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探索构建新型“水战略” 推进水权制度改革

中国的水安全承受着国家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以及全球气候变化的多方影响，传统的治水理念和用水方式，已难以适应当下的发展要求。国家水资源“家底”面临着保障十几亿人口的用水、撑起世界第二经济体前行的艰巨使命，时代呼唤中国构建新型大国“水战略”以应对“水困局”挑战。

“传统的水利发展方式已经难以适应新形势。”水利部部长陈雷认为，要推进水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加快实现从供水管理向需水管理转变，从粗放用水向高效用水转变。

新的“水战略”，是现实发展的必然之需。为摆脱“水困局”，中国各地、各阶层都在探索新型“水战略”。

当前，一些地区存在着河湖水系连通不畅乃至隔绝的状况，造成一些水资源调配能力不足，导致部分地区干旱频发、洪水风险增大、水体污染加重。此外，考虑到中国水资源分布和人口、经济发展不匹配的现实，连通河湖水系有望成为当前中国应对严峻水形势的一项重要举措。

破解“水困局”，连通众多江河湖库打造“活水中国”恰逢其时。陈雷表示，实施江河湖库水系连通，是优化国土空间格局、增加水环境容量、改善水安全状况的战略举措。

应对水安全，需要动员社会各阶层力量参与治水。

“治污水、防洪水、排涝水、保供水、抓节水”，2013年，浙江全省启动“五水共治”行动，全省污染最严重的浦阳江成为首个攻坚对象。

浦阳江污水整治是“五水共治”的例证。其中“共”是关键，浦阳江域全境共治，浙江省自上而下各级政府、有关部门、社会力量共同治水，官方、民间共谋“一盘棋”，浙江由此成为了全国铺开共同部署、系统治水工作的一个缩影。

善用“市场之手”进行调节，将释放水资源管理的内生动力。

2015年，北京房山区实施了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试点。过去农民浇地只收抽水的电费，现在改按方收水费，而且有用水限额。房山区水务局农水科科长于占成介绍，农灌结束后，对限额内节约的水量进行奖励，限额内的水量每节约一立方米奖励1元，由此大家的节水积极性都被调动了起来。

“水战略”的落实，需要完善的水资源管理政策“保驾护航”。

2013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办法》。办法将用水总量、用水效率、水功能区限制纳污“三条红线”控制指标和阶段性管理目标逐级分解落实到省市县三级行政区，各省区市建立由政府主要负责人负总责的行政首长负责制。

“‘三条红线’能否真的成为‘高压线’，还需要强化考核结果的运用，使考核与地方官员‘官帽子’真正挂钩。”一些地方干部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完善的水资源管理政策有赖于水权制度改革带来的自我完善，中国现阶段水权制度改革的两大任务是水权确权和培育水市场。

而在推进水权制度改革两大任务前，立着亟待破解的“三重门”：水资源这块“蛋糕”怎么切？水权交易平台如何搭建？政府角色如何定位？

水资源“蛋糕”虽诱人，“切刀”却无从下手。水权交易可以让水资源富集地区将节余的水资源卖出去，这不仅能解决缺水地区之苦，还能给卖方带来经济收益。然而，省际水量分配难以平衡，不同地域水质、水生态的复杂性，分配到基层的水权利益难以全面照顾等问题，始终困扰着水资源这块“蛋糕”的合理分配。

法律法规缺失和交易机制不健全导致水权交易平台搭建困难重重。目前中国涉及水权的法律不多，零星分散在水法、物权法和取水许可管理办法中，相关涉水行政法规也缺乏可操作性。

水权制度改革中，政府的角色应当是监督者。政府必须在现有水资源监督管理制度基础上，进一步建立健全适应水权制度的监管体系。改革前期，要同步开展水市场监管体系建设工作，这些监管制度需要同时有机融入水权交易过程。

完成水权制度改革两大任务，破解“三重门”，需要的是国家系统发力治水。

“水与土地、山林不同，水是流动、循环的，水问题的解决必须遵循其流域性规律，在流域层次上建立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理念。”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总工程师朱党生说。

“水生态保护和修复，要从局部区域和河段向区域和流域尺度转变，从传统水利工程向生态友好型水利工程转变，从行政推动向立法、技术及标准制约阶段发展。”朱党生表示，要严格水生态空间管制，留足河流、湖泊及河湖滨带的保护范围，开展退耕还湿、退养还滩等具体工作，构建一张生态水网体系。(执笔于文静、王宇、熊争艳，参与蔡敏、周楠、郭雅茹、吴锺昊、刘羊旸、张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