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报：中日长久和平最可靠前提是中国比日本强大
抗日战争这面镜子要经常照
——兼论我们为什么要纪念70年前的这场伟大胜利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本报自5月8日起，用120多个版面连续推出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特刊》，并集中刊发了12篇“胜利启示录”，聚焦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这一宏大主题，讴歌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的伟大真理。
穿越战争与和平，思考历史与未来。仰望英雄，追思他们的家国情怀;聆听故事，感悟我们这个伟大民族的精神，这一切都引发了军内外读者的强烈认同与共鸣，凝聚了强国兴军的巨大能量。
我们将永远纪念这场伟大胜利，弘扬伟大抗战精神，不断续写古老中国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新篇章。时至金秋，特刊进入尾声，本期刊发解放军报原副总编辑江永红的文章，和大家再一次共同思考并铭记：我们为什么要纪念70年前的这场伟大胜利?我们究竟要从这场伟大胜利中汲取怎样的精神动力?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主席说：“战争是一面镜子，能够让人更好认识和平的珍贵。”
在中国近代以来，没有哪一场战争比抗日战争这面镜子更值得我们珍惜，更应该让我们经常照一照的了。
抗日战争的胜利，对日本来说是400年的侵华梦碎，对中国来说是击碎了其400年的美梦
一般把1840年的鸦片战争算成外敌从海上轰开“天朝”大门的起点，这没有错，但是第一个从海上侵略中国的不是英国，而是16世纪中叶的倭寇。
倭寇是以日本武士、浪人为首领和骨干的武装海盗集团。明嘉靖晚期，倭寇疯狂入侵我东南沿海地区乃至江西、安徽等地，烧杀淫掠，无恶不作。此时，中国涌现出了一位民族英雄戚继光，杀得倭寇“只樯不返，而贼部中枭雄悉绝”。
倭寇是日本侵犯中国之肇始。比较倭寇和日寇，虽然相隔了400多年，但我们发现，二者崇尚武力、残忍野蛮、毫无道义的特性简直如出一辙，一脉相承。比如，日寇的“三光”政策，早在400年前，倭寇就实行了。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十二月，倭寇攻下福建兴化府(今莆田)，杀戮我万余同胞。因多得无法用棺木埋葬，只好以坛代棺，新中国成立后发现瓮葬数处，多者数千上万。这是后来日寇制造的众多“万人坑”之滥觞。倭寇将男人杀死，将妇女掳至海岛巢穴作为性奴，这与日寇强征慰安妇没有两样。再如倭寇投毒，日寇搞毒气战、细菌战。
日本觊觎中国之野心，从16世纪中叶的倭寇开始代代相传，未曾中断。1583年日本关白(摄政王)丰臣秀吉赤裸裸地叫嚣：“今也，欲征大明，盖非我所欲，天所授也。” 1591年，他在给朝鲜国王的答书中，宣称要“不屑国家之远，山河之隔，欲一超直入大明国，欲易吾朝(日本)风俗于四百余州，施帝都政化于亿万斯年”。这难道不是“大东亚共荣圈”的初始版吗?征兵30余万，造船千艘，1592年日本发动了侵朝战争，在给其养子秀次的《二十五条觉书》中规定了此战的目的：“宜恭请天皇于后年行幸唐(明)都，呈献都城(北京)附近百县与皇室御用”。明朝因此被迫打了7年的抗日援朝战争，因丰臣秀吉死去而休战。
丰臣秀吉死了，却成为日本英雄而被歌颂。从17世纪到19世纪上半叶，中日之间虽和平相处，但正是在这一时期，日本通过熊泽蕃山、山鹿素行等学者，把“丰臣伟业”逐步发展为日本整套的国家战略和学说体系，使“武士道”理论化、系统化。佐藤信渊在《宇内混同密策》中宣称：“开辟异邦，必先肇始自吞并中国。”与佐藤同时的吉田松阴主张：“现应加紧军备，一旦军舰大炮稍微充实，便可……北割满洲之地，南收台、吕宋诸岛。”
