、能源、生态环保、社会民生等基础设施领域仍存在不少短板，我国在基础设施领域投资仍有很大空间和潜力。《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提出，要持续推进重点领域补短板投资，加快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加强能源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完善物流基础设施网络、加大生态环保设施建设力度、完善社会民生基础设施；要系统布局新型基础设施，加快建设信息基础设施、全面发展融合基础设施、前瞻布局创新基础设施。
我国制造业大而不强，依赖核心技术的产品与高端装备等对外依存度高，存在“卡脖子”和“断链”的隐忧，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仍需要制造业投资发挥作用。《2021中国制造强国发展指数报告》显示，在参与评估的9个国家中，我国制造强国综合指数排在第4名，质量效益分项指数排在第7名。《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提出要加大制造业投资支持力度，努力增加制造业投资，围绕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建设制造强国，引导各类优质资源要素向制造业集聚。加大传统制造业优化升级投资力度，扩大先进制造领域投资，提高制造业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加大制造业技术改造力度，支持企业应用创新技术和产品实施技术改造。完善促进制造业发展的政策制度，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提升制造业盈利能力。加强制造业投资的用地、用能等要素保障。
除了制造业和基建领域的投资，传统的房地产投资也可以在新发展模式之下寻找增长动能。近几年来，由于地产风险事件频发，过往“高周转、高杠杆”的运行模式告一段落，地产行业投资增速大幅下行，至今仍在负增长区间低位徘徊。但我们认为当前地产行业的局促状态并非无可挽回，老树亦可开出新花。在旧的发展模式之下，金融、税收、土地、住房这四方面制度构建的四大支柱支撑了中国商品房市场20多年的蓬勃发展。但由于其重需求管理轻供给调节、重短期调控轻长效机制，因此也存在着房地产过度金融化、影响金融体系稳定，土地供需错配导致三四线高库存、一二线高房价，“重交易轻保有”的税收政策导致地方财政可持续性欠佳等风险。而在新的发展模式之下，地产行业的新发展模式基于保障民生与社会公平的发展目标，坚持“房住不炒”总基调不变，坚持“租购并举、租购同权”的施策方向，全面推进长效机制建设。
当前保障性租赁住房已经成为我国住房体系的重要组分和增量内容。当前我国的地产市场结构中，租房需求较为旺盛，人口净流入的核心城市依然面临租房供需矛盾。从国际对比角度看，中国城镇租户比例仅为发达国家水平的三分之一，未来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无论是租赁人口比例还是租赁房屋比例来看，中国均只有12.9%和17.2%，仅为美英日等发达国家的1/3左右，上海、深圳和北京等核心城市的租赁住房占比，目前也仅在20-30%左右。目前国家通过大力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面向大中规模城市的“新市民”群体，由住房租赁企业独立承担项目投资、建设、运营。当前全国已有近30个省区市出台了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的实施意见，40个重点城市提出了“十四五”保障性租赁住房的发展目标。住建部表示，“十四五”40个重点城市计划新增保障性租赁住房650万套（间），预计整个十四五期间保障性租赁住房会给地产投资带来新的增长动能。
中国经济新动能（下）
一、新动能之三：区域协调发展下的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
（一）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
十八大以来，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就是我们国家的重要方向。2014年提出新兴城镇化，2017年提出乡村振兴。2014年，国务院发布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该规划根据经济发展情况确定了城镇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并充分认识到城镇化所蕴含的巨大机遇。在准确研判城镇化发展的新趋势和新特点的基础上，规划提出了一系列条目，包括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优化城镇化布局和形态、提高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改革完善城镇化发展体制机制等。2017年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十九大报告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历史任务，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
2014年是新型城镇化的开端。2014年我国常驻人口城市化率超过55%，国务院发布《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标志着新型城镇化开端。以往的城镇化，更多的是工业化，以经济发展为主，而新型城镇化是指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城乡一体化的城镇化模式，旨在推动城乡发展协调、城市化质量提升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相比传统的城镇化模式，新型城镇化更注重保障农民工权益、促进城乡平等、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具有更加全面、综合的发展理念。这是中国政府开始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重要节点。
