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城集团举报浙江高院院长追踪：执行总裁登门道歉
2015年12月30日下午，宋城集团执行总裁黄鸿鸣专程到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就2015年8月11日“舞台剧”举报浙江高院院长齐奇一事登门道歉。齐奇回应称：“我只说一句话：还是要敬畏法治。”
黄鸿鸣表示，此次专程来就“舞台剧”举报做一个说明，重点是向齐奇表示歉意。
“第一，8月11日下午，我们把舞台剧的剧照放到了我们的官网和微信上，我们觉得这种方式不是很稳妥；第二，我想在此澄清一下，8月12日我们看到有关媒体上说我接受采访，说齐奇院长接受了贿赂，我们公司在第二天进行了澄清，在这儿我想再次澄清，我本人以及宋城集团从来没有向媒体发布过齐奇院长受贿的消息；第三，对‘失职渎职，干扰司法公正’,我们在理解上有点偏差，给齐奇院长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黄鸿鸣说。
听了黄鸿鸣的表示，齐奇说：“我只说一句话：还是要敬畏法治。”
2015年8月11日，以经营文化演艺为主的宋城集团以舞台剧形式举报齐奇“失职渎职、干扰司法公正”，消息随即出现在宋城集团官方网站和社交媒体上。
据新华社电
“宋城举报闹剧”的损害和悲哀
□ 陈东升
宋城集团实名举报浙江高院院长齐奇是一个法律问题。然而，从轰轰烈烈的舞台剧举报开锣，到遮遮掩掩的上门道歉收场，在近半年时间里，宋城一直在法治轨道外运行，硬是把一个严肃的法律问题变成了演戏，演成了一出闹剧。
闹剧虽已落幕，影响却很难消除。此事也给人们带来诸多思索：在互联网发达的今天，该如何表达不满和诉求？该如何依法应对、处理此类闹剧？“宋城举报闹剧”给正在建设的法治国家、法治社会带来了什么？
转型期社会，利益、价值日趋多元，出现矛盾纠纷并不奇怪，心有不满、有所表达也不奇怪，但令人奇怪的是，作为著名文化企业，宋城集团表达不满的方式比较“别致”：以己之“长”，以舞台剧的形式，以“六月飞雪、窦娥喊冤”如此强烈的戏剧效果和视觉冲击，给一省最高司法长官贴上了徇私舞弊的标签，借助现代互联网技术，瞬间轰动全国。
宋城集团如此作为，自然达到了它想要的轰动效果，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只是宋城集团决策者想过没有，因为一己私利，心怀不满，便以如此戏剧化、污名化的方式羞辱他人，诬陷他人，这与“文革”期间的大字报人身攻击还有多大区别？如此恣意妄为，宋城的胆气从何而来？又是谁惯出了宋城的这一坏脾气？如此做派，如此胸怀，今后，谁还有胆敢再与你宋城集团打交道？如果任凭这股歪风邪气流传开来，那么，今天是宋城舞台剧举报，明天可能就会出来个唐城广场舞举报，今天被羞辱、被诬陷的是齐奇，明天轮到的可能就是赵奇、周奇，其结果必定是为所欲为，谈“宋”色变，人人自危，秩序混乱。如果任凭这股歪风邪气流传开来，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致力恢复、重建的文明、和谐、诚信、友善的社会风气将毁于一旦，人与人之间相互信任、相互认同、相互爱护、相互尊重的良好关系将不复存在。正因如此，正直、善良、有正义感的人们才对“宋城举报闹剧”普遍愤慨，法学界权威人士才一语中的指出其危害：这一歪风邪气破坏了公序良俗，损害了法律尊严，绝不能让它继续流传蔓延。
宋城集团举报齐奇，起因是他们认为起诉的一起民事诉讼被判败诉、遭受司法不公。诉讼输赢，本属正常，如对一审判决不服，可依法上诉。即便二审败诉，也还有其他法律救济途径可走。宋城选择举报当然也无可厚非，正如宋城所认为的，举报是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但问题在于，在没有证据佐证的情况下，就通过舞台剧、网络如此轰轰烈烈的方式，迁怒于与此案并无直接关联的省高院院长，控告其干扰司法、徇私舞弊云云，则明显不符合宪法“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之规定。
举报高官徇私舞弊、收受贿赂，是一个关系到罪与非罪的法律问题，举报及处置，本应严格依照法律规定和法律程序，在法治轨道内进行，由法律来衡量是非曲直、利害得失、合法非法。如果举报属实，理应追究齐奇的法律责任：如果事实真相如宋城此次道歉时自己所承认的，举报行为不稳妥，“给齐奇院长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那么，如举报之初宋城信誓旦旦所承诺的，如有诽谤或者诬告，宋城集团相关人员则理应“承担法律责任”。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宋城集团以舞台剧高调举报开端，事过半年，又前倨后恭，剧情反转，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以上门道歉的方式草草了结此案。在此过程中，宋城集团如入无人之境、无法之地，以其惯有的风格，逢山开路，遇水搭桥，轻描淡写，自说自话，把一个事关大是大非的法律问题直接弄成了避重就轻、诿过于人、是非不清、责任不明、侵权者不需承担任何法律责任的庭外和解，把身负依法主持公道正义职责的正义女神晾在一旁目瞪口呆。
虽然权威机构至今尚未公布本案查处结果，但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按照我国法律，在公权力介入查处之外，如果齐奇认为自己受诬，也可以普通公民身份到公安机关报案，也可以遭受诽谤为由，到法院起诉，请求依法追责。在法律面前，高院院长不应享有比普通公民更多的权利，而其作为普通公民的基本权利同样也不该因院长身份而有所减损。但令人纳闷的是，不知何故，除了给最高法院写了一封报告请求查处维权之外，从头到尾，我们未曾看到齐奇采取任何法律举措维权。也有学者认为，“在个人必须服从组织的体制下，高官也不例外，依法维权，齐奇非不为也，实不能也。”但无论如何，连高院院长都不能依法保护自身合法权利，都保护不了自身合法权利，这实在是法治建设的莫大反讽和悲哀。
随着宋城集团上门道歉，随着齐奇年龄到杠即将卸任，估计“宋城举报闹剧”也就这样不了了之了。在这浮躁与喧嚣的年代，人们也会很快忘掉此事，而追逐新的新闻看点。所以，我们不担心宋城的声誉是否会因此受到影响，经过此事，又该以何面目面对公众面对社会？也不担心齐奇的声誉是否会因此受到影响——浊者自浊，清者自清，相信是非自有公论，得失寸心自知。我们唯一担心的是，从今往后，人们会不会对法律失去敬畏：只相信潜规则，不相信守规则；只相信有钱就可任性，不相信谁都必须守法；只相信权力可让法律靠边，不相信权利神圣不可侵犯；只相信摆平就是水平，不相信公平正义必须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
而在一个法治社会，敬畏法律规则，敬畏法律程序，敬畏司法权威，敬畏公民权利，敬畏内心良知，敬畏社会舆论，本应是每个公民人人信仰、人人遵循的基本原则。法律之所以让人敬畏，不因它的名字叫法律，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它具有奖罚功能。但如果，法律无力扬善抑恶、扶正祛邪，遵守法律的不能获利反而吃亏，不守法律的不受惩罚反而获利，那么，人们一定会选择不守法律。
这才是“宋城举报闹剧”的最大损害和悲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