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陇南四合村：一个西部乡村的困局与挑战
【编者按】地处秦巴，融合藏回。南北交融，古今并存。作为中国文化的主要发源地之一，甘肃陇南一直是历代文人学士心往神驰，吟咏称颂之地。独特的地域环境与深厚的文化积淀，让陇南在中国西部的广大县域中备受瞩目。
习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高层会议上，聚焦现实而具体的民生问题，强调指出，“保持经济增长速度、推动经济发展，根本还是要不断解决好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突出问题”。这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新思想新理念，积极回应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关切和诉求。
作为一个文化传承源远流长的地区，记者在采访中发现，甘肃陇南的民生问题依然严峻，在各方利益的诉求背后，暴露出来的问题触目惊心，有的甚至还在继续恶化之中——比如尽管多次被媒体曝光，但当地基层乡镇村干部问题仍层出不穷，个别村庄甚至直观呈现出村支部主要负责人与地方不明身份人员合力侵占村集体利益的趋势;部分老党员数年无法参与党组织建设，直接折射出当地基层党组织建设与村民自治备受挑战;上访人员被“恐吓”、“殴打”等等，无不映射出这个中国西部人文荟萃之地所面临的民生困局以及吏治挑战……
短短几天的采访，四合村的现状在陇南市乃至甘肃省究竟是个案，还是冰山一角，我们无法得知。但是，透过现象看本质，我们看到是，作为整个国家民族精神与希望的最后一道防线，不管从国家层面，还是从党建层面，中国乡村的建设都关乎到民族根本，国家根本，党执政之根本。
“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于国家层面，2017年1月6日至8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共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则在《会议公报》中明确指出：“民心是最大的政治，要把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落实到基层，厚植党执政的政治基础。”“要推动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一级级向基层延伸，让广大群众在全面从严治党中增加获得感，不断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对此类问题做了标本兼治的部署。而在地方层面，人民的心声、心愿、心念，能否得到重视?地方政府能否做到增强人民群众对政府的信心、信任和信赖?地方政府能否破处既有枷锁，亡羊补牢，坚守正道，直面问题，解决百姓之民情、民瘼?能否真正落实党中央一系列为民务实的好政策?上述问题显然更为值得关注。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说“民生连着民心，民心关系国运。”信哉斯言!
——编者
图说：
(瑞映千秋牌匾下的张六有老人神情落寞的坐在已是危房的屋檐下，每一天，他都望着山下的大路。)
张六有老人的房子在村子的中间，每天早晨，打开门他就能看到太阳从东方升起，看着村子里的人们开始一天的劳作。每到黄昏，当霞光黯淡下去的时候，张六有则安静地看着自己已经生活了70多年的村庄进入梦乡，然后关上门，继续等着新的一天的到来。
夏天的时候，他会起的很早，把院子打扫的干干净净;冬天的时候，他则会在门口生起火盆，抽着烟，看着人们忙忙碌碌的一天一天过去。
有时候他怀念自己年轻的时光，他说，他是“老党员”了。
有时候，他会想起他的儿子，外人说，他儿子去外面打工出意外死掉了。
“儿子一死，儿媳妇一个女人家带着两个孩子，养着公公婆婆两个老人。”村民们对记者说。
有的时候，老人会想到自己已经住了30多年的房子还能撑到什么时候。
老人对看着记者的眼睛说，每一天，他都会早起，开开门，放好火盆，然后安静地坐在门口，看着山下的道路，“我看看有没有人来解决我们的问题。”“我要看看，党还管不管我们这些几十年的老党员。”
初冬的太阳已经爬上了村子的山头，阳光洒在山谷中，呈现出一片歌舞升平，远山悠远，阳光斑驳。这一刻，没有人理解张六有的心情，当然也很少有人知道，和他一样有着类似遭遇的并不仅仅是他一个家庭。
接受采访的人们说，“因为这里是甘肃陇南的四合村。”
祸起汶川地震
张六有村子所在的区域——武都区为陇南市委、市政府所在地，位于甘肃省东南部，地处长江流域嘉陵江水系白龙江中游，秦巴山系结合部，是甘陕川三省结合部。
据武都政府网信息显示，武都区是国家级贫困县，也是全省贫困村最多、贫困面最大的县(区)。全区贫困村287个，贫困人口11.81万人，贫困村占全区建制村的44.15%。
