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监会规范下的网络互助 可成为社会健康保障制度的中坚力量

2016年11月3日，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保监会”)发文《保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就网络互助平台有关问题答记者问》，对正在蓬勃发展的网络互助保障领域做出了警示和规范。监管方的发声，让网络互助再次成为舆论的焦点。

网络互助的模式在中国萌芽已有几年，在2016年才真正开始被民众所熟知。根据相关统计，现在市面上已有近120家网络互助平台。除了从业者的激增外，这一领域也确实获得了资本和消费者青睐，前15家网络互助平台目前已获得共计2亿多元投资，行业整体被保障用户数量超过千万。

网络互助保障平台实质上是一个会员互帮互助的公益社群，用户缴纳一定数额的预存互助金加入社群成为会员，经过规定天数的观察期后，互助即可生效。当会员不幸患病时，全体会员帮助患病会员均摊互助金，互助范围涵盖各种常见及罕见癌症。业内比较有代表性的轻松互助、水滴互助、夸克联盟等平台均采用该模式，会员通过“一人患病，众人均摊”的模式，在自愿加入自由退出的原则下，互帮互助抵御风险，践行着“送人玫瑰，手有余香”的古老格言。

诚然，网络互助作为一个新兴领域，有很多需要规范改正的地方，这也是保监会相关监管意见的积极意义所在。监管意见为这个有些稚嫩的行业指明了正确的发展边界，让这个行业得以在规范的赛道上加速进化，让有实力有能力的平台从中脱颖而出。

那么成熟完善后的网络互助能发挥怎样的作用呢?笔者认为，其对于完善社会健康保障制度有着不可小觑的能量，可以成为其中的中坚力量。

分享经济的新领域蕴含强大的解决问题的能力

网络互助保障的兴起，是分享经济在保障领域的表现。利用社群分享，在有共同价值认同的群体中，在自愿的原则下，每人贡献少量财富，来集中帮助群体中的成员抵御风险，符合分享经济的商业逻辑。

事实上，当Uber、Airbnb等企业风靡全球后，互联网分享经济模式提升社会资源的使用效率，解决众多关键问题的能力已被广泛认可。不少评论都认为，分享经济接下来即将颠覆改造的领域，一定是会跟人类生活的基础问题紧密相连的，比如衣食住行，比如保障等。网络互助的兴起，是对这一判断的一次实践呼应。

商业层面的成功，同样也收获了政策侧面的支持，2016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两次提及分享经济并给予认可。

网络互助顺应分享经济这一当下经济发展的潮流，通过重新定义人与人的连接方式，社群组成的方式，资源分配使用的方式，一定可以为社会健康保障制度的完善做出独有的贡献，给人民群众的生活带来质的提升和改变。

为传统社群互助注入互联网力量

社群互助这种模式在中国其实有着一定的传统和群众基础。

比如起源自唐宋年间，在福建等地广泛流行的“标会”。一般由数个关系紧密的社群家庭或个人组成，每家每户出一笔钱，凑成一笔大资金，会中成员以利息方式有偿使用资金。但标会不仅有互助功能，同时具有原始的金融属性。

凑份子则更为常见和普遍。例如在乡村婚丧嫁娶时，同村宗亲或邻居往往随个份子钱，还会借出桌椅板凳，灶具餐具等生活物资，供主事家庭度过临时性的物资匮乏难关。

1993年“中华全国总工会”经原劳动部(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批准，在民政部注册登记创立的“中国职工保险互助会”，是国内目前成立最早、会员最多的互助保障组织。

而网络互助保障通过互联网技术，打破了地域局限和信息不对称，让传统的只能局限在小范围中进行的社群互助，可以在全国的区域内组织进行。同时通过对互助保障的标准化、规范化，将粗放的熟人帮忙，变成具有较强风险防御能力的社会保障制度的一部分。

规范发展是发挥保障力量的重要前提

完善社会健康保障制度，是一个道阻且长的任务。网络互助保障在其中，有着其独特的意义和定位。而想要真正发挥出网络互助保障蕴含的力量，规范发展是重要的前提。

因此与其说保监会的发声限制了网络互助的发展，不如说是给予网络互助一次脱胎换骨自我淬炼的机会。

当下的网络互助保障领域，存在着粗放生长的问题，由于没有明确的监管规则条款，短时间内涌现出大量互助平台，部分平台确实存在过度承诺等风险隐患，不利于切实保障会员权益。做实事的网络互助保障平台，可以借此机会重检自身在风险控制、资金安全、合法合规、用户权益保障等方面的现有工作情况。这一领域可以成为社会健康保障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作为补充体系为民众的保障事业发挥积极的作用。

企业作为社会的重要主体和组成部分，必须承担其这份担当。目前可以看到夸克联盟、水滴互助、轻松互助等平台已经在其中做出了表率，在自检及优化等工作上取得了相应的进展。在未来，希望这些网络互助保障平台能进一步打造自身硬实力，发挥作用成为社会健康保障体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切实服务广大人民群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