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史学者熊月之谈上海开埠之初的难事、趣事与意外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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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3年，上海被开辟为通商口岸。自此，上海迅速崛起成为中国最大的都市，成为举世闻名的多功能中心城市。

今年正值上海开埠180周年。中国城市史研究会会长、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上海江南书院院长熊月之12日对记者表示，中国社会在鸦片战争以前，本身就存在对外通商的实际需求；五口通商之初，上海行政地位，远不如广州、福州那么高，但上海地方官考虑问题更接地气、更接商气。“这也是上海开埠以后华洋关系、官商关系相对和谐的原因所在。”这位学者指出。

记者当日获悉，由教育部基地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上海大学江南文化研究中心(筹)、上海江南书院等共同主办“上海开埠180周年——《讲好上海故事》”系列活动，希望展现上海最鲜明的品格：开放、创新、包容，以提升城市软实力。《讲好上海故事》系列活动第一讲在张江科学城党群服务中心开讲，熊月之讲述了“上海开埠初期的难事、趣事与意外事”。

熊月之表示，1843年以后到1864年的二十来年间，上海实际上有过两次开放：第一次开放，即开埠通商，设立租界；第二次开放，即1853年以后租界向华人开放，华洋混处。第一次开放，决定了上海与外部世界特别是欧美世界的联系，第二次开放，决定了上海城市内部的结构，奠定了上海在整个中国的特别地位。

这位学者指出，前一次开放，上海地方政府在维护国家主权的前提下，平实地履行国际条约，通过华洋分处、分设海关、划定租界、避免冲突等方式，平缓地度过了因开埠带来的冲击，在被动中有主动，营造了较为宽松的营商环境，也顺应了江南地区投身国际贸易的内在需求。当租界成为华洋混处的共同空间后，国际、国内多种因素错综复杂作用的结果导致中外利益共同体的形成。熊月之认为：“这是寓居在上海的外国人，与寓居在上海的江南人，讲究实际的智慧结晶。这是一种自发的社会秩序。也可以说，这是当时寓居在上海的中外商人的智慧结晶。”

1853年，上海对英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已经超过广州，跃居全国第一。到19世纪50年代末期，在中外经济、政治、文化联系方面，上海在“五口”中已处于遥遥领先位置。五口通商，为何上海独盛？对此，多年研究城市历史的熊月之认为，综合而言，这与地方民情风俗、文化传统，地方官处理事务的眼光与能力，都有关系。就营商环境而言，上海最为卓越。上海开埠以后，外商很快就来到上海，并自行租地。

这位学者解释，当时，上海道台宫慕久在处理涉外事务时，努力营造中外和谐的氛围。他在上海严禁民众称外国人“鬼子”，同时果断处理突发事件。上海开埠后不到一个星期，发生过一件事：有两个中国儿童被洋人鸟枪射伤，肇事者逃逸，不知踪影。宫慕久照会英国首任驻上海领事巴福尔，要求严肃处理。与此同时，除了赔偿重伤者，巴福尔制订了“鸟枪管理条例”，对打猎的具体地点、打猎申请手续、打猎监督等，做出详细规定。

上海开埠以后，也发生过一些现在看来的趣事。“最早抵达当时上海县城的外国人，都是英国人，他们身材高大，皮肤白皙，高鼻、深目、卷发，与中国人相貌颇为不同。开埠以后的上海本地人，第一反应是好奇、围观。最初几天，有大批的居民，男女老幼都有，川流不息地走进外国人所住的房子参观。上海人商业头脑向来发达。见有那么多人喜欢围观西洋人，有人就明白这是个商业机会，于是动了赚钱脑筋：卖票，有偿参观。”熊月之指出，“对于这则史料，不少人曾表示怀疑，但是，后来看了外国人的通信，特别是他们写的笔记，这才得到证实，确有其事。不光在上海城里是有偿参观，在乡下，也是一样。”

据悉，中国自宋代以后，江浙一带、闽粤一带，便涌动着广泛的对外贸易需求，从丝绸、茶叶到陶瓷等，宁波、泉州、广州等地，都曾是远东重要的国际贸易基地。熊月之告诉记者，在上海正式开辟为通商口岸以前，已有中国商人向上海道台提出申请，要求开设商号，从事对外贸易。中国商人在开埠初期的对外贸易中，作用非同一般。在英国商人还没有立稳脚跟之前，张新贤等一批中国商人，已经捷足先登，率先来到上海，设立商号，积极投身中外贸易。这表明中国社会本身存在对外通商的实际需求。

外国人如何看待上海人与广东人的不同特点？熊月之说，在外国人看来，上海人和广东人，不但口语像两种欧洲语言那样地各不相同，天生的特性也各不相同：广东人好勇斗狠，上海人温文尔雅。他援引美国历史学家丹涅特关于上海对于美国人的吸引力的评论：“上海，作为一个外国社会来说，是一切从新做起，没有广州那些根深蒂固的传统……上海呼吸到比较自由的空气，在这种环境下，生活各方面都比较安适。对于美国人而言，这个地方似乎特别称心如意……”(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