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健康问题_中国健康问题的现状

（央视财经《中国经济大讲堂》）国家癌症中心最新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 每年我国肿瘤的新发病例是430万，相当于平均每天超过一万人被确诊为癌症，每分钟就有7人被确诊为癌症。 目前，我国肿瘤的五年生存率刚刚超过40%，而美国是66%，日本是72%，有些北欧国家甚至超过80%。 包括肿瘤在内，多种重大、慢性疾病的防治形势依然十分严峻。 要实现“健康中国2030”的宏伟目标，我们还存在哪些瓶颈和挑战？

1月4日22:00，CCTV-2央视财经频道《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詹启敏为您深度解读《科技创新如何助力健康中国建设？》

嘉宾简介

詹启敏，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医学部主任，国家健康保障科技工程专家组组长。他当过农民、民办教师，也进过工厂，恢复高考后，他选择了医学专业，从此走上了救死扶伤之路。2002年，在美国留学和工作生活17年的詹启敏毅然放弃了美国优厚的待遇，投身到祖国的医学发展。他长期致力于肿瘤分子生物学和医学转化研究，积极推动医学科技创新，在国际上率先发现和系统揭示了细胞周期监测点关键蛋白的作用和机制。近年来，在基因组研究方面，全面系统地揭示了食管癌的遗传突变背景，为了解食管癌的发病机理、确定研发临床治疗的药物靶点提供了理论和实验基础。多年来，他在繁忙的科研和教学之余，坚持每年率领欧美同学会医师协会的同仁去老少边穷地区义诊开展健康扶贫，与当地建立长期定点帮扶合作机制，为推动我国医疗事业的均衡发展积极努力。

挑战一：重大疾病的防控形势比较严峻

我们现在面临着重大的慢性疾病，包括恶性肿瘤、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神经退行性疾病、呼吸性疾病等，这些都叫慢性重大疾病。从国家癌症中心颁布的数据来看，每年肿瘤的新发病例430万，就是每年有430万人得肿瘤，每年有280万人死于肿瘤。这个数据是非常庞大的，而且这个数据仍然还在攀升。关于肿瘤还有几个数据，治疗肿瘤有没有效果？它有一个指标叫“五年生存”。因为很多肿瘤，如果过了五年生存期之后，大部分的病人就从这个风险中脱离出来了。那么，中国所有的肿瘤治疗之后的五年生存率是多少呢？刚刚突破40%。这个数字和发达国家还是有差距的，美国是66%，日本是72%，欧洲有些国家，尤其北欧超过80%。如果一个疾病五年的生存率超过80%的话，我们基本上就认定这是一个慢病，而不能称为是绝症。 心脑血管疾病，每年心和脑的疾病加在一起，大概有380万的人死于心脑血管疾病。和这个疾病相关的，我们还有2.7亿人患有高血压，1.6亿人患有高血脂。因为高血脂和高血压都是导致心脑血管疾病的重要风险因素。 糖尿病是多少呢？糖尿病的人数大概在1.1亿。我们步入到老龄社会，老年痴呆按照6%的比例测算的话，人数大概在1200万。还有五六百万的帕金森氏综合征人群。 这些都是健康上的问题，我们把它称为重大慢性疾病，这个形势是比较严峻的。

挑战二：新发突发性传染病危险因素持续存在

2003年的那场SARS（非典），让我们对健康事业有了一种重新的认识。当时国外的友人不来了，在北京举行的国际会议没有了，国内到北京来旅游的旅游团也没了，我们很多的工厂、学校、商店都关门了。也就是说，它对我们整个国内的经济建设、旅游事业，对我们正常的工作、对国际交往都有很大的冲击。

2003年之后，我们国家的政府，我们的医学界意识到这个问题，于是大力加强了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应急能力。现在如果再有像手足口病、禽流感、猪链球菌的感染，就不会引起社会的恐慌。为什么要用社会的恐慌来讲呢？因为当时在2003年确实有社会的恐慌，SARS（非典）导致的死亡率太高了，10个感染的人里可能有3到4个就会死掉。

