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实名制顺利推行呼唤公民责任意识

广东拟立法推出快递实名制，在禁毒条例中提出，希望以此解决物流寄递渠道成为广东省毒品集散的快车道的困境。(10月15日南方网)

随着网络购物火爆兴起，以及人际交往广泛频繁，物流快递业呈迅猛发展态势。任何新生事物在诞生伊始，或者在发展初始阶段，几乎都表现出“双刃剑”特征：一方面，蓬勃兴盛的快递业搅活了经济，让快递公司财源广进，也让民众享受到现代物流的便捷;另一方面，有些快递公司一味追求经济效益而罔顾行业法规，对于快递投寄奉行多多益善，只管收件不问寄件人姓甚名谁，也不管其寄出什么物件，完全将安全经营抛到一边，以致酿成后患。由于部分快递公司片面追求利润的“来者不拒”抑或“不问出处”的急功近利做法，为不法分子利用快递业的混乱无序“浑水摸鱼”提供大好机会。像毒品、危化品等危险违禁物品本该被收缴销毁，或者按照安全规范实行专业运输与储存，但是他们却借助快递进入人群，给社会带来极大风险隐患，也诱发不少安全事故。近几年来，“毒快递”、“爆炸快递”事件时有发生，给公共安全带来严重威胁，更使民众健康、生命还有财产蒙受损失，这些惨痛教训足以说明，整治快递业无序经营乱象、规范快递业发展已经势在必行。

物流、邮政、快递企业对快递物件实行实名收寄，要求托运人、寄件人提供自身以及收件人真实身份信息，是规范快递业发展，保障民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必然要求。立法推行快递实名制，是保障快递业迅速“拨乱反正”规范经营，也是保障监管部门依法对快递业加强管理的不二路径。

有观点认为，《身份证法》第14条对于出示身份证证明身份情形有严格界定，其中并不包括物流寄递情形，因此快递实名制“存在合法性风险”。笔者认为这种顾虑理当打消。法律是调节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行为准则，尽管代表着国家意志，维系的却是公众利益与社会福祉，这既是其初衷亦是归宿。衡量一部法律是否应该制定出台，当以公众利益与社会福祉为首要原则。任何成文法律，既非天生就存在，也并非永远一成不变，法律都是顺应时势需要而产生，同时也根据时势发展而与时俱进做出修改完善;或者，一部法律的缺憾会在另外一部法律中得到弥补。即便《身份证法》中并未将快递列入“公民应当出示居民身份证证明身份”的几种情形之一，但它丝毫不影响在禁毒条例或说快递实名制立法中明文规定。《身份证法》于2003年颁布实施，而第一代居民身份证是在1984年4月6日国务院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试行条例》之后才开始出现，那么在《身份证法》颁布之前，人们办理结婚证要不要出示身份证呢?有人会说，当然要，因为有相应的婚姻登记法规予以明确。问题是，即便是《身份证法》也没有明确应当出示身份证的全部情形，只不过其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需要用居民身份证证明身份的其他情形”条文，为其他要求出示身份证情形的法律法规出台预留了空间。《身份证法》也未规定乘坐火车、乘机等须出示身份证，但现在出门旅行谁会不记得携带身份证?或许在某项法律法规酝酿出台之初，人们会表现出敏感，但实施一段时间之后就会习以为常。快递实名制何尝不是如此?

我们甚至不必纠结于“法无授权即禁止”的法律精神，世界上没有绝对真理，法律精神也需要因时制宜，需要辩证看待，假如一项事情发展到必须依靠法律来约束与规范，完全可以建立法律“授权”，只要法律不是为维护少数人利益而制定。

当然，法律制定或出台当追求尽可能地减少漏洞，以避免出现新的“伤害”。快递实名制关键要做好投件人与收件人信息保密工作，建立信息漏洞的追溯与惩戒机制。立法推动快递实名制非常有必要，法律固然要在保护公民信息上尽量考虑周全，然而民众需要唤醒激发公民责任意识，支持惠及公众的法律尽早落地实施，因为害怕信息漏洞就反对快递实名法出台是舍本逐末，无异于因噎废食。

可要求快递企业在快递点配置监控设备，毒品、危险物品探测设备和身份证识别仪器。这样一来，就可以在不开箱的情况下履行检验程序，提高检验效率，当不法分子冒用身份证件时，也可根据监控追查到涉事者。同时授予符合条件的大宗客户豁免权，只要其在一定期限内不违规，就可免于重复验证身份，降低电商和快递成本。(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