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焦点新闻刘先生水烟袋、水烟袋老照片
(接上篇)
辛亥滦州起义
辛亥武昌起义前夕,大清王朝已是风雨飘摇,岌岌可危。清廷为力挽危局而编练新军,反而加速了其瓦解的进程。随着革命运动的发展,革命党人加紧在新军中活动;新军官兵中的革命力量在不断壮大。冯玉祥先生与六名青年军官在军中组织"武学研究会",以研究军事为名,团结同志,秘密鼓吹革命。父亲在冯先生的影响下加入武学研究会,并很快成为其中的骨干分子。
起初,武学研究会的活动仅限于指点江山,议论时政,以自强相策励,以革命为号召;相互传阅《嘉定屠城记》《扬州十日记》等反满书籍。1910年冬,武学研究会同志为表示"扶汉排满"决心,毅然剪去发辫,此举在当时形同造反。冯玉祥在日记中写道:"列兵之中毅然剪去发辫者,韩氏为列兵中之第一人。"
武昌新军起义成功的消息传来,武学研究会全体同仁欢喜若狂。他们时而秘密策划武装方案,时而到广大官兵中进行宣传鼓动。冯先生搞到一台油印机,把义军节节胜利的战报、各省响应起义的文电,以及鼓吹革命的文章等,及时印成宣传品,分发到各营官兵中。父亲身为军中的"秀才"、营部的司书及武学研究会的同仁,责无旁贷地承担起编写、刻印、分发宣传品的任务。
1912年1月3日,为响应武昌起义,清新军第二十镇四十协部分官兵在王金铭、施从云、冯玉祥领导下,于滦州举义旗、兴义师,宣布"中华民国北洋军政府"正式成立,当日即进军北京。冯先生就任中华民国北洋军政府北军参谋总长,父亲就任左路军司令。清廷急派重兵弹压,义军寡不敌众,功败垂成,王金铭、施从云牺牲,冯先生和父亲被捕,原拟要杀头,后因事件很快平息,清廷不愿再将事态扩大,乃改判"撤职除名、递解回籍"。
1月6日晨,冯玉祥和父亲在被拘禁三天之后,分别被递解回籍。父亲被押回霸县,负责押送的马弁把他交到县衙上就走了。爷爷被传唤到县衙,立下保状,把离家出走两年的儿子接回台山村。是年,父亲22岁。
辛亥滦州起义作为辛亥革命的一部分,虽然功败垂成,但由于滦州地处京畿,变生肘腋,对清廷构成极大威胁,有力地牵制了清军对武昌的进攻。
1936年,由国民政府主持在北京修建"辛亥滦州起义烈士纪念陵园"。陵园位于北京西北郊温泉附近的界龙山上,部分死难烈士的衣冠安葬于此。陵园内建有纪念堂、纪念碑和高12米的纪念塔。纪念碑正面有冯玉祥亲笔题词,背面是父亲亲自纂文并书写的《辛亥滦州革命先烈衣冠冢铭并序》。
碑铭已成为研究滦州起义历史的一篇重要文献。"辛亥滦州起义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唐向荣先生指出:"只就滦州起义而言,他(韩复渠)有四点是可以肯定的:第一,他早年投身滦州起义是正确的;第二,他对滦州起义的纪念和宏扬是有贡献的;第三,亲笔为衣冠冢属文是基本符合史实的;第四,衣冠冢铭文是情深理正的。"
再赴戎行
1912年1月8日,一身征尘、满脸苍桑的父亲,在离家出走两年之后不期而归,令家人又惊又喜。外间闹革命党的事家人早已风闻,惊的是父亲居然也敢冒死参与其中;喜的是造反不成还能活着回来,也是不幸中之万幸。
回到家中的父亲终日深居简出,心中郁闷固然是主要原因,头上没了辫子,也让他寸步难行。虽说是时清廷已颁布听由民众剪除发辫的明谕,但在偏僻的乡村,头上光秃秃的仍招人非议。据说在县城花12块银元就能装上一条假辫,但他不屑于此。冯玉祥回到原籍就装了一条假辫,每次上街都提心吊胆,惟恐被人看出破绽。
2月,清帝溥仪宣布退位,冯玉祥立刻去北京投奔陆建章,被委以左路备补军第二营营长,驻防京西三家店。
父亲在家中憋了近半年时间,正百无聊赖之际,突然听说老管带冯先生在北京又当上营长,时下正在邀集旧部,重整旗鼓,不禁精神为之一振,在征得父母妻子的同意之后,于6月初离家,再赴戎行。
