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文重读

近日，据《北京日报》，中央批准李书磊同志任中共北京市委委员、常委和市纪委书记。

资料显示，李书磊14岁考上北大，44岁任中央党校副校长，后又担任福建省宣传部长职务。同时，李书磊是文化评论界的知名学者，曾出版《为什么远行》、《杂览主义》、《重读古典》、《文学的文化含义》等专著、论文集及随笔集，产生了较大反响。

李书磊的文章中，谈到过关于做官、读书，以及知识分子与理想等话题，在此，思客推荐两篇李书磊的旧文《宦读人生》和《理想的限度》，感悟李书磊作为学者与官员的境界。

图为北京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李书磊

旧文一：

宦读人生

古时候学而优则仕，做官的都是读诗书的人，这很好，很值得欣赏。但我真正欣赏的不是读了书做官，而是做了官读书。读了书做官总有点把读书当敲门砖的意思，既贬低了读书也贬低了做官；做了官读书才是一种雅兴，一种大性情，一种真修炼。做官大概是入世最深、阅人最多的职业了，既从此业而又能够博览古今中外的经史子集，该会有怎样的慧心和觉悟啊。古代的官员千里宦游、两袖清风，满墙书卷，白天升堂处理俗务，晚来在灯下读书咀嚼真谛，庶几近于人生的最高境界。

夸说这种境界似乎是有点浪漫了。做官实在是非常磨人，必得陷入各种复杂而危险的人际纠葛之中，往往是整日忧虑，满心烦恼；然而，官场却每有既能承担又能克服这种忧烦的高人，每有在这种忧烦之余清心问学的得道者。据说曾国藩一生都是半天办公，半天读书，即使是在战事激烈的军旅之中也不废此例，这可以看作是一种典范。曾氏所读并非都是关于治国打仗的书，他悉心于哲学并且酷爱诗词。我曾经看到过曾国藩悼其亡弟的一副对联，叫做“归去来兮，夜月楼台花萼影；行不得也，满天风雨鹧鸪声”，情意真切，情味浓郁，仅此短短一联即可见出了他对于词章乃至民间词曲的深湛修养，令人玩味不已。实际上越是置身于官场是非之中越是需要读书来涤虑养心。读书致用倒还在其次，读书的至境在于养心，在于悟道，在于达到对人性的了悟与同情，达到对宇宙的洞察与皈依，达成个人人格的丰富、威猛与从容。

阅读中国的古典文学与哲学，就会发现中国的主流文化其实是官员们创造的，这使人对古代的宦读人生不禁生出无限的怀想。做官是一种大俗，读书是一种大雅。从俗的、做官的立场上来看，这大雅对大俗是一种拯救；而从雅的、读书的立场上来看，这大俗对大雅又是一种成就。在中国文化史上，那些老死书斋的学者往往成为陋儒，而宦游四方的官员则往往成为文化英雄。治国平天下的事功无意中变成了治学为文所必需的田野工作，这也算是历史和命运的一种机巧吧。

一次在一家大宾馆参观总统套间，可谓宝气珠光、豪华备至。但看完之后我仍然难生敬意，只是因为一个简单的理由：这里没有书。不管做多大的官，不读书便不过是一介俗吏。相反，只要永怀读书和思索的慧根，又何计其官职大小有无。我所向往的乃是向学的人不坠其阅历实践之志，实践的人不失其向学求道之心，众生都能在尘世修炼中得证菩提，达到人的圆满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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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文之二：

理想的限度

在鲁迅对知识分子人格的检讨中，有一点特别地触动我，即他认为知识者往往缺乏接受历史真实的能力，往往对理想实现的真实过程缺少足够的心理准备，因而总是由狂热迅速归于幻灭。这在茅盾等人的小说中也有过描写，后来竟至于被定评为“小资产阶级的三分钟热度”：这说法显然就带点轻蔑了。相比之下，我们还是觉得鲁迅的检讨最清醒、最诚恳因而也最切骨。在当前社会转轨、世事纷纭之际，鲁迅的论说引发了我们作为知识者对于自身心理不无痛苦的思想。

鲁迅反复谈及的是苏俄两个诗人叶赛宁和梭波里，说他们在革命前热烈地拥护革命，既等革命真的到来了，他们又觉得与自己的理想相去太远，难以接受并因此而自杀。“凡有革命以前的幻想或理想的革命诗人，很可有碰死在自己所讴歌希望的现实上的运命”。鲁迅的论断平静而又冷峻，他表现出一种无情的历史主义：“现实的革命倘不粉碎了这类诗人的幻想与理想，则这革命也还是布告上的空谈”。他认为诗人的血乃是革命真实性的必要证据，而同时他对这殉于理想的诗人却又并无轻薄之意，他称赞他们的勇气，说“他们有真实”。鲁迅在这里达到了对历史悲剧性的深刻领悟，达到了对于矛盾着的悲剧角色的同样的欣赏。他似乎是已经圆满地解决了理想与现实的冲突问题。

然而，前人的解决并不能代替后人的解决，在张扬并且追求自己的理想的时候，每一代知识者都难逃精神磨难。比如说我们面对的这个日益市场化和商品化的变动时代，它的方式和方向越来越违拗我们的倾向和趣味，它所带来的种种堕落和异化越来越使我们对它生出抵抗之心，我读许多作家的批判文字常常会生出深切的同感。但是，这个我们今天如此不满的时代恰恰是我们当初热切盼望的。十多年前看到北京街头第一幅广告画的时候我感到一种由衷的喜悦，我相信只有这广告画所代表的一切才能真正送走那个满街标语口号的可怕年代；而当今天满眼广告的时候，我对这种笼罩一切的商业化氛围却又感到一种强烈的不适。正是在这种心理背景下鲁迅对叶赛宁和梭波里的评说才唤醒了我对于自己的警惕。

我想知识分子由于长期的书斋生涯和精神生活，往往会对社会的纯粹性有一种苛求，会对现实变得隔膜而过敏，会要求理想和现实严格的对应。他们常常会否认现实的客观性与自然性，看不到历史的展开是一个不受人控制的过程。事实上历史从来就不是对理想的模拟，理想只不过是对既成的历史事实的命名或者意念而已。理想更多地是一种心灵活动、一种审美，人们应把理想限定在精神生活的范围之内；可以把理想作为评判现实的思想尺度，却不可以将其作为要求现实的实践标准。即使那些通常被认为是某种理想实现过程的现实实践，它与这种理想也仅仅是相似而已，而且这种相似之中还往往包含着无数的变异和背离，甚至这种相似本身也不过是一种难以确证的主观认定。历史无比丰富也无比复杂，充满了曲折、“诡计”和戏剧性，远超出人心和人力的掌握之外。

涉及到哲学思辩我们这些常识者也许会辞不达意，但有一点我心里是非常明白的，那就是我们这些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应从理想的专制下解放山来，站在现实的水平上与现实对话。目前最主要的是认可现实的演进逻辑，对历史的必然过程和必有内容报以会心，怀着坦然的心态应对这堪称异己的早期商业化时代，做自己力所能及的改善工作。鲁迅说：“革命有血，有污秽，但有婴孩”，这“婴孩”乃是我们内心的期待与依恃。——如果这也算理想的话，我们仍可自称为理想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