加快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促进城乡融合是重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指将原本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逐步转移到城市，在城市中寻找工作和生活，并最终获得城市居民身份和享有城市公共服务的权利。由于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越来越多的农民涌向城市，寻求更好的生活和就业机会。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很多农民往往无法获得城市居民的身份，也无法享受到城市公共服务的权利，导致他们在城市中的生活和工作受到很大的限制和不公平待遇。2019年以来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促进城乡融合多次被提到。十四五规划及二十大报告均强调了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建设，这些必然促进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民生（教育、医疗等设施）基础设施的建设。
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相辅相成。新型城镇化是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它的实施将有助于推进城乡一体化和可持续发展，促进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2017年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承接新型城镇化。同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出席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会议明确了乡村振兴时间表：到2020年，乡村振兴取得重要进展，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到2035年，乡村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到2050年，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全面实现。
农业安全重要性提升。2021年至今每年中央一号文件针对农村短板弱项、国家粮食安全等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出台专项支持政策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出乡村振兴的“十四五”远景目标纲要，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和《乡村建设行动实施方案》，这一期间政策以不同形式强调和明确了要强化农业农村优先发展，要加强乡村振兴政策、资金、人才的持续供给，为乡村振兴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支持。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正确认识和把握初级产品供给保障，要把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提高农机装备水平，保障种粮农民合理收益，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加强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助力乡村振兴。生活基础设施包括电力、通讯设施、医疗、教育等生活条件的完善可以提高生活舒适度；交通基础设施包括道路和桥梁的建设可以方便城市人员到农村旅游、购物、休闲等，促进城乡交流、融合。根据统计局数据，2012年以来，我国城市与农村人均医疗支出的倍数缩减到1.5倍，取得了显著成绩。
（二）区域协调发展下的重点都市圈
新型城镇化以及乡村振兴与区域协同密不可分。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是指在一个较大的地理范围内，通过政府、企业、社会等各方面的合作，协调发展不同地区之间的经济、社会、城乡、环境等方面，实现区域整体发展的目标。这种战略的目的是促进区域内不同地区的协调发展，减少区域差距，提高整个区域的经济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水平。
十四五规划中提到了19个城市群，其中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位于第一梯度，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长江中游经济带是优先发展五大重点城市群。19个城市群位组成“两横三纵”战略格局。建立健全城市群一体化协调发展机制和成本共担、利益共享机制，统筹推进基础设施协调布局、产业分工协作、公共服务共享、生态共建环境共治。优化城市群内部空间结构，构筑生态和安全屏障，形成多中心、多层级、多节点的网络型城市群。二十大报告再次强调“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
城市群对经济发展具有引领作用。城市群内的城市相互依存，形成了紧密的产业链和分工合作关系。不同城市之间的专业分工和产业互补可以促进整个城市群的产业协同发展，加快产业结构升级和转型升级。同时，城市群内集聚了大量的高素质人才，这些人才在城市群内的城市之间流动，促进了知识和技能的交流和创新。2022年我国24个万亿城市中，13个位于三大城市群，17个位于五大城市群。2022年上海、北京GDP总量到达4万亿，居所有城市前2位；深圳以3.2万亿居于第3位。重庆、广州、苏州、成都处于2万亿关口。长三角三省一市GDP占全国比重24%，珠三角广东省GDP占全国比重10.6%，京津冀三省GDP占全国比重8.2%，三大城市圈占经济比重超过40%。