霸县地处京畿,父亲很快就在京西三家店找到了冯玉祥,二人劫后重逢,别有一番喜悦和感慨。冯玉祥先安排他在二营任什长,未及一个月,又让他做起老本行﹣﹣营部司书。
父亲的前任司书为王喜瑞,满族人,脑后留着一条小辫子,手里总是端着一只亮晶晶的水烟袋。有人跟他开玩笑说冯营长是革命党,在滦州造过反,专杀留辫子的旗人。王胆子小,不辞而别。
不久,二营扩编为团,父亲向冯玉祥明确表示:志在带兵打仗,不愿再做案头工作,正所谓"宁为百夫长,不做一书生"。冯见他有胆有识,便调他到二团二营六连任排长。
从1914年入陕追剿白朗,到1928年首占北京,完成北伐,父亲追随冯玉祥南征北战凡十四载,历经护国之役、讨伐张勋、南北战争、直奉战争、北京政变、天津战役、晋北大战及北伐战争,从一名排长成长为方面军总指挥,统帅数万貔貅,其间之戎马倥偬、荣辱沉浮,可谓一言难尽。
父亲早年曾一度被俘的事,我是在看了冯玉祥和刘汝明的回忆录后才知道的。
事情发生在1916年2月,地点在四川长江流域。父亲时为冯玉祥部模范连排长。关于他被俘的故事有两个版本,一个是冯先生写的,一个是刘汝明写的。
冯玉祥的说法是:白沙场之役,胜负双方各有伤亡,冯将滇军伤兵百余人及本部伤兵六十余人均交由父亲照管,并将伤兵用木船沿长江顺流运至泸州医治。父亲押船行至江安水面时,意外被刘存厚的川军扣留。原来时任川军第二师师长的刘存厚在纳溪宣布独立,自称川护国军总司令,与云南护国军第二梯团合力占领泸州,刘部旋驻江安。父亲和众伤兵全不知泸州已落入护国军手中,就在江安糊里糊涂地当了俘虏。
刘存厚手段很辣,前不久刚刚杀了所俘伍祥祯旅的一个团长和四个营长,现在又意欲杀害父亲及全体伤兵。父亲沉着地说:"我们这次作战实出于万不得已,不信,你看我们收容的伤兵里面也有滇军的弟兄,而且待遇完全一样。"刘即派人到船上查看,果然如此,方化敌为友,并给每名伤兵发洋5元,又让父亲带了许多宣传品去散发。
刘汝明的说法是:父亲与冯玉祥的马弁王秉发护送五十多名伤兵乘船去后方,经过川军第一师师长周骏部防区水面时,被川军扣留。川军将伤兵都推到河里,把父亲及王捆送到师部审问,以核实冯旅是否串通护国军。周先把父亲提去问话,留下王捆在树上,由两名士兵看管。入夜,王悄悄挣脱绳索,哀求一名士兵替他找碗水喝,待那名士兵离开后,王又求另外一名士兵替他点根烟抽,并示意纸烟在自己口袋里。那名士兵听说有烟,立刻把手伸进王的军衣口袋。王乘机用已松开的双手,夺过那名士兵的,将其刺死,然后迅速逃走,待川军发现时,王早已消失在黑暗之中。王跑回部队营地,当即向旅长报告一切。冯旅长给周师长发了一通电报,要求他立刻释放父亲,否则即命所部留守成都人员捕杀周父,为他偿命。周接电气夺,忙不迭放他归队。
"棒打"刘汝明
1918年至1920年,冯玉祥的第十六混成旅驻军湖南常德。父亲时任炮兵团团附(鹿钟麟任团长)。
1919年9月,步三团一营营长刘汝明要将流落在哈尔滨的父亲灵柩迁回到直隶老家,向旅长请假遭拒,索性就仿效当年关羽"挂印封金",不辞而别了。冯玉祥闻讯,对刘的"有组织,无纪律"勃然大怒,一边命令父亲代理刘的三团一营营长职务,一边派人把已跑到岳州的刘叫了回来。刘回到常德,不敢去旅部,先回到三团一营营部,是时父亲已接事。父亲一见刘汝明已回来,便说:"子亮,你回来好极了,你还回来当营长吧。"刘汝明说:"营长我不干了,只怕我要倒霉哩!"父亲说:"不要紧,我们找几个人陪你一同去。他要打你,我们一块给你讲情。"说着,派人去约了孙良诚、佟麟阁、石友三、过之纲等几位营长来,陪刘汝明一起去旅部。
传令兵向冯玉祥报告:刘营长回来了。冯玉祥没让刘汝明进屋,而是先传令营长集合。待包括刘汝明在内的全体营长列队集合完毕,冯玉祥才从屋里走出来,一见刘汝明便大骂:"好啊,你当了营长了,可以自由随便了!你请假,我不准,你应该再请,再请不准,应该三请,怎么可以自己一跑?今天非要打你四十军棍不可!"说着便命人将刘按倒,自己拿了军棍要打。
当时军中有句流行的"顺口溜",说的是:"叫你学好不学好,鸭嘴军棍挨上了。"