尽管我们现在这方面的能力增强了，但我们还要对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提高警惕。

我说几个名称可能大家也听说过，埃博拉、中东呼吸综合征、西尼罗病、疯牛病、寨卡病毒......这些疾病从地理位置来看在西非、南美都和我们有万里之遥，但是我们绝对不能放松警惕。我们常说现在的世界是一个地球村，所以我们并不觉得这个风险是在西非，那个是在南美，实际上这些风险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机舱门之隔，随时都有可能来到我们这儿。所以，我们对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无论是在我们内部产生的这种爆发性传染病，还是外部输入性的都要有高度警惕，不能让它有发生的可能性。这个就是要关口前移，重视建设相关的能力，把风险挡住。

挑战三：医学科技创新能力不足

无论是重大慢性疾病，还是新发的、突发的传染病，提高我们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应对能力需要有手段，有装备，有武器。

第一个就是药物。现在医院医生开的西药处方中，90%以上或者大部分的药物，最早的知识产权是国外的，是国外研发出来。可能我们有些朋友会说，我看见这个药是中国药厂生产的，这没错，一个药物的专利保护期大概是在15年、17年，有时候可能申请的话还会再延长。这个保护期结束之后，我们才可以生产。但是一个药物在专利保护期是非常昂贵的。电影《我不是药神》中，当白血病治疗需要一种格列卫这样的靶向药物时，这个药物因为是在专利保护期，所以非常贵，如果是按照我们目前进口药物使用的话，因为不在医保，至少在那个故事的当时不在医保，然后大家负担不起。他们就采取了一些特殊通道，从印度或者别的国家这种仿制药，如果批量一大的话，就和国家的法律出现了碰撞，导致踩了红线，电影讲的就是这个故事。药物在保护期价格昂贵，会给很多家庭带来看病贵的问题，我们也在积极解决这些问题。希望未来，老百姓需要的药物，我们国内都能够研制成功，都能够生产。

第二个就是大型医疗装备。像核磁、彩超、CT（电子计算机断层扫描仪）、PET-CT（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显像）、加速器、手术机器人、微创器械，这些我们目前正在使用的高端医疗装备，尤其是在大医院的高端医疗装备，大部分都是国外的，所以检查费用比较昂贵，这也是导致我们看病贵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们要通过科技创新来解决这个事。

最后就是临床上的标准规范指南和临床路径。任何一种疾病的治疗，它都有标准，有临床路径，有它的规范。尽管我们可能有些朋友说，想要找一个特别有经验的老大夫看一看，他的临床经验很充足。但他也是在临床路径标准规范指南的框架当中，根据他的经验来对疾病进行判断，给予合适的治疗，而不是你们想象的那样，他想怎么治疗就怎么治疗，这个是有要求的。这个标准规范指南和临床路径，我们目前也有很多是采用或者借鉴国外的。这就会带来一些问题，毕竟别的国家和我们国家人种不太一样，我们的生活环境、生活方式不太一样，尽管看上去是同样一种病，但实际上还是有差距的。最近几年在肺癌研究中，看得比较清晰。在临床病理上、形态学上面看上去好像比较接近，但实际上在更深层次的分子层面上的变化，像基因突变、分型完全不太一样，所以中国人还得要有中国的很多治疗方案。

挑战四：医疗资源分布不均

我们现在的医疗资源主要还是在发达地区，像东部沿海、北上广这种经济情况比较好的地区，而在老少边地区，优势医疗资源还比较欠缺。尽管中央和政府这些年一直采取帮扶政策，包括中组部以组团式援藏的方式，派出我们的医疗队到西藏去进行支持。但是在目前来讲，优势资源还是在大城市，即使是在欠发达地区，它的相对比较优势的资源也是在省会、地市的所在地，在乡村、基层还是比较欠缺的。

未来根本性解决这些问题，一方面是靠人才，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科技手段。

转载请注明央视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