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敦是楚文化的典型器物，在二号墓和曾侯乙墓中均未见到。楚墓中多出青铜剑，是楚人喜欢用剑陪葬的习俗所致，而曾侯乙墓出土400多件兵器，竟然不见一件铜剑，二号墓及其他曾(随)国墓葬中也未随葬铜剑，应是曾文化的一大特征。1983年在吴家湾墓地发掘的30座战国中晚期墓葬中，有13座墓葬随葬铜剑，吴家湾M13属于中型墓葬，出土遗物组合为鼎、敦、壶，具有楚文化特征，应是楚灭曾后的曾人墓葬，只是所体现出的文化特征被楚化而已。

　　曾国铜器在春秋早、中期仍与中原器制有密切关系，至春秋晚期鼎等器类已与楚国铜器有较多共同点，战国中晚期楚器中的平底束腰鼎可能是源于曾国，其渊源可追溯到春秋早期的曾国铜器。这说明在春秋中晚期，曾随与楚国在文化上开始交融。春秋中期以后曾国升鼎己逐步成为楚文化的典型器，即所谓的“楚式鼎”。二号墓出土的这种鼎，是在具备了曾随自身特点的同时，又受到楚的影响。

　　20世纪30年代，安徽寿县出土2件曾姬无癅壶，是楚声王夫人曾姬无癅之器，作于楚宣王二十六年 (公元前344年)。楚声王以曾国女子为姬，说明在楚声王之世，曾国尚存，虽已为楚之附庸，但仍是与楚联姻的国家，并未灭亡。

　　末世曾国虽日渐衰落，但青铜器的制作仍保持相当大的规模。

　　中国科技大学科技考古系作泥芯化学成分检测后证明，擂鼓墩二号墓的青铜器群是在随枣地区或附近地区铸造的，其地理位置可能在今随州至枣阳的范围内。说明曾国当时在当地有着自己的青铜范铸作坊，并离都城较近，且规模是相当庞大的。能够成组、批量铸制如擂鼓墩二号墓青铜器群的范铸作坊，其各种技工人员的数量，应在数十人甚至近百人。范铸技术与中原同步，说明曾国在对外交流方面，起码在青铜器的范铸工艺技术方面，一点也没有落后于中原地区。

　　楚风东渐的擂鼓墩

　　作为一方诸侯的古代曾随，逐渐融入历史的长河中。而长眠于地下的一代代曾侯，却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他们的长眠之地，竟会被后人演绎为楚王擂鼓的地方。

　　“擂鼓墩”作为一个地名，源于一段传说。相传楚庄王九年(公元前605年)，楚令尹斗越椒趁楚庄王率军攻打随国之机，发动叛乱。庄王攻随城不下，此时，背后又有叛军袭来。危难之时，有人推荐了小将养由基，说他有百步穿杨之功。楚庄王叫养由基当场演示，这时，恰好天上飞来一群大雁，养由基一箭将领头雁射落下来，并正中大雁咽喉，楚庄王大喜，封之为帅。第二天，庄王率军与叛军对阵，养由基同斗越椒比箭，斗越椒先发三箭都未射中养由基，而养由基一箭就射中了斗越椒咽喉，叛军大乱。楚庄王亲自擂起战鼓，全歼叛军。而庄王擂鼓的地方得名为擂鼓墩，并流传至今。

　　楚庄王攻打随国，于史无载。而其为平定叛军亲自擂鼓助威的故事，则广为流传。或许是后世随人仰慕他作为 “春秋五霸”、曾“问鼎中原”的赫赫威名，将其擂鼓的地点“定位”于随。因而，从一个侧面显示了，楚风东渐，日益深入人心了。

　　曾随并于楚国，从“随侯珠”的传说中，也透露出许多意味深长的信息。

　　“随侯珠”与“和氏璧”并称为“春秋二宝”。传说随侯在一次出游途中看见一条受伤的大蛇在路旁痛苦万分，心生恻隐，令人给蛇敷药包扎，放归草丛。这条大蛇痊愈后衔一颗夜明珠来到随侯住处，说：“我乃龙王之子，感君救命之恩，特来报德。”这就是被称作“灵蛇之珠”的随侯珠。

　　关于随侯珠的记载颇多。《搜神记》描述：“径盈寸，纯白而夜光，可以烛室。”《淮南子》：“随侯之珠，卞和之璧，得之者富，失之者贫。”张衡《西京赋》：“流悬黎之夜光，缀随珠以为烛。”李白：“彼美汉东国，川藏明月辉。宁知丧乱后，更有一珠归。”

　　随侯珠名声在外，自然随着曾随的衰落，落入楚王之手。公元前350年左右，楚宣王得知秦派使者观看楚国的宝器，便召令尹子西问道：“秦欲观楚之宝器，吾和氏之璧、随侯之珠，可以示诸?”由此可见随侯珠确实流落楚国。

　　公元前223年，秦灭楚。随侯珠这样的国宝，自然又被秦始皇拥有。李斯的《谏逐客书》中说：“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垂明月之珠……”随侯珠从秦始皇以后便无下文。有人考证，随侯珠随秦始皇殉葬，在墓室“以代膏烛”。

　　曾随并于楚，楚并于秦……百川归海，方成就中华民族洋洋大观的文化传统。“曾侯钟”、“随侯珠”是对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贡献，也是随州南北交融、兼收并蓄个性特征的体现，其精神值得我们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