日本明治维新后，确立了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体制，构建起军国主义的经济基础和国家机器，明治在“天皇谕告”中公开宣称日本要“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海外”。其“布国威”的第一个对象就是我国的台湾。1874年5月，日本入侵我台湾，迫使清政府签订了屈辱的《北京专条》，以赔款50万两白银作为日军退出台湾的条件。明治维新首次对华用兵就不战而胜，使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甚嚣尘上，被日本称为“明治时期教育的伟大功臣”的福泽谕吉对日本侵台大加赞赏，著文说：“终于迫使支那人拿出50万两白银的赔款……谁都会为此而感到自豪。”他在《兵论》中说：“如果支那最终不能独立而落于外国人手里，我日本人不可袖手旁观，也应该奋起共同逐鹿中原。”他进而提出“脱亚入欧论”和“文明”三阶段论，把人类社会分为“野蛮”“半开化”“文明”三个阶段，主张“文明”国家对“野蛮”“半开化”的国家“可以不客气地占领其地盘，并以我之手重建”。
被称为“日本陆军之父”的山县有朋是军国主义理论家吉田松阴的弟子，其确立的“大陆政策”和“利益线”理论，提出“仅仅防守主权线已不足以维护国家之独立，必须进而保卫利益线”，把朝鲜、中国纳入日本“利益线”的势力范围，并派人潜入中国沿海侦察，制定了相当详细的侵华计划。1894年的甲午战争、1900年参与八国联军入侵中国、1904年的日俄战争、1910年吞并朝鲜、1915年的对华“二十一条”、1931年“九一八”事变和1937年的“七七事变”等等，毫无疑问是山县有朋之“大陆政策”和“利益线”理论的实践。
1927年，日本首相田中义一狂热鼓吹“大陆扩展乃日本民族生存的首要条件”，“利用中国资源是日本富强的唯一方法”。田中内阁召开的“东方会议”制定《对华政策纲要》，并于会后写成《田中奏折》密奏天皇。其中有：“惟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就是这个《纲要》和《奏折》，导演出了1928年6月炸死张作霖的皇姑屯事件以及以后发生的一切。
从丰臣秀吉到吉田松阴，再到田中义一，直到东条英机，可见日本军国主义的理论源远流长。400多年，日本相当多的思想、政治“精英”代代相传，走火入魔地研究侵略中国这件事。这是多么可怕!反过来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让日本400年的侵华梦碎，这又多么值得骄傲!
人民的觉醒是抗日战争最重要的胜利果实，但这一成果蒋介石没法享受，只属于唤醒人民的共产党、毛泽东
如果说在日本明治维新之前，中国统治者对日本是盲目自大，丧失警惕的话，那么在明治维新之后，则是一味屈膝，导致患上了软骨病。1874年日本入侵我台湾，遇到了瘴气，病死者数百，病倒者数千，已完全丧失了战斗力，清朝派福建船政沈葆桢挂帅援台，本可将侵略者击败，可还没有交战，清廷就软了，被日本谈判代表大久保利通讹去白银50万两。一看清朝这么好欺负，日本得寸进尺，步步紧逼，甲午战争后，清廷更是在日本人面前一直跪到灭亡。从清朝到民国，皇帝没有了，但对日的软骨病遗传下来。1915年，袁世凯政府在日本人面前骨头软了，接受其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蒋介石的骨头软了，下令不抵抗，让日本兵不血刃占领了东北。他一再强调：在“共匪”剿清之前，绝对不能言抗日。
从晚清传下来的软骨头“基因”被中国共产党消除了。正是蒋介石处心积虑要剿灭的共产党，在民族危亡的时刻，表现出顶天立地的硬骨头精神。“九一八”事变后，第一个向日本宣战的是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而蒋介石奉行的是对日“不宣战，不绝交”的方针，在1941年美国对日宣战之前，他一直不敢对日宣战，始终留有和谈的后路。而比蒋介石更悲观的人还有很多，后来成为大汉奸的汪精卫自不待言，就连大文豪胡适也曾是附和汪精卫观点的所谓“低调俱乐部”的成员。