我国众多城市群中，长三角城市群目前经济的带动力最为强劲。从GDP总量来看，长三角GDP总量占我国经济总量的四分之一，自身经济规模较大。地理上看，长三角位于长江经济带出海口，且位于东部沿海中心位置，交通便利，通江达海，拥有广阔的国内市场和海外市场，是我国双循环战略内外重要的节点。从科技创新能力来看，长三角自身创新能力较强，拥有复旦大学、交通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中国科技大学等众多顶尖高效及科研院所，研发创新能力一流。从金融条件来看，上海是我国金融中心，具有强大的金融资源以及资金体量，金融与产业政策融合较为紧密。
在科技创新领域，城市群也发挥着重要作用。上海市经济信息中心发布的《全球科技创新中心评估报告2022》，中国内地14个城市进入全球科创百强，分别是北京、上海、深圳、广州、杭州、南京、武汉、成都、合肥、重庆、西安、青岛、天津、苏州，均为万亿GDP城市。目前国内39所985高校、116所211高校中，京津冀拥有10所985高校、31所211高校，占比约四分之一；长三角拥有8所985高校、25所211高校，占比约五分之一；珠三角拥有2所985高校、4所211高校。三大城市群占比约二分之一。
整体来看，区域协同发展、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都与我国产业结构的深刻变化紧密相连，推动三大战略方针，促进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离不开新型基础设施建设。2020年以来，我国基础设施建设、城市市政建设也有较快增长，一方面推进经济复苏，另一方面推动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城乡结构、社会结构等的优化，是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三）新型城市化与乡村振兴的产业机会
新型城市化以人为本，加强公共服务，关注医疗教育投入。目前我国常住人口城市化率在65%左右，但户籍城市化率仅为46.7%（2021年），相差约18%。我国过去城镇化主要以工业化为主，城市发展对招商引资、投资的依赖度高。农村户籍人口进城，但相应城市服务配套较低。随着大量的人口利用，城市常住人口增加，对公共服务的需求日益增加。同时伴随着人口老龄化，医疗服务需求增长快于教育需要。
区域协同，城乡融合背景下，关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2022年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中提出的新型城市建设包括：（1）有序推进城市更新；（2）加强住房保障；（3）健全便民服务设施，包括养老、托育、家政、健身等设施；（4）开展燃气管道等老化更新改造；（5）健全防洪排涝设施；（6）增强抵御冲击能力；（7）提升智慧化水平；（8）推进绿色低碳发展；（9）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等九个方面。城乡融合方面要加强：（1）推进城镇公共服务向乡村覆盖；（2）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乡村延伸。
乡村振兴，关注农业现代化，推进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发展现代农业是提高农民收入，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的途径。当前我国农业基础设施仍有待于强化。2022年农业部印发《关于扩大当前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工作方案》强调在水利设施、高标准农田、冷链物流等领域加强基础设施建设。2023《一号文件》也再次强调大力发展现代设施农业以及加强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奠定农业强国建设基础。
二、新动能之四：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要素改革
近年来，在需求侧管理之外，我国也开始优化供给侧结构，提高生产力和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改革。包括通过降低企业税负和社会保险费率等方式，增加企业盈利能力和市场竞争力。以及通过淘汰落后产能、整合优势资源等方式，优化产业结构，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具体有以下举措：
持续推进创新型国家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我们提出并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进高质量发展，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制定一系列具有全局性意义的区域重大战略，我国经济实力实现历史性跃升，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下一阶段，我们要继续提高创新能力。首先，中国政府加大了对科技创新的投入。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政府的科技研发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一直保持在2.1%以上。此外，政府还出台了一系列的税收和财政政策，鼓励企业加大对研发的投入。这些措施的效果显著，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研发投入国家。其次，中国政府大力推进科技创新体系建设。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和应用。同时，政府还加强了对科技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建立了一批高水平的创新型企业和科研机构。最后，中国政府还积极推进知识产权保护。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法律和政策，保护知识产权的权益，加强了对侵权行为的打击力度。这些措施让企业和个人更加愿意投入到创新活动中来。