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县发生新中国成立以来破坏性最强、波及范围最大的8级大地震，造成四川、甘肃、陕西等多个省市不同程度受灾。张六有老人所在的陇南市武都区也在受灾范围之内。
地震发生后，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甘肃省委、省政府举全省之力开展了抢险救灾。
2013年，在“5·12特大地震五周年座谈会”陇南市委书记孙雪涛公开表示，“5·12”地震，让甘肃陇南成为除四川主震区以外受灾最严重的地区，全市因灾遇难337人，受伤7286人，116.52万间房屋倒塌，大量基础设施损坏。在中央及甘肃省政府的支持下，武都区在2008至2013年的5年灾后重建期间，就密集投入390多亿元，重点改善全市城乡居民住房、基础公共设施等。
也就是在汶川地震那一天，张六有老人已经修建了近30年的房子成了危房，但直到今天，他的住房仍没有被“改善”。在现场，记者看到，房屋已多处破损，斑驳的墙面上，墙体的裂纹触目惊心。部分接受采访的四合村村民感到，他们的日子也没有改善多少，更没有感受到，孙雪涛书记口中所说的“住房改善”。
实际上，和张六有老人几乎有着同样境遇的家庭，在陇南市武都区姚寨镇四合村，没有享受到灾后住房重建补助款的家庭，并不在少数。有些条件稍好一些的家庭，试图自己重建房屋，却又接连被村里强制拆除，个别家庭甚至达到了无家可归的地步。
石伟强、张都民都是四合村村民，汶川地震后，面对已经摇摇欲坠的房舍，他们曾试图重新修建，被接连两次被村里强制拆除。“两次重建，已经身无分文了。”张都民的父亲张全德老人说。现在他的家，是活动板房与帐棚临时搭架起来的。
80岁高龄的村民石章合，在地震后，则以一座自己搭建的土坯茅草房和一座有石棉瓦顶棚的小平房度过了汶川地震后的8个年头。在这里，他看着自己弟弟石章友离开这个世界。
而就在同村的另外一些家庭，却和上述的几个家庭有着完全不同的遭遇。
村里面开始传言，“原村支书记石任德(又名石云飞)，村主任马成林在任职期间，大肆贪污侵吞公私财产，弄虚作假，用假名假册、虚报假报，骗取各项资金和款项。”
对于传言，村民们开始也没有真正关注，但接下来一两年的事实则不断在验证着“传言”的真实性。
(图说：老党员、村民马文彩指着他们的房子向记者诉苦。)
七年上访之路
2016年8月，一则题为《陇南:“土豪”村支书涉嫌骗取国家补贴资金数十万》的报道引发媒体的关注。
在报道中，记者看到：“与石章合等人的遭遇有着天壤之别的是，‘5·12’大地震后，当了几十年四合村村支书的石任德却突然‘发达了’。”
而在村民的举报材料中，记者则看到：
村支书石任德四合村上黄三社村头私自侵占集体土地约10亩，修建了“名苑山庄”;又在上黄大阔梁公路旁边侵占退耕还林地约30亩，修建了一栋房屋，包括其妺父宗红林的“紫云山庄”在内，均属乱修、乱建的违法行为，无任何行政机关追究其责任。
“紫云山庄”是村干部石任德及其妺父宗红林以修建“陇南市紫云养老院”向政府申报的规划项目，占地面积12.7亩，主要包括三栋老年公寓和医疗保健楼、综合楼，以及食堂、棋牌室等配套设施。项目总投资0.7982亿元，其中企业自筹0.2亿元，银行贷款0.5982亿元。“但实际一个老人也没有这面居住养老，他们在私自经营‘农家乐’。”
……
一边是触目惊心的贫穷，一边是豪宅高耸的富贵，与此相伴的，还有村子内明显感知到的百姓对基层政府的不信任，不断撕裂这个原本淳朴村庄的民心。
实际上，也正是和石任德大刀阔斧开始修建“名苑山庄”同步，2010年开始，四合村众多的村民就开始自发组织向上级部门举报村委会的种种问题。
“我们连年向区委、市委上访控告，”
“但一直没有结果。”
“没有人给过我们一次明确的答复。”
在记者的采访中，明显感受到了他们的无奈与悲怆。
然而，恰恰是在连年上访无果中，四合村村民所收集到的上访材料欲来越多，“村里面的干部，胆子大到我们都不敢想象了。”他们说，“我们敢说，他们已经形成一条很隐秘的利益链。不然为什么我们上访这么多年都没有人管，上边肯定有人和他们是一伙的。”
而后，亦有媒体开始介入。
在连续几年向武都区委、陇南市委上访控告该村村委会干部贪污巨额救灾重建款问题，均无实效的情况下，从2016年5月25日开始，一则名为《武都区城郊乡(记者注：现姚寨镇)四合马山村特大冤情》的视频，开始出现在腾讯、优酷等视频网站上，在视频中，记者看到，村民开始直面出镜反映四合村的问题，并明确反映村主任马成林侵害群众利益的问题。
对此，在《关于对姚寨镇四合村干部有关问题调查处理情况的答复》中记者看到，“区委、区政府组成联合调查组对反应的问题进行了处理。”
但，事情的进展并没有按村民们的想法进行下去。
就在村民们翘首以盼等待政府答复的时候，7月30日晚，四合村上黄3社村民石五位，在村头和村民聊天时，被石任德的妹夫宗红林及其所带领的一批不明身份的人员拳打脚踢：宗红林用木凳狠砸其头部，当即鲜血满面，另外的人则用脚猛踹其胸部，直至其陷入昏迷。“昏迷了，他们还在打。”闻讯赶来的石五位的儿子石忠忠试图劝阻，亦被打伤。“打完了人，宗红林却居然昂起头，撂下狠话，‘早晚弄死你们!’”。