他们之所以被日本吓破了胆，是因为看不到人民的力量。而在毛泽东看来，日本之所以敢侵略中国，除了中国武器落后外，主要是因为中国人一盘散沙，只要将人民组织起来，日寇就会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而要唤醒民众，必须要进行民主革命，让人民切身感受到自己的利益与抗日利益是一致的，让中国人活得像个人样。抗战不止是军事的抗战，更是经济、政治的抗战。
全面抗战初期，据国民党中央农业研究所对20个省737个县的统计，欠债农户平均占62%，主要是欠地主的地租。全国一大半农户欠租，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你要他跟你抗战，可能吗?怎么办?唯有在抗日的民族革命中补民主革命的课。“耕者有其田”是“国父”孙中山的遗训，国民政府1930年公布了《土地法》，1932年公布《保障佃农办法原则》，但根本就没有实行，抗战以后更是抛在脑后。国民党不愿做的事，共产党做了。在陕甘宁、晋察冀等边区，普遍实行了减租减息政策，同时建立“三三制”民主政权，实行公开竞选制，一切抗日农会、青年救国会、妇女会、商会等群众团体组织均可以推荐自己的候选人，采取“普遍、直接、平等、无记名”的投票选举制。鉴于边区民众文化水平普遍偏低的实际状况，基层普遍采取“背箱子”“投豆子”的投票办法。1943年，毛泽东在招待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时的讲话(收入《毛选》第三卷题为《组织起来》)总结了边区组织民众的经验。据统计，仅在陕甘宁边区，我党领导或指导的各类群众团体就达25个，各类组织几乎覆盖了所有社会成员。旧社会妇女是最没有地位的，但在边区妇女翻身参政了。陕甘宁边区的县级参政会，女参议员的比例达20%，还有许多妇女被选为乡长、区长。
试想，一个连妇女都挺起了腰杆的地方，日寇还轻易敢来吗?在民主革命中得到实惠的人民积极入党，踊跃参军，从1937年到抗战胜利时，共产党员和人民军队均从4万发展到120多万，还有民兵220多万，根据地人口从150万发展到近1亿。
国民党内也有人认识到不进行民主革命就没法动员民众，蒋经国在赣南通过设立土地银行的办法扶持了991户自耕农，但他要调离，便寿终正寝了。陈诚任湖北省主席后，于1941年公布《湖北省减租实施办法》，可推行不开，他在回忆录中无可奈何地说：“地主势力之大，竟可迫使无知乡农自动地放弃其应得的利益”“所可痛心者，就是在‘做’字上太差劲……于是大陆遂不复为我所有”。对这个问题，外国人都看得很清楚。抗日名将吕正操之女吕彤邻收集了5000余份来自美国的有关抗战的历史文献，发现这些西方观察者把民众对中共的支持力度作为衡量中共军事力量的重要标准之一。根据这一标准，他们预言如果抗战结束后国共开战，赢家一定是中国共产党。
在抗战胜利时，蒋介石的威信如日中天，可仅仅3年多后就日落西山，最主要的原因是，他没法享受人民觉醒这一最重要的胜利成果。有人指责共产党在敌后乘机做大，其实该埋怨的是国民党自己，前面陈诚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要敦促日本反省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更要牢记我们被侵略的历史教训
明代戚继光平息倭患后不过30年时间，明朝君臣就把倭寇给忘了。在日本关白丰臣秀吉发动侵朝战争时，他公开叫嚣要以朝鲜为跳板入侵中国，兵部尚书石星竟“不知日本为何国，关白为何人”。明朝如此，清朝就更窝囊了。据说李鸿章被迫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签订《马关条约》后说：“如果我在日本，会比你干得好;如果你在中国，会干得不如我。”这话真假有待考证，但明治维新后两国政治、文化的差异的确是决定胜负的原因。明治天皇是穿着西式军装领导明治维新的，传递出以武力立国的强烈信号，可惜中国却麻木不仁。甲午战争前，日本海军买军舰缺钱，天皇捐出30万，政府官员也跟着捐款。中国呢?把建设海军的银子拿来给慈禧太后修建颐和园。1937年3月，蒋介石在设宴招待日本经济代表团时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希望日本停止在华军事行动。”日本的回答是：4月进行军事演习，7月发动卢沟桥事变。日本当时已经占领了东三省，接下来的目标是华北，是整个中国，你给他讲孔夫子，可笑不?
