擂鼓墩一号墓、二号墓的相继发现，勾勒出战国时代曾随由盛而衰的历史轨迹，和楚风东渐而随韵犹存的地域特征与文化个性。从此，作为一方诸侯的古代曾随，逐渐融入历史的长河中，但其南北交融的个性特征，却始终鲜明。
擂鼓墩二号墓的发现
擂鼓墩上有两个小山坡，一个叫东团坡，一个叫西团坡。1977年，在东团坡上发现了曾侯乙墓，而在4年之后，在西团坡上又有了新的发现。
1981年7月30日上午，驻擂鼓墩的解放军某部，在擂鼓墩西团坡的电镀车间前栽电线杆时挖出了文物，立即报告随州市政府。次日上午，考古工作者进行现场勘查。通过对墓葬的形制、填土及出土的7件青铜器 (青铜鼎、盥缶、盘、?、炭盆、箕、钩形器)综合分析，判定为战国墓葬。
因该地军营建设曾经被平整过，此墓有无封土堆已无法确知。为了查明这一情况，考古工作者到当地驻军基建资料室查阅档案，并走访当地年长的老农，通过调查得知，此墓所在地，在1965年部队驻扎以前，其自然风貌还保存完好。1977年部队为了兴建炮修车间，将东团坡上的小山岗推掉13米，从而发现了曾侯乙墓。1979年该部为扩建营房，又将西团坡上的小山岗推掉了大约五六米，兴建了电镀车间。1981年为了给电镀车间通电，在栽电线杆时，发现了该墓。这个山岗被当地人称为西团坡，因而推测二号墓原来是有封土堆的。
1981年8月1日，考古发掘工作正式开始。经钻探得知，椁室已倒塌，棺木已腐烂。在扰乱沟的范围内清理出料珠、陶豆盘、玉羊、玉兔、玉塞、绿松石穿孔珠和石璧，还发现了1件铁铲形器，推测为早年盗墓贼所留。随着填土的不断下降，一些大件的青铜礼器显露出来。原来扰乱沟在主棺范围内，才得以使这些青铜重器保留下来。
二号墓的随葬物十分丰富，保存相对完整的共计449件。按其质地可分为青铜器、玉石器、陶器、角器、料器、蚌器和铅锡器。其中青铜器328件，占出土遗物总量的73.1%;根据遗物的用途可分为礼器、乐器、生活用器、车马器、饰件和丧葬用器。
但考古工作者却遇到了一个难题：该墓的墓主人是谁，他具体生活在什么年代?
墓主人棺椁已腐朽，仅存痕迹。主棺棺痕范围内也只残存人骨痕迹，附近有玉器和白色穿孔蚌饰。而出土遗物中仅在1件铜上铸有“盛君萦之……”几个字的铭文，此外没有能确定该墓年代和墓主身份的文字资料。
末世曾侯拼凑的奢华
二号墓的出土遗物有早晚之别，既有春秋晚期的风格，也有战国早期到战国中期的特点，特别是与战国早期的曾侯乙墓的一些器物极为接近。考古工作者通过分析墓葬形制、器物组合、纹饰特征，以及与曾侯乙墓的相邻关系等，推断此墓的年代在战国早期偏晚至战国中期偏早之间。与曾侯乙墓相邻，规模较大，都出有九鼎八簋，时代又相差不远，应属曾国国君墓。
战国时期虽已僭越于旧用鼎制度，但高规格的九鼎八簋仍可表明其身份等级。该墓还出土乐器和附件71件，其中有编钟一套36件、编磐一套12件、建鼓座1件、甬钟挂钩22件。东周时期，九鼎八簋和编钟都是礼乐器中的重器，是反映墓主人身份等级的重要标志。该墓和曾侯乙墓都在擂鼓墩古墓群范围内，坐落在属同一岗地的相对独立的两个山坡上，曾侯乙墓在东团坡，该墓在西团坡，各有其独立性，符合所谓“唯我独尊”原则，因此，其墓主人的地位不一定比曾侯乙低。而曾侯乙墓规模大，该墓规模较小，表明曾侯乙时代处在曾国的兴盛期，该墓处在没落期，其所出青铜礼器数量与曾侯乙墓基本相当，在器物特征方面也表现出与曾侯乙墓的相承关系，但精致程度已远远不如曾侯乙墓，反映了曾国国力的衰退。
二号墓出土的青铜器中，其器形、纹饰均有差异，不像曾侯乙墓的那样既整齐划一，又精美绝伦。铸范痕迹明显，有的甚至未经任何加工，给人以粗制滥造、拼凑而成的感觉。其甬钟的数量和规模都仅次于曾侯乙墓，体现了墓主人的尊贵。但其中24件为半成品，12件小甬钟钟体内腔未经任何修整和磨砺。从出土的22件钟钩来看，36件甬钟中可能有22件在下葬前曾悬挂过，其他14件可能是临时铸造配齐后下葬的，且未随葬钟架和磐架。
从二号墓的用鼎制度和钟、磐的轩悬方式所反映出的礼制，都充分说明墓主的等级应为诸侯。但此时，楚国国势强大，疆域不断扩张，曾国逐渐衰落，可能已沦为徒有其名的楚之附庸。
南北交融的文化特征
墓主人使用了升鼎与方座簋、牛形钮盖鼎与簋、钟与罄等配制。在升鼎与方座簋的组合中，升鼎在战国时期已成为典型的楚器，但双耳方座簋却是周式簋的传统形态。
使用周文化的代表性器物，充分说明曾随文化与中原文化源远流长的渊源关系，同时也反映出曾随上层贵族恪守周礼、维系宗法礼制的思想，可见其青铜器及青铜器所体现的礼制，贯穿于曾随文化的始终，与中原文化一脉相承。即使到了战国中期成为楚之附庸以后，受到楚文化的冲击，仍不失中原文化遗风。
擂鼓墩古墓群及其周边曾国墓葬的形制和出土遗物最能体现东周时期曾随文化特征。(随州日报 newsm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