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修正案草案再审：斩断违法者“侥幸心理”
张浩\漫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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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法律看做艺术品，那么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对法律草案的审议便是在一遍遍精雕细琢。6月24日至7月1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第二次对刑法修正案(九)草案精心审议。
为了适应司法实践需要、实现宽严相济，还有多少草案条文需要仔细“打磨”？
“收买”儿童必处罚，收买妇女可否免罚
6月中旬，很多人的朋友圈被一则帖子刷屏：“建议人贩子一律死刑！买孩子的判无期！”这个话题引起广泛讨论。虽然从法律角度看这种观点不尽理性，但却表达了希望加重处罚“收买儿童”行为的理性期待。
我国现行刑法规定：“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按照被买妇女的意愿，不阻碍其返回原居住地的，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
对此，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一审稿曾将该条款中“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修改为“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二审稿(下称草案二审稿)将其修改为：“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可以从轻处罚；按照被买妇女的意愿，不阻碍其返回原居住地的，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在6月26日的分组审议会场，该条款引起热议。“买被拐儿童一定要处罚，买被拐妇女有可能不罚，这会给社会释放一个不好的信息。”范徐丽泰委员认为，条文内如果有“免除处罚”，收买妇女者就会有侥幸心态，建议将“免除处罚”删去。
郑功成委员对其一审期间提出的“收买儿童不能免除处罚”被草案二审稿吸收表示满意。他也不赞同收买妇女“免除处罚”，“如果因收买人不阻碍被买妇女返回原居住地就可以免除处罚，将意味着我们承认人口是可以买卖的，这无疑是站不住脚的。”
张平、汪毅夫、王乃坤等委员，列席会议的甘善泽、沈绿叶等全国人大代表均建议：加大对拐卖妇女儿童买方市场的处罚力度，删除该条款中的“免除处罚”。谢小军、韩晓武委员还建议对收买儿童的行为一律不得从轻处罚；赵东花代表建议，对收买妇女儿童行为均不得“从轻处罚”。
为更好保护妇女儿童权益，沈跃跃副委员长建议取消刑法第360条第2款“嫖宿幼女罪”，将该类行为一律作为强奸罪论处。马馼委员也建议废除嫖宿幼女罪，“希望借这次修改的机会，比较集中地解决涉及妇女儿童保护的问题，把这个罪名废除掉。”
校车客车超速入罪，私家车超速、“毒驾”应否入罪
6月20日，江苏省南京市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在一个交叉路口，一辆宝马连闯多个红绿灯，最后以160多公里的车速撞毁了一辆马自达，致两名90后当场死亡……
“驾驶人对法律和生命的漠视，使自己手中的方向盘和脚下的座驾成为杀人凶器，我们绝对不能允许这类恶性交通事故一再发生。”在分组审议草案二审稿时，侯义斌委员沉痛地提起这起交通事故，并针对“危险驾驶罪”进一步提出建议。
记者看到，草案二审稿对刑法第133条中规定的“危险驾驶罪”新增规定：从事校车业务或者旅客运输，严重超过额定乘员载客，或者严重超过规定时速行驶的，处拘役，并处罚金。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对上述行为负有直接责任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罚。
对此修改，侯义斌表示赞同，他还建议针对所有驾驶人增加规定：以超高速或追逐等违法行为驾驶车辆造成严重人员伤亡的，要给予严惩。
分组审议当天，正是6月26日“国际禁毒日”，多位与会人员建议将“毒驾”列入危险驾驶罪。
方新委员建议将现行刑法中规定“醉驾”的条款“醉酒驾驶机动车的”改为“醉酒或吸食、注射毒品后驾驶机动车的”。她表示，据有关部门的报告，与“醉驾”相比，“毒驾”行为对道路交通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的危害更大，但其法律责任明显偏轻，达不到震慑效果。
“服用毒品后驾车人往往出现幻觉，为恶性交通事故发生埋下隐患。对这样的‘马路杀手’如果听之任之，是对公众生命的一种不尊重。”梁胜利委员说。他列举一组数据：全国吸毒人员中持有驾照的占20%左右；酒后驾车人比正常人反应时间多12%，吸毒后驾车人则要比正常人反应时间多21%；2003年到2005年，国内媒体关于“毒驾”引发的交通事故报道不足10起，到2012年已超百起。
梁胜利表示，由于目前“毒驾”行为尚未列入刑法，公安机关只能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对吸毒行为本身进行治安处罚或注销驾驶证，明显震慑不足。世界上很多发达国家对“毒驾”行为采取“零容忍”；草案一审后征求意见时，也有30多个省、市、自治区和单位提出将“毒驾”入刑的意见。建议将“毒驾”列入草案有关“危险驾驶”条款。
罗亮权、闫小培、唐世礼等委员，列席会议的何健忠、马兰等代表，都建议把吸食毒品后驾驶机动车列入危险驾驶罪。唐世礼还建议“碰瓷”行为入罪，即“采用危险方法驾驶机动车与其他车辆发生碰擦敲诈他人财物的”应属危险驾驶犯罪行为；闫小培则建议将“驾驶报废机动车”的情形也列入危险驾驶罪；张兴凯委员建议对内河水道船舶的危险驾驶，也如道路机动车危险驾驶一样进行处罚。
哪些考试中“替考或找人替考”应入罪
今年的高考已结束，但高考期间爆出的江西等地有组织的规模性替考作弊事件，让公众对“作弊入刑”的关注度再次提升。
草案一审稿规定：“在国家规定的国家考试中，组织考生作弊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记者看到，草案二审稿将该条款中的“国家规定”改为“法律规定”，将“组织考生作弊”改为“组织作弊”。
据此，在高考等十几种依据法律设立的考试中替考将受刑事处罚，而英语四六级考试等部门规章、文件设立的考试，不在“替考罪”的范围。有评论认为，草案二审稿摒弃了一审稿“替考一律入刑”的立法观念，体现了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值得肯定。
对这一修改，在分组审议中，与会人员持有不同看法。在列席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何彬生看来，国家组织的考试有四项：普通高考、研究生入学考试、自学考试、成人高考。部门组织的考试，如说国务院各部委组织的考试——医务人员执业资格考试，公务员考试、公安执法考试、水利部的执业资格考试等，是“部门考试”，不属于“国家考试”。英语、计算机是“学科水平考试”，学业课程考试等也不在“国家考试”之列。
为全面规范考试行为，何彬生建议在草案中有关“作弊入刑”条款中增加规定：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部门组织的职业资格考试、学科考试、学业课程考试的，处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王晓初认为，“国家规定”改为“法律规定”更加严谨，但也会导致实践中一些规模较大、影响较大的国家考试无法纳入刑法规范。他建议在该条款的“法律”之后加上“法规”两个字，改为“在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国家考试中”，将法规规范的考试替考行为纳入规范。
龙庄伟、陈建国委员认为，“国家规定的考试”比“法律规定的考试”更有利于规范考试作弊行为。龙庄伟、黄伯云委员还建议在法律上对作弊的内涵进行明确界定。
此外，与会人员还围绕取消死刑罪名范围、“医闹”入刑、加大对行贿人处罚、完善贪污受贿犯罪刑罚结构等提出意见建议。
“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体现了宽严相济的价值取向，对于推动刑事法治的进步具有积极意义。”郭凤莲委员的话道出了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组成人员精益求精、斟酌损益的原因所在。郑赫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