不认真研究对手，用儒家教条办外交，以夫子之心度虎狼之腹，贻笑外邦，丧权辱国。这是中国自北宋以来的一条重要教训。
无论是物质上还是精神上，日本只服从强者而鄙视弱者。汉唐之际，中国雄视八荒，日本的遣唐使对中国的科技和文化无不顶礼膜拜，高山仰止，哪敢有冒犯之心!明初，倭寇犯边，碰到了雄才大略的永乐大帝朱棣，1419年望海埚一战，全歼倭贼千余名，海上平静了100多年。明嘉靖朝武备废弛，倭寇入侵，横行东南，戚继光认真研究后得出重要结论：“倭非大创尽歼，终不能杜其再至”。戚继光在浙江和福建连打了几个歼灭战后，倭寇从此老实了，称“戚老虎”，喊“戚爷爷”。1937年底至1938年，日军在南京屠杀我30万人，但是持刻着“助广”二字的军刀杀我300余人的上尉田中军吉、以杀人比赛取乐各杀140人以上的少尉向井敏明和野田岩等著名的刽子手，直到公审被枪决时，一个也没有忏悔和道歉。而与此相对照的是，指挥杀害杨靖宇的伪通化省警务厅长岸谷隆一郎，为解开断粮半个多月的对手是靠什么在冰天雪地里坚持下来的谜团，用军刀划开了杨靖宇的胃，见里面只有树皮和棉絮，这个杀人如麻的刽子手顿时“默然无语，一天之内，苍老了许多”。此后他专心研究中国抗日将士的心理，最后毒死了妻子和儿女，剖腹自杀。他在遗嘱中写道：天皇陛下发动这次侵华战争或许是不合适的。中国拥有像杨靖宇这样的铁血军人，一定不会亡。
看到了吧!什么是日本人眼里的弱者和强者，束手就戮者，摇尾乞怜者，卖身投靠者，都是弱者，只能让其野心膨胀，唯有像杨靖宇这样的民族英雄才是强者，才能让其感到畏惧。在日本的侵华档案中，没有发现对国民党军队的赞许之词，却有对八路军的评价：“作战勇敢，有纪律，只是武器太差。”前两句是赞许，后一句颇有惋惜的味道。
花钱买平安，是宋朝和晚清对付入侵者的基本套路。如果说用此法在宋代还可以苟且偷安于一时的话，那么在晚清以后就不可能了。尤其是日本，是一条喂不饱的狼，中日《马关条约》是清末一系列屈辱条约中最屈辱的条约，别的不说，仅说其中两条，一是将辽东半岛、澎湖列岛和台湾割让给日本;二是赔偿日本白银2亿两，相当于清朝两年半的收入，还要再支付战争费用50万两。这么多银子，这么多地，日本没被撑死，胃口反而越撑越大。1931年东北沦陷，蒋介石下令不抵抗，送了日本这么大的礼，同样没有换来平安。
反思历史教训，我们应该承认，对日作战曾经屡战屡败，不仅是败在武器装备上，更败在精神上。日本人瞅准儒家文化在处理对外关系时的局限性而为我所用，如鱼得水。你说“攘外必先安内”，好，我就打着反共的旗号侵犯你;你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好，那就请你顺从我所欲吧;你想花钱买平安，好，我拿了你的钱接着打你;你讲“和为贵”，好，在暂时和平时期，趁你疏于警惕，我获取你各方面的情报。其侦察之细致往往让国人汗颜，比如抗战时日本的军用地图反比中国的详细。我们研究日本比日本研究我们差得远啊!
中日之间要保持长久和平，根据历史的经验，最可靠的前提是你必须比他更强大
铭记历史，是为了和平。，不仅是物质上更在精神上。面对日本右翼的倒行逆施，我们要经常问自己：我有杨靖宇那样的血性吗?对日本，我研究了多少?对日本的挑衅，你准备好了吗?抗日神剧的喧嚣只会给人以误导，而为了一个马桶盖而蜂拥赴日有可能是花钱买轻视。
(江永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