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吕梁市原市委常委、副市长张中生被依法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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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吕梁市原市委常委、副市长张中生被依法逮捕

中新网1月4日电 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网站消息,日前,山西省人民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受贿罪对山西省吕梁市原市委常委、副市长张中生(副厅级)决定逮捕。案件侦查工作正在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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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山西省纪委消息:经山西省委批准,山西省纪委对吕梁市市委原常委、副市长张中生严重违纪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

经查,张中生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为掩盖违纪事实,勾结不法商人,伪造证据,订立攻守同盟,对抗组织审查;严重违反组织纪律,未经组织批准,擅离职守,数十次私自出境;严重违反廉洁纪律,收受礼金,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企业经营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索取、收受巨额财物;严重违反工作纪律,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和影响力,长期与不法商人相互勾结,为不法商人及所属企业充当保护伞;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其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索取、收受财物等问题涉嫌犯罪。

张中生身为党员领导干部,目无党纪、心无敬畏,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性质特别恶劣、情节特别严重。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山西省纪委常委会议研究并报山西省委批准,决定给予张中生开除党籍处分,取消其退休待遇;收缴其违纪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线索及所涉款物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山西省纪委)

张中生简历

张中生,男,汉族,1952年11月生,山西省柳林县人,1969年7月参加工作,1975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校函授本科学历。

1969年中阳县粮食局保管员、粮站站长、粮油加工厂厂长。

1983年中阳县食品公司经理。

1985年中阳县工商局局长。

1987年中阳县财政局局长。

1990年中阳县副县长(期间:1992年8月至1994年12月中央党校函授学院政治专业学习)。

1993年中阳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

1995年中阳县委副书记、常务副县长。

1996年中阳县委副书记、县长。

1998年中阳县委书记。

2003年6月吕梁行署副专员、党组成员。

2004年7月吕梁市政府副市长、党组成员。

2009年7月吕梁市委常委,市政府副市长、党组成员。

2013年3月25日吕梁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决定:接受张中生同志辞去吕梁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职务的请求。(来源:中国经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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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梁教父”张中生被指受贿超6亿 包养多名情妇】

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公布政府权力清单,减少或下放审批权,这些改革一直在推进。但在权力膨胀的惯性下,如何让一些官员的贪婪之手服膺限权原则,是必须在实践中摸索、纠错的。

据报道,吕梁市原副市长张中生案件已被移交山西司法机关。当地相关人士称,吕梁市委常委会已内部通报张中生案情,其受贿额超过6亿元,而涉案金额更高达25亿元以上,已知有11位煤炭富豪向其大额行贿。

如果其受贿金额确如相关报道所言,大概又要创造一个受贿额新纪录了。还有公开报道称,张中生在中阳县二郎坪上有某民营企业给他修的别墅群。在吕梁、离石、太原、北京、上海、珠海等地,他有房产,并包养情妇数人。

只有“权钱交易”才能解释清楚张中生是如何聚敛钱财的。张中生长期在吕梁及下属中阳县任职,他曾大力扶持中阳钢铁有限公司的发展,“要地给地,要政策给政策”。据闻当地企业家贾廷亮也卷入张案,他有句名言:“资金的运作是一门科学,特别体现一个企业的智力,如果掌握了规律,一切都很容易解决。”这套哲学,不知道是否用于处理他与张中生的关系。

张中生受贿不知始于何时,但据媒体报道,其中一个“风口”,是多年前山西省实施的煤炭行业兼并重组。这项工作由当地政府部署与主导,原则上采取市场化步骤,但正如当地干部分析的,“这种民营煤炭企业之间的兼并重组,貌似纯粹市场化行为,但其实带有浓厚的行政审批色彩”。为了争抢优质资源和保留主体地位,部分民营企业家对拥有审批决定权的官员大肆输送利益。而张中生长期分管当地煤炭行业。

在当年山西全力推进煤炭行业重组之际,舆论就大声呼吁,这种行政意志主导的行业重组,必然会带来权力的寻租。“吕梁教父”倒了,但是,对当年的煤炭行业重组,又该如何评价?这或许也是一个值得继续反思的契机。

近年来,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公布政府权力清单,减少或下放审批权,这些改革一直在推进。但在权力膨胀的惯性下,如何让一些官员的贪婪之手服膺限权原则,如何让这些原则落到实处,是需要我们认真研究,也必须在实践中摸索、纠错与堵漏的。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不是有原则就行。比如煤炭行业的兼并重组是当地政府提出的政策目标,并“手把手”把这事给办了,动作快,效率高。但留谁不留谁,哪家企业兼并哪家企业,很可能就由张中生说了算,这正是企业主们纷纷向他行贿的原因。

现在很多市场行为有名无实,要使之货真价实,关键还是科学划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并在实际的权力运行当中,恪守这一边界,不再给“吕梁教父”这样的人提供腐败的空间。

当市场由法律、政策与标准说了算,官员能够上下其手的空间就有限了。政府放手之后,有法律规范的自发市场秩序就会建立起来,并形成新的惯例和文化,重塑企业与政府及其官员的关系。(来源: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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