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庚往事：打破大锅饭，他为4分钱惊动中南海

2016-02-01 08:00:11 华西都市报

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重要探索者袁庚逝世

改革开放马前卒袁庚走了，改革仍在进行

在深圳蛇口港附近的路口，一块棕红色的标语牌立在一片绿地中。上面有几个金色的大字：“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今天的年轻人，很少有人会想到，30年前，这块标语牌在竖立之初，曾经引发了怎样的风波。市场的身影头一次回归这片土地，与之伴随的是改革者的欣喜，以及更多人如临大敌的警惕。

“我就是准备戴帽子的，有人说这是资本主义的口号。”30年前，面对前来视察的国务院副总理谷牧，蛇口工业区的创始人袁庚这样说。

在它以北两公里，是另一块绿色的标语牌。金色的8个大字：“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这是深圳对20年前那场关于“姓资姓社”讨论的响亮回应。

这两条标语，至今响彻大江南北。标语的创作者，是有着“招商局集团原常务副董事长、招商局蛇口工业区和招商银行、平安保险等企业创始人、百年招商局第二次辉煌的主要缔造者、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重要探索者”等诸多头衔的袁庚。

1月31日，是当年中央批准蛇口成立的日子，而它的缔造者袁庚，于这天凌晨在深圳蛇口逝世，享年99岁。

这位世纪老人的一生足够传奇，他经历过中国面向西方学习，救亡图存的时代；而后又经历了国家革命、运动、封闭和重新融入世界的全过程。

世上再无袁庚，改革仍在进行。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启蒙大师们集体远去的时代里，也许我们需要铭记的，是袁庚常常提及的，向前走，莫回头。

袁庚出生于1917年，是广东省宝安县大鹏镇人，原名欧阳汝山，曾用名欧阳珊、袁更，因解放初期出国护照上误写为袁庚而沿用至今。

他前半生是个高级情报员，在东江纵队塑造过如谍战小说般精彩的传奇故事。为了逃脱日军追捕，他曾抱着女队员在荔枝林中躲了七天七夜，其间依靠荔枝度日。

他的后半生，在“拜金”和“挑战国家体制”的骂名中分辨中国走向，主政蛇口开放经济，探索政体改革，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开创了先河。

　　传奇人生

袁庚一直是个既被低估，又被赋予太多光环的人物。被赋予光环，是因他在人生的中后期成功推进了一系列改革，开启了一个改革年代的序幕。他曾经的努力和尝试，注定要载入史册。在如今，缅怀袁庚和他所代表的改革年代，是为继续改革积蓄动能。

前半生：“情报干将”

曾破获暗杀周恩来、刘少奇案

在袁庚99年的人生里程中，他曾加入东江纵队，在东江两岸和港九地区积极开展抗日游击战，也曾在新中国建立前后的情报战线上立下杰出功勋。

作为出色的情报人员，袁庚在“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里发挥了重要作用。“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指的是1955年4月11日特务发动的一起暗杀周恩来的恐怖袭击。原定乘坐“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去参加万隆会议的周恩来，在登机前突然秘密改变行程，暗杀阴谋因此未能得逞。破获这起暗杀背后的功臣，就有袁庚。根据他得到的情报，周恩来临时改变行程，逃过一劫。

而袁庚的情报生涯里最显著一战，是1963年破获特务刺杀刘少奇案。1963年，时任国家主席刘少奇访问柬埔寨，此时，袁庚已调任中央调查部一局副局长，分管东南亚工作。当时，袁庚组织华侨积极分子队伍对特务进行跟踪监视，破获了特务组织“代号P012”欲在柬埔寨制造爆炸暗杀刘少奇的全盘计划，这也成为袁庚情报生涯的代表性战役。

然而，真正让他为国人乃至全球所知晓的，是1979年深圳蛇口工业区的诞生。

后半生：“蛇口神话”

中国改革开放的“开山炮”

1980年3月，袁庚出任蛇口工业区建设指挥部总指挥。30多年后，人们感叹：蛇口工业区是“中国特色的经济特区雏形”，蛇口工业区“炸山填海”的一炮，也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开山炮”。

回顾那段历史可以看到，正是因为有“杀出一条血路”的改革气魄，袁庚领导下的蛇口工业区才真正成为“一根注入外来经济因素，对传统经济体制进行改革的宝贵试管”。

袁庚主政下的蛇口在短短数年间，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风云大幕。从打破大锅饭到招商引资，从住房商品化再到全国人才招聘，在1979到1984的几年中，蛇口创造了“24项全国第一”，而这些“第一”也多数沉淀成为当下中国市场经济的常态。

退休后：拒绝神化

改革精神：“向前走，莫回头”