以高质量数据治理激活数据要素潜能。数据作为一个特殊的生产要素，具有规模效应，数字的竞争性弱，一旦产品被开发出来，每增加一个用户带来的额外成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所以边际成本接近零，规模经济效应极好，而这种规模效应在具有庞大市场规模的中国更有用武之地。在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方面，第一是推动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等方面的研究，输出优秀的数字政府、智慧城市、智慧农业等数字化解决方案。第二是促进公共服务，弥合数字鸿沟、推动数字减贫，利用数字技术提升公共服务水平，促进包容发展。第三是注重安全底线和反垄断的建设，提升企业在数据共享、技术创新、人才交流和投融资方面的合作。
在民营经济领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为民营企业提供更好的发展环境和政策支持。一是减税降费持续推进。党的十九大以来，中国开始实施减税降费政策，其中包括降低企业所得税税率、扩大小微企业享受减税优惠范围、减免社保费等措施，为民营企业减轻负担，提升其竞争力。二是深化商事制度改革，优化企业审批流程。2018年，中国推出商事制度改革方案，包括简化企业注册手续、优化公司章程等，大大降低了企业的注册成本和时间成本，方便了民营企业的创办和运营。三是推进“放管服”改革，精简行政审批程序，优化服务流程。例如，取消了一些不必要的审批环节，缩短了审批时间，提高了行政效率。四是加快了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步伐，推动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之间的市场化竞争，促进了民营企业的发展。
政府在产业链方面持续推进补链强链行动。一是主动推进新兴产业的发展。中国政府将新兴产业作为国家发展的重点，通过投入大量资源和资金，加强技术创新和人才培养，积极推进新兴产业的发展。比如，2015年出台了《中国制造2025》计划，旨在推进中国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促进新兴产业的发展，提高中国制造业的整体水平。二是加强对传统产业的优化升级。政府通过实施技术改造、优化产业结构、提高品质和降低成本等措施，促进传统产业的优化升级，提高竞争力。三是强化创新驱动发展。中国政府通过加大科技投入、深化科技改革、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措施，推进创新驱动发展。四是推进产业国际化。政府通过实施“一带一路”倡议和自由贸易区建设等措施，积极推进产业国际化。倡导和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去，积极参与全球产业链分工和合作，提高中国产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强化要素流通领域的建设，包括完善物流基础设施、促进物流信息化、优化物流服务等。这些措施有效提高了物流效率和质量，促进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首先，加大了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如修建高速公路、铁路、机场、港口等，提高了物流运输的速度和效率。其次，大力推行物流信息化，建立了电子商务平台、物流信息共享平台等，促进了物流信息的透明度和可追溯性。此外，还加强了物流服务质量管理，制定了一系列物流服务标准和规范，提高了标准化程度。
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劳动力要素合理畅通有序流动，人口、人才红利动能将继续释放。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指出，当前我国人口发展呈现少子化、老龄化、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的趋势性特征，要着力提高人口整体素质，努力保持适度生育水平和人口规模，加快塑造素质优良、总量充裕、结构优化、分布合理的现代化人力资源，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把教育强国建设作为人口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工程，全面提高人口科学文化素质、健康素质、思想道德素质。要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利用，稳定劳动参与率，提高人力资源利用效率。此前二十大报告也将“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强化现代化建设人才支撑”作为专章阐述。因此我国虽已走过人口总量持续扩张阶段，但人口质量、人力资源仍在提升过程之中。此外，从人口流动、分布看，当前在城乡、单位之间仍然存在不少阻碍劳动力要素畅通流动的体制机制性障碍，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潜力。由于依附在户籍制度上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差异，我国近3亿的农民工在劳动时间年限、劳动力供给稳定性、人力资本提升、促进消费投资等方面均受到制约。