父亲见状,立刻跑上去对冯玉祥说:"旅长别生气,叫我来打。"说着就伸手要过棍子。冯玉祥有意无意地顺手把军棍递给他。他接过军棍抢圆便打,但军棍打下来,只将棍梢打在地上"啪"、"啪"作响,棍子本身并没有着实打到刘汝明的身体。冯玉祥在一旁不知是真没看见,还是假没看见,只管连声喝道:"重打!"打了十几下,众人都上前求情。冯遂下令不再打了,叫刘起来,问:"你还跑不跑了?"刘汝明说:"除非准我假,再不然就把我押起来,否则我还是要跑!"冯震怒,一声断喝:"把他送到队押起来!"刘汝明当过队大队长,被押到队后格外受到弟兄们的优待。
就在刘汝明被关押的第二天下午,部队在德山上进行野战演习,惊动一只老虎跑下山来。正在德山脚下站岗的三团一营(父亲刚接任营长)班长陈朝品向老虎连开几枪,受伤的老虎接着又被众多大呼小叫的士兵和村民驱赶到沅江里……待奄奄一息的老虎被众人拖上岸时,才发现老虎有八尺多长,尚未完全断气。站在一旁围观的队排长赵登禹见了,便骑在老虎身上,做"武松打虎"状,笑谓:"看我是打死老虎,还是打活老虎!"有人用照相机当场拍下此痛打落水虎的镜头。事后,冯玉祥在照片上欣然题字"打虎英雄"。
死虎被士兵们抬到旅部,剥了皮,烧了一大锅虎肉,官兵分而食之。据冯玉祥回忆说:"肉味很好,煮时香闻数里,吃后出豆大汗珠,可以治病……。后来我又把虎骨交人制成药酒,分送朋友,患风寒病者,服之很有效验。"冯在与众人分享虎肉的美味时没忘记还被关押的刘汝明,特地派人把他从队叫来,递给他一碗虎肉,说:"来吃饭吧,我给你留了一碗老虎肉。"冯玉祥看着他吃完了,这才说:"你要去运你父亲的灵柩,本来也是大事,不过你不该自己跑。"刘汝明表示认错。冯接着又说:"你一定要去就去吧,早些去早些回来。你的营长韩复渠已到差了,你就接他的炮兵团团附,你们俩就算对调。"刘一口答应了。
至此,父亲正式接任步三团一营营长。
刘汝明(1895-1975),字子亮,直隶献县人,1912年在景县应募入伍,在冯玉祥第二营当兵,是标准的"老二营",以后在冯军中升迁很快,直至担任军长。刘汝明身经百战,屡建殊勋,其中最令他得意的是南口大战和西安解围战。冯玉祥曾颁给他一张奖状,上书:"挺身挡南口之险;走马解西安之围。"
刘汝明与父亲私交很好,即使在父亲早已被蒋介石打入另册之后,他在台湾出版的回忆录中,即在蒋某人的眼皮底下,仍坦承:"我与向方是好友。""韩、石(友三)与我的私交均甚笃实。"刘汝明与那班落井下石之辈相比,有如云泥之别。
驱逐溥仪出宫
"北京政变"后,新组建的摄政内阁在冯玉祥授意下,连夜举行临时阁议,决定修改《清室优待条例》,将清逊帝溥仪驱逐出宫,并委派北京卫戍司令鹿钟麟主持执行这次行动。
1924年11月5日上午10时,国民军以"统一军权"为名,将驻在清宫及景山内之禁卫军1200人缴械,调驻北苑,听候改编。父亲的第四十三团进驻景山。
是日拂晓前,父亲的部队已完成对紫禁城神武门至醇王府沿途及皇城各门的警戒。父亲谕令驻在神武门两侧筒子河畔营房之警察4队约480人于12时前将军械、一律缴出,听候调遣。
父亲离家时,母亲叮嘱说:"到宫里见了皇上要有礼貌。"父亲笑道:"我又不进宫,只在外面当差。"
上午9时,鹿钟麟在警察总监张壁,国民代表、北大教授李石曾的陪同下乘汽车直趋紫禁城,后面尾随两辆卡车,分载警察40人、军士20人。鹿一行在神武门下车,步行入宫。第四十三团营长丁汉民以鹿之随从身份一并进入。父亲亲率士兵一部在神武门外警戒。
鹿钟麟一行进入神武门,与清室官员交涉,限清帝即日出宫。清室官员入内与溥仪商议后,回复鹿等:同意出宫,但须容期三个月。李石曾说:今天之事非今天解决不可!清室官员入内数次,将期限由三个月减为一个月、十天,继而三天,双方交涉两个多小时迄无结果,时已届下午3点,鹿急中生智,故意对丁营长大声说:"快去通知外边韩团长,时限虽然已到,但事情还可商量,再延长20分钟,先不要在景山上开炮!"是时,醇亲王载沣亦匆匆自宫外赶来,与绍英等会议约一小时,才出来说:"立即出宫,往北府。"(宫中称醇王府为"北府")鹿原本是一句恫吓语,却有神效。很快,溥仪夫妇、淑妃、宫女、太监等手中各执小包,自御花园走出来,载沣、绍英等跟在后边。绍英介绍鹿等与溥仪相见,各自握手后,乃登车。汽车备有五辆,两卡车随后跟进。