1992年12月，离休后的他在深圳滨海花园小区开始了练字阅报、深居简出的晚年生活。不过，他始终被外界所关注，并屡屡以改革先锋的身份被提及。

但他一直拒绝将自己神化，极度淡漠自己改革拓荒的历史功绩。在采访者面前，他总结自己的一生就像是一场木偶奇遇记，常在采访者离开前嘱托对方：“向前走，莫回头”。

他离休后的第一次远行发生在1998年12月13日，这一天，他前往广州参加了深圳改革另一巨擘梁湘的葬礼。梁湘曾是他改革阵线上的同僚，二人有过意见冲突。但在2005年时，他承认自己与梁湘之间有关深圳经济特区该大该小的争论，是自己错了。

2006年，在一次摔跤后，他的记忆力开始衰退。为防止他大脑萎缩，家人同他打麻将。他有时会耍些小聪明，冒险从牌友那里偷牌。被抓住后，开怀大笑，时常抵赖：牌有何偷不得，规矩就是拿来破的。

2008年9月，他乘轮椅观看《春天的故事》展览，最后一次在公众场合开心地与前来拍摄的记者开玩笑。

此后，老年痴呆症逐渐吞噬了他的记忆与行动。2016年1月31日凌晨3时58分，他在深圳蛇口——他曾开启改革开放事业的地方，因病医治无效逝世。

他这一生获得很多赞誉：“近代招商之遗脉，当代深商之肇始”；“改革开放的马前卒”，“先锋大将”、“中国改革开放实际运作的第一人”；“中国改革的启蒙大师”，他“以晚年政治生命孤注一掷换来中国改革试管的成长”。

在朋友眼中，他是一个“伟大的英雄，但不被热爱，一个不听话的坏孩子”。

他说过很多绝妙的语言，成为时代的灯塔。生前最广为人知的一句是：“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而现在，时间对他不再有意义。

　　六破难关

“凡批评我的文章，都可以照登”

最著名的“深圳人”袁庚昨天逝世了，他留下的传奇远不止“时间就是金钱”这句金句。袁庚之所以能成为传奇，还因为他在改革中务实的态度和“敢为天下先”的勇气。他一生流传下来的改革段子很多，我们选取了6个有代表性的小故事，一起来看看改革开放初期，袁庚是怎么面对困难和挫折的。

“有些东西要敢于接触”

在突然接到交通部党组通知要赴港参与招商局领导工作前，时年61岁的袁庚正思谋着“船到码头车到站”回家养老。是交通部部长叶飞的一句“愿不愿到香港招商局去打开局面”改变了袁庚的心意。

对于喜欢挑战、在战争和地下工作中度过前半生的袁庚来说，“打开局面”这四个字比“养老”迷人多了。

1978年6月，和袁庚并肩作战的招商局同事们用“像一头灵敏的猎豹”形容初至香港的袁庚。时任招商局办公室副主任的梁鸿坤记得，袁庚曾要求他带自己看一部香港风月片。因为怕被熟人发现，梁鸿坤七弯八绕领着袁庚钻进湾仔利舞台电影院。这是一部拳头加枕头的烂片，还没看到一半，袁庚拉起梁鸿坤就走，在电影院门外，冲着梁鸿坤说：“有什么了不起的，结婚也就是这样子！”

后来，袁庚告诉梁鸿坤：有些东西要敢于接触，你才敢于批评嘛，老是说那个东西坏，你不了解，你怎么知道那个东西坏？这样的“敢于”很快就在袁庚的工作中体现。

“四分钱惊动中南海”

1978年10月，袁庚被任命为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全面主持招商局工作，也就在这一年，他向中央建议，在深圳宝安设立蛇口工业区，提出“产业结构以工业为主，企业投资以外资为主，产品市场以出口为主”的方针，从此，他开始在大幕渐起的改革开放中鼎立潮头。

当时的蛇口是一个逃港风潮的前沿阵地。当时，袁庚改变蛇口贫穷落后面貌的愿望显然是极其强烈的，建立蛇口工业区的报告上报之后，他还没有等中央批复，就开始了工业区的前期准备工作，以至于对他“搞独立王国”“独断专行”的告状信一直都没有断过。

袁庚这种大胆的作风，当年给身边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蛇口工业区的创办过程中，袁庚秉承的正是这种敢于冒险的精神。1979年7月20日，蛇口工业区正式启动。一开始工人们干劲不高，每人每天8小时运泥20车到30车，为了刺激干劲，工程处决定实行定额超产奖励制度，每天55车定额，每车奖2分钱，超额每车奖4分。工人们干劲大增，一般每人每个工作日运泥达80至90车，干劲大的甚至达131车。

这种作法很快被上级部门勒令停止，袁庚急了，请来新华社记者写内参，直接送到胡耀邦的案头，仅隔一天，蛇口的工地上就恢复了定额超产奖。随后的1983年7月，在袁庚的推动下，蛇口工业区率先打破平均主义“大锅饭”，实行基本工资加岗位职务工资加浮动工资的工资改革方案，基本奠定了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分配制度。

“大不了回秦城去”