因此政府不断推动相关领域改革，2014年出台《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统一城乡户口登记制度，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2020年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要求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城市落户限制，试行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度。2021年国办发布《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总体方案》，要求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试行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度，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常住地提供，加快畅通劳动力和人才社会性流动渠道，促进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管理人才合理有序流动，激发人才创新创业活力。二十大报告指出，破除妨碍劳动力、人才流动的体制和政策弊端。总体上，政府着力深化改革，优化制度供给，推动劳动力要素合理畅通有序流动，深化教育事业改革，对于提高经济效率、提升人力资本积累、扩大内需均将发挥积极作用，使我国人口、人才红利充分释放，形成新的增长动能。
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经济循环动能和效率将进一步提升。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是我国双循环战略能够得以顺利推进的关键，但我国市场分割和地方保护仍然比较突出，要素和资源市场建设不完善，商品和服务市场质量体系尚不健全，市场监管规则、标准和程序不统一，各种要素的跨区域流动面临约束或障碍，制约了要素的市场化定价，损害了要素的最优化配置，超大规模市场对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作用发挥也不充分。2022年中央、国务院出台《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要求强化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统一、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推进商品和服务市场高水平统一、推进市场监管公平统一、规范不当市场竞争和市场干预行为，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高效畅通和规模拓展、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降低市场交易成本、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培育参与国际竞争合作新优势。总体上，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加快建设，可以充分发挥市场促进竞争、深化分工等优势，为各类市场主体投资兴业营造良好生态，在更大范围内优化配置资源，提高效率，形成供需互促、产销并进、畅通高效的国内大循环，增强对全球企业、资源的强大吸引力，成为我国经济增长、居民收入增加和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未来，中国还有一系列政策可以支持经济发展和结构转型，其中结构性货币政策受到多方面关注。一是可以支持经济增长，结构性货币政策可以通过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促进经济增长。例如，通过提高信贷投放的灵活性和有效性，以支持更多的投资。二是促进产业升级，结构性货币政策可以通过鼓励技术创新和研发，支持产业升级和转型。例如，通过提供降低企业的研发成本。三是优化经济结构，结构性货币政策可以通过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经济结构。例如，通过引导资金流向高附加值产业和服务业，降低传统产业的依赖程度，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四是可以帮助防范经济金融风险。结构性货币政策可以通过加强金融监管和风险管理，减轻经济风险。例如，通过加强对金融市场的监管和风险控制，防范金融风险的发生，保障经济的稳定和健康发展。
推动土地要素改革，释放土地活力。土地是五大要素中最基本的要素，对于欠发达地区和乡村地区而言，土地是其较为方便乃至唯一可获得和利用的要素。激活土地要素，资本、劳动力和技术等其他要素才会进一步涌入。此外，土地管理在我国一直是重要的宏观调控手段，相比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其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更为显著。在当前国内外形势复杂、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背景下，科学放松“地根”将对产业创新发展产生更直接有效的促进作用。结合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我们认为，土地要素改革还能继续释放经济活力：一是加强土地管理，完善土地利用政策。建立健全土地利用规划和管理制度，加强土地用途管制，严格土地审批程序，防止滥用土地资源和破坏生态环境。同时，鼓励农村土地流转和城市土地市场化，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和质量。二是推动土地市场化和规范化。加强土地流转市场建设，建立健全土地交易和评估机制，完善土地流转合同和权属登记制度，提高土地流转的透明度和安全性。同时，规范土地出让和收益分配，防止土地市场泡沫和腐败现象。三是加强土地保护和治理。加强土地资源保护，建立健全土地保护制度，加强土地利用监管和执法，严厉打击违法用地和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同时，加强土地治理和修复，提高土地质量和生产力，保障农业生产和生态安全。四是促进乡村振兴和城市发展。加强农村土地整治和流转，鼓励农民参与现代农业和特色产业发展，促进农村经济转型升级。同时，加强城市土地规划和管理，推动城市建设和产业升级，提高城市服务和生活质量。