期间，石忠忠分别于当晚21:03分和21:19分两次拨打110报警，警车迟迟不见。眼看父亲血流满面，万般无奈中，21:43分石忠忠拨打了120急救电话。直至约22时30分左右，警车和急救车才陆续赶到现场。
2016年8月9日，一则《陇南:“土豪”村支书涉嫌骗取国家补贴资金数十万》的报道，出现在各大网络媒体，对石五位被打一事进行了报道。
实际上，据村民们反映，四合村被村干部所打的群众很多，还有马文革，马文彩等人，都有着和石五位一样的遭遇，作为1965年就入党的老党员，马文彩甚至无法参加正常的党组织活动，除马文彩外，曹玉林等党龄几十年的老党员则同样被村党支部拒之门外。
10月24日，甘肃省省委书记王三运开始对武都区四合村的问题进行关注。
12月初，亦有多家媒体开始进驻四合村进行采访。“政府一直没有真正重视。”村民们说。
2016年12月14日，在采访中，记者也明显感知到地方政府对此类问题的态度，地方政府一位相关机构的人员在接受采访时则以“只是两派在争村里面的权利”予以解读，并告知记者说，“我们已经组成联合调查组，12月就会下发。”
终于，2016年12月27日，武都区纪委正式向姚寨镇四合村村民下发了《关于对姚寨镇四合村干部有关问题调查处理情况的答复》。
《答复》称：对石任德予以留党察看一年处分，“鉴于对马成林的问题区纪委已对其做出处理(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不予再追究。”
但是，对于区纪委出具的此答复，村民们并不买账。
(图说：石任德的“名苑山庄”，其妹夫宗红林的“紫云山庄”和四合村部分村民住处剪影。)
“党还管不管我们？”
村民们向记者表示，在武都区纪委进行答复后，四合村全体村民则再次向陇南市人民政府、陇南市纪委，上交了一份《复查申请书》。
他们说，《答复》中关于反映四合村干部贪污“重建款”问题的“答复”，与实际事实不符合。
“地震中政府给四合村申批并发放了91家维修户(每户3000元/户)，88家重建户(无偿救灾款20000元/户，贴息贷款17500元/户，以下简称“两款”)。石任德和石吉庆是父子关系属一家人，地震后原房屋完好无损，却报了重建两户;李志学和马四十两户即未重建房屋，又无领取“两款”;李住龙、张金德、卯五生、卯召顺四户在四合不存在(虚报)。现已颁发了重建验收后69户《房屋土地使用证》，就包括卯五生(135.丁平方米)和卯召顺(200平方米)两户不存在的房屋证书。这些事实在区民政局重建存档中反复核实为据。”
“另外，在2007年党员活动室是用政府的专项资金就己建起并使用了，况且2008年地震期间还在党员活动室内给全体村民发放了赈灾面粉。但在“答复”中却称：通过调查，石任德在四合村任村支书期间存在以下问题，二是以村民共4户(实际是5户)重建资金8万元违规用于修建党员活动室。”
“我们实在不知道调查组的调查是怎么出来的!”他们说。
除此之外，“对于我们反映的其他问题，如石任德利用职权之便，在2007年开发旅游区，政府统征四合村群众土地时，贪污上黄三社征地款约20亩，30余万元，用亲属、他人姓名及编造假户口信息等手段假编亩数，共贪污骗取、扣取四合村村民征地款等接近50万元。”
——2004年加宽上黄公路，石任德共侵吞修公路工程款18万元;村主任马成林在加宽马家山路面时，共计14万元村民借支款被马成林侵吞。”
——国家2005年开始发放退耕还林补偿款。林业局向四合全村185户退耕640亩，每年发放退耕还林补助款135万元，至今已发放11年但全村村民没有得到多少钱。可是，村支书石任徳家承包了不到4亩土地，却虚报了40多亩;马成林家承包了不到5亩土地，却虚报了30多亩，11年他们两人各自共骗取国家退耕还林补助款。”
2009年国家政策把集体林业经营权和林木所有权落实到每家每户，政府给每户都颁发了《林权证书》。但实际上，四合村村民的《林权证书》并没有落实到各户头上。据知情人说，仅2014年、2015年两年间林业局发放的天保育林就累计300多万元。本应领取育林款的村民们，却未见分文。
钱究竟去了哪里?究竟是被四合村村委集体贪污，还是暗通款曲的流向他人之手?当地究竟是什么人在石任德们的背后站台?颇为耐人寻味。
……
实际上，在调查中记者亦发现类似问题，仅以农村低保为例：四合村真正应当享受农村低保条件的困难户却没有享受到低保待遇，却被村干部他们不符合条件的亲朋眷属享受了低保待遇。
但《答复》中称：2013年农村低保清理中，村支书石任德没有按规定执行，利用职务之便将不符合条件的其父母及两个女儿纳入了农村低保范围，享受农村低保二类家庭，共违规领取2014年度、2015年度低保金18912元。
而对于村民们举报石任德骗取并贪污“两款”的事实，众多村民称：石任德总计贪污了石具才等五户，其本人两户，再加上李志学和马四十一以及假报的李住龙等四户，总计金额487500元。除此之外，还有6户，总计225000元，不知去向。
区纪委的“答复”中则称“与实际骗取并贪污赈灾款共487500元不符合。”
“这种‘答复’明显避重就轻、敷衍塞责。”村民们说，他们对于区纪委给出的此答复明显不信任。
