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稳渐进的制度变迁与价值信念

2015中国基础教育的供给、布局与发展是通过政府部门的直接配置或有意引导呈现出的结果，其间既包括了对基础教育财物资源、人力资源的再分配，也包括了对既有城乡学校关系、中小学校校际关系、学校办学相关主体之间的社会关系的管理与调整。它既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根本路径沿着其既定的目标向基础教育领域不同层次与不同角度的加速延伸，也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在基础教育领域中的具体行动转化与依法治教的丰富实践。

与2015年中国股市的惊心动魄、跌宕起伏比起来，中国基础教育的发展明显沉着稳健、平心静气，有序渐进地踩着若干个既定的关键词，有条不紊地走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所理应具备的基础教育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之路上。与市场经济的风波诡谲不同，公共教育服务，尤其是基础教育活动的供给、布局与发展一直都是通过政府部门的直接配置或有意引导所呈现出的过程安排与客观结果，其间既包括了对基础教育财物资源、人力资源的再分配，也包括了对既有城乡学校关系、中小学校校际关系、学校办学相关主体之间的社会关系的管理与调整。它既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根本路径沿着其既定的目标向基础教育领域不同层次与不同角度的加速延伸，也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在基础教育领域中的具体行动转化与依法治教的丰富实践。

2015基础教育宏观系统的关键性特征折射出国家发展整体布局的需要，体现了明确的改革意志、全新的发展取向和小康社会的教育品质追求。

2015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袁贵仁部长用了64个“改革”、70个“新”、26个“教育现代化”等字眼，这意味着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教育现代化，始终是这一年教育行动的重点。11月3日公布的“十三五”规划建议明确将“提高教育质量”列为未来5年教育改革发展的核心任务。围绕这一任务，“十三五”规划建议还确立了指导未来教育发展“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作为新的教育发展观，“五个发展”理念再次阐明了为什么发展、发展什么和怎样发展的问题，充分反映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思维。10月29日，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正式公布普及高中阶段教育，逐步分类推进中等职业教育免除学杂费，率先对建档立卡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实施普通高中免除学杂费，更是将教育现代化指标推向新高度。

在共享发展理念的指导下，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制度探索有了大幅度的进展。

2015年，许多地方都使用统一的小学和初中入学服务系统，全程记录学生入学途径和方式，并纳入电子学籍管理系统，监控学生入学过程中不正常的流动。这一年，许多地方提出要求，除寄宿制学校和民办校以外，100%的小学要实现就近划片入学，90%以上的初中实现划片就近入学。11月28日，《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更将通过整合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和城市义务教育奖补政策，首次建立起城乡统一的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开启义务教育发展的新里程。随着“三个统一、两个巩固”，“两免一补”和生均公用经费基准定额经费随学生流动可携带，在民办学校就读与在公办学校享受同样的生均公用经费支持。

基础教育资源配置的宏观政策还体现了国家政治、社会阶层结构以及人口、技术、语言和文化等情境性因素对基础教育发展的影响。是我国政府与社会重点关注的重要领域。2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提出全面改善农村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提高农村学校教学质量；因地制宜保留并办好村小学和教学点等措施。4月1日，《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年）》的发布，让政策关注重心从教学硬件转移到了教学人才这一软件层面，多措并举，定向施策，把乡村教师队伍建设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4月份教育部下发的《关于做好2015年重点高校招收农村学生工作的通知》，继续做好农村地区定向招生专项计划、农村学生单独招生、地方重点高校招收农村学生专项计划。高校专项计划将重点高校的稀缺教育资源向弱势群体倾斜无疑体现出国家的“制度善意”。

在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建设和治理现代化方面，基础教育系统再造以及对教育主体、内容与手段等要素管理制度的重新设计，试图激发更多的制度活力，增进素质教育绩效。

2015年5月4日，教育部下发《关于深入推进教育管办评分离促进政府职能转变的若干意见》提出：进一步落实和扩大中小学在育人方式、资源配置、人事管理等方面的自主权。建立符合学校特点的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克服行政化倾向，积极创造条件，逐步取消学校行政级别。全面推进中小学校长职级制改革，实现校长的专业化、职业化。这一年，江苏、河南、福建等地纷纷开展教师教育综合改革的尝试，试点培养小学“全科教师”和小学、幼儿园男教师。9月2日，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联合印发《关于深化中小学教师职称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首次设置了中小学教师正高级职称，吸引更多高层次优秀人才投身基础教育事业。10月11日，教育部印发《关于加强家庭教育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家长在家庭教育中的主体责任，首次提出了学校在家庭教育中的重要作用。这一年还先后印发《关于加快发展青少年校园足球的实施意见》、《关于加强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关于全面改进美育教学提高学生审美和人文素养的意见》、《中小学生艺术素质测评办法》，将体美劳相关教育要求纳入学生综合素质档案，并作为升学、评优的重要参考。可以看出，基础教育领域各类要素的变革已经开始形成一条逻辑较为严密的行动链条，它们之间的结构性约束将问题、解决方案以及系统的变革方向联系在一起，映射出全面深化改革的基本路径与精神抱负。

基础教育改革的具体行动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制度冲突，这种冲突既体现为相当强烈的外部变革要求，也激发了平息、改变现存矛盾与问题的努力，从而促进教育系统内部的自我重构，激励出更加沉稳的制度变迁过程。

且不说2015年2月15至25日南京虐童事件、安徽怀远教师与学生扭打事件、广西玉林容县一所中学数百学生冒雨做操表演让现场领导打伞观看，也不说湖北沙洋培训172名教师转岗当保安、甘肃会宁警察招考引发教师离职潮、河南商水县整治学校周边房屋一刀切驱逐所有租住校外的学生，单从《中国教育报》发起的“校长和教师的时间都去哪儿了”调查，84.89%的人认为学校承担的与教育不直接相关的工作（如检查、评比、活动）太多，让校长、教师疲于应对，便可见当前的基础教育实际上依然存在大量的问题与隐忧。这一方面需要制度本身的系统性优化，另一方面也对教育治理能力提出更高期待。完善的教育治理体系不仅应该理顺各种制度与管理上的纠葛，从根源上避免不良现象的出现，而且还应能对突发教育事件给予迅速地回应并纠正，从而能从制度层面进行自我修复。

当然，我们需要承认，基础教育制度的渐进变迁以及隐含的压力也与当前所处的社会转型时期紧密相关，教育改革努力开启了制度规范、解释以至标准操作程序的长期变迁过程，它充分展示了政府教育行政的强大组织能力与平衡能力。

农村发展与乡村教育问题一直都

基础教育制度已经变得日益庞杂丰富，对于教育集体行为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小康社会寄寓了全社会对于美好幸福生活的向往与期待。教育改革便是要根据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规划和愿景对基础教育进行塑造，致力于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明显提高，形成比较完善的现代国民教育体系、科技和文化创新体系，实现人民享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普及高中阶段教育，消除文盲。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因此，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实践价值不仅仅在于确认并累积业已发生的政策成果，还在于它本身便是一种可以发挥聚合效应的符号和话语事件。基础教育的制度重建过程促进了构建良好教育的政策规范、价值信念的维持、发展和传播，它们保障了基础教育体系自我更新与完善的持续动力。

（作者为首都师范大学首都基础教育发展研究院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