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子打工时捡双性弃婴 到北京求医获捐款30多万

住院前，政政在出租屋内玩。

昨日，北京儿童医院，探视完孩子后，樊喜法在病房外哭泣，由于孩子病情特殊不能陪床，樊喜法只能一周探视二次。新京报记者 浦峰 摄

新京报讯 “几天没见孩子，整个心里空落落的，好像丢了什么。”昨日，樊喜法叹气道。60岁的他在海南打工时捡到一个双性弃婴，独自收养三年多。近日，樊喜法带着孩子来北京儿童医院治疗，因媒体报道备受关注，公益组织和爱心人士纷纷提供帮助，目前，孩子的各项检查仍在进行中，已经筹得捐款30多万。

“哪怕卖肾也要换孩子健康”

2012年11月15日夜间，57岁的樊喜法在打工的海南三亚捡到弃婴政政，带在身边收养三年半，并在河南老家为孩子办理了户口。由于孩子患有“先天性生殖器两侧畸形症”，即俗称的“双性婴儿”，于近日带着孩子来到北京儿童医院治疗。

2012年至2015年，樊喜法曾辗转海南和河南的多家医院，一份郑州当地医院的病例显示，超声提示，患有“先天性生殖器两性畸形症、双侧卵巢存在。”

此前医院曾提醒，最好在孩子三岁前进行手术，如今政政已经三岁半，樊喜法很着急，但一直苦于没有费用，“三亚医生说至少要20万，我听说卖肾可以换钱，想着哪怕卖肾，也要换孩子健康”。

在媒体关注下，政政得到了社会很多爱心人士的关注。不时有好心人前来医院，给孩子带一些礼物，“有人送了个电子设备，可以放动画片，听音乐，我就给孩子放在病房里，孩子能解解闷。”樊喜法说道。

两公益组织参与救助共获捐30万

记者跟随的一天时间里，樊喜法基本上隔几分钟就会接一次电话，这些电话都是爱心人士或者公益组织打来的，询问孩子目前的情况，并提供捐助。

因为电话太多，来北京后，樊喜法又重新办了一个新的手机号，“一个手机根本接不过来。”能看到手机短信提醒着，“您的银行账号新增了100元，目前余额为60000”。

樊喜法介绍，目前已经有两个公益组织介入，为孩子设置了一个救助账户，自己的银行卡也不断收到捐款，截至目前，公益组织称已经筹得捐款20万，加上自己的账户，共有30多万善款。

昨日下午，医生告诉樊喜法，孩子已做了B超检查，后面还有染色体、心电图、核磁共振等一系列的检查。目前孩子由于交叉感染，有些发烧，正在打点滴，而且孩子还查出心脏可能存在问题，还需要进一步观察。

“之前三亚的医生说，手术至少要20万，现在我已不再让其他公益组织帮助了，就等着检查结果出来，看需要多少钱。我会在媒体的监督下使用这笔钱，一旦费用够了，我就会立即停止募捐的。”樊喜法说道。

■ 对话

“希望孩子长大后能过正常人生活”

新京报：为什么一定要坚持收养这个孩子？

樊喜法：人来到这个世上，不能剥夺别人生存的权利，能帮就帮，我要是不帮他，小孩就只能自生自灭。刚开始时还想把他送到救助站，因为在海南不是本地户口，救助站不收，现在是怎么也舍不得了。

新京报：收养孩子之后，自己和之前有什么变化？

樊喜法：虽然累了点，但过得很开心，孩子是我的精神支柱，以前自己一个人时，生活不规律，现在有了孩子，自己不吃，想着还得做饭给孩子吃。

新京报：独自养孩子最困难是什么时候？

樊喜法：孩子一岁半时，我身上只剩下200块钱，连桶奶粉都买不起，只能每天打两份工，再雇个保姆来照顾孩子。

新京报：以后有什么打算？

樊喜法：不回三亚打工了，等孩子的病治好了，想要(回家)养两只羊，家里有几亩地，每天早上送孩子去上学，自己在家干活，晚上接孩子回家，两个人好好生活。我一定要把他治好。我们村里也有个双性孩子，长大后一直一个人生活，我希望我的孩子长大后可以过正常人的生活。

■ 讲述

孩子被遗弃时只有两斤多

昨日下午，是规定的探视时间，樊喜法一从病房出来，就蹲在地上闷声哭起来。“病房门一关，孩子看见我出来了，立马就哇哇大哭，我看着也控制不住。”

樊喜法回忆起自己第一次遇见政政的情形。前些年，他一直在海南三亚的一个工地打工，主要靠搬砖赚钱。“拉砖、拉水泥、拉砂浆，什么活我都干过。”

2012年11月15日夜里，樊喜法骑车回家，路过凯莱大酒店门前的绿化带时，突然听到了婴儿的哭声。“那天还下着毛毛雨，一个孩子就躺在饮料箱子里，光着身子，下面只垫了张报纸，嘴唇发紫，脐带都没剪，血就沿着脐带往外流”

樊喜法称，自己赶紧把衣服脱了给孩子裹上，再用手掐住脐带，把车子随便丢在路边，就抱着他奔向了附近的农垦医院。“我和孩子有缘，抱着他的时候，立马就不哭了。”

孩子被送到医院后，妇产科的医生帮婴儿处理了脐带，并清理了孩子的身体。随后，樊喜法给孩子买了奶粉，并决定要抚养这个孩子。

“当时孩子只有两斤多，医生都说，孩子不一定养得活。”樊喜法说着，就算有万分之一的可能，也要把这个孩子养大。

孩子学会第一句话是“妈妈”

“其实刚抱起孩子的时候，我就发现了孩子的异常了，很多人不支持我的行为，但孩子已经很可怜了，我从没想过不要他。”樊喜法回忆起当年收养孩子时的情境说。

自1999年妻子去世后，樊喜法一直独自生活，唯一的女儿随后也患上产后抑郁症。“之前没发现多喜欢孩子，养了政政才发现离不开了。”

三年多里，樊喜法独自照顾着政政。刚开始的一年半里，樊喜法辞掉了工地工作，做起了“专职奶爸”，和房东太太学带孩子，靠自己3万多的积蓄维持生活。孩子6个月大时每6天就吃完一桶奶粉，每桶250块钱，再加上房租和水电费，钱很快不够用了。

为了更好地照顾孩子，他找到了两份工作，白天做杂工，晚上再做保安，一个月能赚到5000块钱的工资。因为白天上班无法照顾孩子，所以又不得不花3000块钱聘请保姆照顾孩子。

“也许是受别的孩子影响，他学会的第一句话竟然是妈妈，也一直把我叫做妈妈。” 樊喜法苦笑道，还是在房东太太的帮助下纠正了，可是孩子还是会问，“那我的妈妈呢？”

2015年，为了给孩子办理户口，樊喜法回到了河南老家。“一开始我爸也不支持，但政政很懂事，会在吃饭时主动给爷爷拿碗筷，爷爷出门时，也会递上拐棍。”樊喜法笑着说道，父亲开始改变对孩子的态度。

樊喜法也很欢喜，平日自己都喊孩子“宝宝”，在他看来，政政就是他捡到的宝贝，无论如何，自己一定要治好他的病。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左燕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