三、新动能之五：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与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一）“一带一路”倡议成就斐然，构建国际经贸合作新格局
“一带一路”倡议推动国际贸易质效双升，带动高水平制度型对外开放。“一带一路”倡议十周年之际，中国已经与151个国家、32个国际组织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2021-2022年，中国与沿线国家年度贸易额从1.8万亿美元扩大到2.1万亿美元，增长16.7%，占我国外贸总值的比重达32.9%。同时，进博会、广交会、消博会、服贸会等一系列国际经贸盛会持续折射出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魅力。
“一带一路”持续深入推进重点领域、重点地区、重点项目开展，大型项目加速落地，“小而美”项目遍地开花。2022年，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1410.5亿元人民币，比上年增长7.7%，2023年1-2月，该数据为275.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7.1%。“一带一路”投资合作为沿线国家和地区添置了优质资产，增加了就业，改善了民生，也推进了中国和相关国家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一是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多项标志性重大项目稳步推进。陆路方面，中老铁路开通以来（截至2023年5月），累计发送旅客突破1600万人次。中欧班列2022年开行1.6万列，发送160万标箱货物。印尼雅万高铁2023年贯通，是东南亚首条最高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铁，成为“一带一路”建设和中印尼两国务实合作的标志性项目，也是中国高铁首次全系统、全要素、全产业链在海外建设项目。佩列沙茨跨海大桥实现了克罗地亚连接南北领土的夙愿，2022年7月开通以来车流量超50万车次。港口方面，巴基斯坦瓜达尔港、柬埔寨西哈努克港、希腊比雷埃夫斯港及尼日利亚莱基深水港等项目稳步推进，相关港口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水平不断提升，推动海上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二是能源合作方面，共建“一带一路”十年来，各国广泛开展能源贸易、投资、装备、技术、标准等领域合作，能源务实合作基础不断巩固。据了解，十年来中国先后与9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建立政府间能源合作机制，持续扩大“一带一路”能源合作朋友圈。十年来中国与有关国家建成了中亚—俄罗斯、中东、非洲、美洲、亚太五大油气合作区。电力合作取得长足进展，新能源出海空间广阔，中国与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了绿色能源项目合作，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绿色低碳能源投资已超过传统能源。巴西美丽山水电站、阿根廷胡胡伊省高查瑞光伏电站、埃塞俄比亚阿达玛风电等一大批清洁高效质优的绿色能源项目相继建成。
三是资源开发方面，充分发挥我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优势互补，拓展矿产资源合作空间。能矿领域已成为中国在中亚投资最多的领域。中国与中亚、非洲及南美等区域实施了一大批标志性合作项目，刚果（金）迪兹瓦矿业的铜、钴，秘鲁的特罗莫克铜矿等联合开发均有序推进。
四是境外经贸合作园区致力实现互惠共赢。截至2021年底，中国企业在共建国家建设的境外经贸合作园区累计投资超过430亿美元，为当地创造了34万多个就业岗位，中国-白俄罗斯工业园、柬埔寨西港经济特区和中埃（及）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等已经成为深受欢迎的国际合作平台。
五是文化和民生合作亮点纷呈。“鲁班工坊”等10余个教育合作和文化交流品牌逐步形成，菌草、杂交水稻等“小而美、见效快、惠民生”的项目有效增进了共建国家民众的获得感。
新形势下，“一带一路”建设带来新机遇。未来，基础设施建设的联通效应将为我国与相关国家的经贸联系带来持续的收益，东南亚、中亚等周边地区有望继续成为共建“一带一路”的亮点。海陆新通道的加快建设也为进一步拓展海外贸易和投资合作奠定基础，而“小而美”的民生和文化项目合作空间巨大，多层次对外合作的格局有望进一步打开。
（二）贸易和投资环境持续优化，推动对外开放再上新台阶
双边多边自贸区推动深化合作共赢，拓展贸易强国发展空间。当前我国已签署18个自由贸易协定，其中包括RCEP。2022年我国对RCEP其他14个成员国进出口12.95万亿元，增长7.5%，占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的30.8%。中国对8个RCEP成员国实现了两位数的贸易年增长率，其中对印尼、新加坡、缅甸、柬埔寨、老挝的贸易额增幅超20%。同时，中国对RCEP成员国非金融类直接投资达179.6亿美元，同比增长18.9%，中国吸收其他成员国直接投资235.3亿美元，增长23.1%。2022年，中国出口企业累计申领RCEP项下的原产地证书和开具原产地声明共67.3万份，享惠出口货值达2353亿元人民币，享受进口国关税减让额15.8亿元人民币。中国企业享惠进口货值则达到653亿元人民币，享受税款减免达15.5亿元人民币。同时，我国正积极推动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以及与韩国、新加坡、海合会、以色列、尼加拉瓜等25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自贸协定谈判或升级谈判。正积极推进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