“未来我们将继续上访，我们就不信在中国找不到一个说理的地方了，我们就不信党不管我们了!”他们说，接着是满屋子沉默。
沉默中，村民中的党员代表突然问记者：“您说，党还管不管我们?”
(图说：几十年党龄的曹玉林躺着床上，问记者说，你是党员吗?记者说是。他说你们那里能参加党的会议吗?边问边让老伴从塑料布包着的袋子中取出自己是党员的证明。)
四合村示警
事实上，中央对中国的基层建设和三农问题一直都放在首要的位置。
1923年8月，经李大钊批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农村党支部——中共安平台城特别支部诞生。
60多年前，中国共产党通过在村庄建立党支部，开始重构农村政治秩序，并加强对中国乡村的领导权和控制权。
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则在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制和保持党支部对村庄领导地位的前提下，换来了农村建设一段时期的发展与繁荣。
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创造性的提出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目标，农村治理问题是这一目标的关键。
刚刚闭幕的中共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则旗帜鲜明的表明“要推动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一级级向基层延伸，让广大群众在全面从严治党中增加获得感，不断巩固党的执政基础。”
而就三农问题，中共中央在1982年至1986年连续五年发布以农业、农村和农民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对农村改革和农业发展作出具体部署。2004年至2016年则连续十三年发布以“三农”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强调了“三农”问题在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时期“重中之重”的地位。
但上述政策，并没有阻挡个别地方与中央政府政策上的严重脱节。可以看到的是，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乡村治理过程中的问题愈发明显，围绕农地问题、村民利益、村官选举问题等引发的纠纷此起彼伏。
事实上，仅就记者所采访的甘肃陇南武都区四合村与其他村庄的现状而言，当地民生问题依然严峻，在各方利益的诉求背后，暴露出来的问题则是触目惊心，有的甚至还在严重恶化之中——比如尽管多次被媒体曝光，但当地基层村干部问题仍层出不穷，个别村庄甚至直观呈现出村支部主要负责人与地方不明身份人员合力侵占村集体利益的趋势;部分老党员数年无法参与党组织建设，直接折射出当地基层党组织建设与村民自治备受挑战;上访人员被“恐吓”、“殴打”等等……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副部长、研究员刘守英曾就此类问题表示，“一些村支书因为权力过大，在土地和厂房出租中“出事”的案例增多;村民对村委会的不信任增加;土地租赁市场的灰色导致租金停滞不前;土地租金福利化倾向越来越明显，每次村两委换届选举时明争暗斗加剧，村庄内部矛盾加深，‘村庄政治’对‘村庄经济’的制约越来越大，甚至已经严重影响农村社会稳定与和谐。”
“四合村显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观察视角。”亦有专家表示，四合村的问题看似中国西部一个乡村的问题，但实际上也是我们国家必须重视的一个大问题。
(图语：甘肃陇南武都区姚寨镇四合村村民的投述签名册。)
可以看到的是，随着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的稳步推进，国家层面已进入改革攻坚期。攻坚之根，则在农村。然而，在乡村建设的过程中，中国3万多个乡镇，60多万个行政村的未来，究竟应当以什么原则，什么方式，实现国家、地方、集体与农民的多方利益?地方政府能否和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真正重视当地所发生的问题?进而言之，中国乡村治理未来将何去何从?地方政府能否向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看齐，维护党的团结统一?这些都将是关乎中国乡村未来治理的关键，更是关乎中华民族能否真正复兴的大问题。
“天心即民心，民心即民意。”岂不慎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