创业初期，袁庚和他的大将们遭遇的艰难可想而知。1981年底，在招商局发展部的年度总结汇报中，对外招商引资的数目为零，袁庚把责任全揽在自己身上，他说：“没有人来投资，工厂办不了，追究下来，我会负总责的。大不了，了不得，回到秦城去。”原来，袁庚曾经被诬陷为“美国特务”，在秦城监狱一呆就是5年，后来被中央平反。

“我是准备戴帽子的”

但是，更大的压力来自于舆论。“父亲那时其实是在与他的同代人斗争。”袁庚之子袁中印说，当时全国声讨深圳，连袁庚的许多东纵老战友都严厉指责他。

因为袁庚的种种举措在当时显得确实太过“惊世骇俗”，比如，他当时提出了著名的“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两句口号，便引起过很大的争议。

据袁庚的多年老友、南山区前宣传部部长陈禹生回忆，这两句标语来自袁庚在香港工作期间的一段经历。当时袁庚与一位香港老板谈生意，要买下一栋价值几千万元的楼房，双方周五下午两时签约，之后一起吃晚饭。但这名香港老板婉拒了会餐，因为他要马上把钱存入银行。因为星期六、星期天是假期，不能存钱，如果把2000万元星期五3时放到银行去，以当时的浮动利率14%来算，会多出几万元钱。

这件事深深触动了袁庚，被他认为是赴港学习的“第一课”。1981年3月，在一次工业区干部会议上，袁庚第一次宣读了一句后来广为流传的口号。口号当时有六句话：“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顾客就是上帝，安全就是法律，事事有人管，人人有事管。”顿时，这句口号成了“姓社姓资”争论的火力集中点，以至于，写着“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巨型标语牌后来曾多次在蛇口工业区竖起，又被拆下。袁庚后来说：“写这标语时，我是准备‘戴帽子’的。”

直到1984年1月，邓小平视察蛇口时肯定了这个口号，围绕着它的争论才渐渐平息下去。

不允许蛇口出现以言治罪

类似的争议还有一件很典型，那就是后来被称为“蛇口风波”的事件——当时在一场有关新时期青年思想工作的大讨论上，有专家认为，个别前往深圳的人，来此地的目的不纯，是为了在别人创造的财富中捞一把。在场蛇口青年则认为，淘金者赚钱，未触犯法律，并无过错，且淘金者客观上也为蛇口的建设出了力。

这场争论后来被以《“蛇口座谈会”始末》为题，整理报送中央和有关单位领导。整理者认为，“有责任把个别青年的错误言论实事求是地反映出来”

对此，袁庚引用了伏尔泰的一句话“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发表不同意见的权利。”“对那位被追问姓名并上了什么材料的青年人，我们一定要加以保护。即使他的发言有什么不妥，也不允许在蛇口发生以言治罪的事情。”

面对批评，他批示一字不改

当时，《蛇口通讯》登载了一篇周为民的文章，直接向袁庚本人开炮，“就批评他工业区原来开发发展起来了，现在进入管理阶段，你管理得一塌糊涂，这个责任你要负。第一炮就是向袁庚开的，总编辑觉得这是向袁庚开的，他向袁庚请示，到了袁庚那里，袁庚不在，他就把稿子放到袁庚的家里，后来袁庚把稿子看了，他做了批示，说这种凡是批评工业区领导的稿子一个字都不改，照登。”陈禹生回忆道。

曾任蛇口工业区企业管理室主任的余昌民当时便参与筹备，构思细节。他回忆道，当时袁庚曾讲过这样一句话，“搞选举的意思，就是不能让某位京官或者某个公子到蛇口作威作福。”

　袁庚语录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大锅饭”是使懒惰的人剥削了勤奋的人，愚昧者剥削了聪明人，没有知识的人剥削了有知识的人。

我们这里没有什么局长、处长的职务。你干什么工作，根据工作需要，量才使用。至于内地定的级别，也放在档案里冻结起来。等到你到别处另有高就的时候，就把你的档案带走，也许那里承认你是个什么“长”和原来的级别。

要让干部能上能下，变成正常的。今天你干这个经理，明天你下来让别人上去，是正常的，但是我们许多人把这看作不正常。把不正常的东西变成正常就是改革。

现在我们掌权了，倘若不能严于律己，就有可能被权力所腐蚀，到时候，干部就不再是人民的公仆，而成了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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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一周前，袁庚的儿子袁中印给我打电话，说这次可能情况不妙了。因为寒潮来袭，他担心袁老挺不过去。但这些年，我听到的类似的消息太多了，每一次大家以为袁老快不行时，他总能咸鱼翻身挺过去，所以一开始我没当回事，觉得肯定又是一次“狼来了”。

我早些年想拍他的纪录片，但想着袁老还健在，有的是时间拍，就先拍梁湘。没想到，31日上午看新闻，发现他真的去世了，这一下太突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