车队缓缓驶出神武门,万籁无声。父亲率士兵整齐列队,肃穆鹄立,致军礼迎送。
车队至后海甘石桥醇王府邸,溥仪下车,鹿钟麟问他以后是自称皇帝,还是以平民自居?溥回答:我既已接受修改之优待条例,当然不能再称皇帝,以后只是中华民国国民一分子。鹿钟麟等报之以掌声。
郭松龄密语
1925年9月15日,日本武官松室孝良面晤冯玉祥,请西北军派人参加以陆军总长吴光新为首的中国军事代表团,赴日参观日军秋操,并访问东京、仙台等地。冯玉祥决定派父亲与程希贤等前往。当时父亲的军职是西北军第一师第一旅少将旅长。
中国军事代表团主要成员由东北军和西北军军官组成,奉军首席代表为郭松龄,成员有高纪毅、刘翼飞等;西北军首席代表为韩复渠,成员有程希贤等。
一日深夜,在东京帝国饭店,父亲已睡下,猝然有人敲门。他披衣起视,来访的不速之客竟是奉军首席代表郭松龄!
郭松龄身材伟岸,连鬓胡须,双目炯炯,不怒而威,人称"郭鬼子"。郭思想激进,疾恶如仇,志趣雄奇,豪气干云,是奉军将领中出类拔萃者。郭年初曾带兵一个团驻北京北郊黄寺,父亲见过他几次,但无深交。父亲见郭突然夜造访,料其必有大事。
郭松龄对父亲说,他到东京后,有日本参谋本部一位重要官员来访,问他此次来日本观操,是否兼有代表张作霖将军与日本国签约的任务。来人见他一头雾水,遂告辞,悻悻而去。事后他觉得事出蹊跷,细心打问,才获悉张氏为攻打国民军,拟同日本秘密签约,从日本获得一大批军火。此项密约已在奉天谈妥,张氏通知日方,签字代表近日将抵达东京,恰巧他先到一步,引起误会,现在张氏的代表于冲汉已到东京。讲到这里,郭愤愤地说:"连年军阀混战,争城掠地,盈野,国家元气断丧殆尽,老百姓无法生活,强邻虎视眈眈,正在伺机而动。张作霖为了个人利益,不顾一切,出卖国家。这种割肉饲虎,引狼入室的干法,无论如何我是不能苟同的。我是个军人,不是个人的走狗!我不能味着良心服从乱命。他若打国民军,我就打他……"最后,郭又郑重请求父亲严守秘密,并向冯玉祥转达他愿与国民军合作的诚意。
父亲听郭松龄一番慷慨陈辞,深感兹事体大,肃然道:"我对郭先生人格十分钦佩。我回去之后,一定将你的意思报告冯先生,再商量进一步的办法。今天的谈话,关系重大,我一定严守秘密,请你放心好了。"
父亲和程希贤等随中国军事代表团于11月5日晨回到北京,未及回部队,便直接乘火车去包头,向冯玉祥报告郭松龄的事。
正在为奉军步步紧逼而苦思对策的冯玉祥听到这个消息,如同"天上掉馅饼",激动之情可想而知,但又恐其中有诈,于是说:"这事情关系太大,不要轻率地乱做主张,最好请郭先生写个亲笔的什么东西,派两个亲信的人送来,两下从长商酌一下,方显得郑重其事。"
父亲和程希贤于8日返程,临行前冯玉祥令其转告鹿钟麟:北京方面军队速退南口备战。父亲回到北京后再转赴天津,直接去意大利医院,当面向郭松龄转达冯先生的意见。
冯玉祥与郭松龄很快签订了密约,约定共同讨奉。郭于1925年11月23日在滦州通电全国,向张作霖发难。
郭松龄倒戈是民国史上一次重大事件,影响深远。奉张虽然最终在战场上赢得了胜利,但其实力也从巅峰状态逐渐式微。(未完,见续篇3)
【韩子华,1923年生于北京南苑,河北霸县人,韩复渠次子。1942年起先后在中国大学、、武汉大学、华北大学学习。1949年6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1年2月参加抗美援朝。1956年任教于甘肃省电力学校。1979年"右派"。1984年后任民革甘肃省委秘书长、民革中央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