自贸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积极推动改革开放先行先试，成为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的前沿，成为加快建设贸易强国的有力抓手。自2013年我国启动自贸试验区建设以来，统筹推进21个自贸试验区建设，已经实施、形成并向全国复制推广了278项制度创新成果。全国20余家自贸区(港)以不到全国千分之四的国土面积，贡献了全国17.9%的进出口额，吸收外资占全国的18.1%。海南自由贸易港与多个国际国内自贸区(港)共同发起《全球自由贸易区(港)伙伴关系倡议》，倡导全球自贸区(港)展开合作，包括各方加强航空海运网络、物流、跨境电商等领域合作，提供高效快捷的通关便利服务，各方开展产业园区跨境或跨区合作，促进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方面国际合作，致力于实现可持续发展，开辟更大发展空间等。
继续合理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2017年至今，我国连续5年缩短负面清单，自由贸易试验区负面清单由最初的190项缩减到27项，全国负面清单由90项缩减至31项，实现了自贸试验区负面清单制造业条目清零。未来，我国将继续贯彻稳外资政策，合理缩减负面清单：一是进一步深化制造业开放。二是自贸试验区探索放宽服务业准入。三是提高外资准入负面清单精准度。四是优化外资准入负面清单管理，做好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与市场准入负面清单衔接。
（三）国际形势变局频现，拓展海外发展新空间
贸易和投资结构变化激发“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动能。一是欧洲产业转移给我国产业升级带来机遇。随着欧洲能源和劳动力成本大幅上升，产能转移倾向日益明显。美国、中国、东欧及北非成为产业转移目的地。韩国、德国、英国和日本取代亚洲国家，成为我国2022年FDI增速最高的来源国。2023年1-3月，法国、德国对华投资同比分别增长635.5%和60.8%。此外，英国、加拿大、日本、瑞士、韩国对华投资也分别增长了680.3%、179.7%、47.7%、 47.4%和36.5%，“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增长27.8%。
二是中东国家与我双向投资亮点频现。近年来，中国稳居阿拉伯国家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对外工程承包和产业合作蓬勃发展，双向投资稳步上升。随着2022年底中阿峰会成功召开，外交领域重大成果落地有望推动中海自贸区谈判取得实质性新进展，2023年一季度，沙特阿美在华投资总额超1000亿元人民币，先是宣布投入122亿美元，在辽宁盘锦成立联合全资子公司，随后，沙特阿美与荣盛石化签署协议，拟以现金246亿元人民币收购荣盛石化10%股权。未来，双方在采矿、基建、电商、新能源等产业领域发展空间巨大，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沙特“2030年愿景”等中东国家经济转型方案有望继续深度对接。
人民币国际化有序推进，行稳致远。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正步入新阶段，实现从“结算货币”到“计价货币”再到“储备货币”的发展。目前，已有60多个国家将人民币计入外汇储备。2022年5月，IMF将人民币在特别提款权（SDR）中的权重由2016年的10.92%上调至12.28%。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在俄罗斯、阿根廷、中东和巴西都取得长足进展。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在新的机遇挑战下，预计将加快推进各项支付结算基础设施发展，稳步提升人民币在国际市场的使用。
积极拓展国际发展空间，推动金砖、上合等国际组织扩容，推动完善多边合作框架。作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合作的重要平台，金砖、上合等组织致力于维护多边主义，积极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提升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已经成为国际事务中积极稳定和建设性的力量，更受到广大发展中国家重视。我国积极参与金砖、上合等国际组织的发展，支持相关组织扩容工作。当前阿根廷、阿尔及利亚、土耳其、印尼、委内瑞拉等十余个国家均已提出申请加入“金砖”。目前，上合组织正式成员有9个，分别是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印度、巴基斯坦和伊朗。其中，伊朗是2022年刚刚接纳的新成员，其法律流程将在2023年7月完成，而白俄罗斯的加入程序目前也已经正式启动。
风险分析
消费复苏的持续性仍存不确定性。今年以来，居民消费开始回暖，是疫后短期集中性、一次性的释放，还是能持续性的改善，仍需密切跟踪。消费如再度乏力，则经济回升动力将明显减弱。
地产行业能否继续改善仍存不确定性。本轮地产下行周期已经持续较长时间，当前出现短暂回暖趋势，但多类指标仍是负增长，未来能否保持回暖态势，仍需观察。
欧美紧缩货币政策的影响或超预期，拖累全球经济增长和资产价格表现。
地缘政治冲突仍存不确定性，扰动全球经济增长前景和市场风险偏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