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于间隙、边缘和微观世界的印度洋岛国科摩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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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科摩罗笼罩着一层神秘感。而这层神秘感,主要来自于该国的间隙性或复合性、该国与其他地方的邻近性或不同之处,以及该国作为其他地方的一个缩影。然而,仅根据其与话语构建的其他地域的关系来定义科摩罗,并不足以理解科摩罗本身。本文回顾有关政治地理学和岛屿学的思考,把科摩罗构建为一个间隙岛屿、边缘岛屿和微观世界,同时深入探讨更为广泛的政治地理学研究。
图源:扬子晚报
★ 本文作者:
朱献珑,华南理工大学印度洋岛国研究中心研究员。
葛陆海(Adam Grydehøj), 华南理工大学印度洋岛国研究中心研究员(通讯作者)。
科摩罗简介
关于科摩罗的情况,我们迄今仍然知之甚少。伯德(Bourde, 1965, pp. 91)在其著作《科摩罗群岛:一个微观世界的问题》的开头就采用了一种古典岛屿浪漫主义写作风格:“科摩罗就像一串珍珠,从马达加斯加岛延伸至东非海岸,是世界上最美的群岛之一,最迷人的文明之一,也是最令人困惑的地方之一。该国的总面积相当于科西嘉岛的四分之一,尽管面积不大,与世隔绝,不受世界局势变化的影响,但其面临的困境可被看作是发展中国家的一个缩影。”
此话之所以具有神秘主义气息,是因为伯德(Bourde)运用了用于理解岛屿和群岛的一般性关系方法,即将科摩罗比作一个间隙岛屿、边缘岛屿和微观世界。
巴卡尔(Bakar, 1988, pp.181)同样以关系方法为导向开展研究:“科摩罗位于非洲大陆东南部的莫桑比克海峡,面积2235平方公里。该国的国土面积比留尼汪(2512平方公里)小,比毛里求斯(2210平方公里)稍大,但几乎是塞舌尔(444平方公里)的5倍。大科摩罗岛,昂儒昂岛,莫埃利岛和马约特岛均位于马达加斯加和东非之间。大科摩罗岛位于更西边,距离莫桑比克海岸约400公里,距离坦桑尼亚约700公里,而位于更东边的马约特岛,距离马达加斯加西海岸约300公里。”阿佩尔(Alpers, 2001, pp. 74)指出:“如果将莫桑比克海峡和整个西印度洋排除在研究范围之外,就不可能深入地理解科摩罗的历史与文化。”一言以蔽之,印度洋国家与其他地区国家之间的贸易、冲突和接触,造就了今天的科摩罗。
科摩罗作为一个间隙岛屿
在历史上,科摩罗经常被描述为一个“中间地带”,并与广受学术界关注的其他地区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因此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早在6世纪,科摩罗便有人类居住,主要受到斯瓦希里文化的影响。斯瓦希里文化通过在沿海或河流岛屿上的城市定居点传播(LaViolette & Wynne-Jones, 2018, pp. 7),例如拉穆群岛中的帕泰岛、曼达岛和拉穆岛;桑给巴尔群岛中的桑给巴尔、马菲亚岛和奔巴岛; 基尔瓦群岛中的基尔瓦·基西瓦尼岛和松戈马拉岛;索法拉;以及莫桑比克岛。换言之,科摩罗文化源于斯瓦希里海岸地区的岛屿。
在8世纪,大量外来人涌入科摩罗。在这些人中,有一部分可能来自室利佛逝帝国,即今天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岛(Boivin & Crowther, 2018)。外来移民带来的农作物和习俗对科摩罗文化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科摩罗融入了印度洋贸易网络,伊斯兰教在科摩罗广泛传播,在科摩罗上甚至出现了农奴经济。随着斯瓦希里海岸和西亚居民的持续到来,科摩罗逐渐形成了具有斯瓦希里语、内陆班图语、马达加斯加语、阿拉伯语和东南亚特色的混合文化与政治体系(Walker, 2019),在西南印度洋的商业与宗教历史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被誉为非洲大陆与马达加斯加之间的“人文桥梁”(Alpers, 2001, pp. 73)。
到15世纪,科摩罗成为马达加斯加奴隶出口的中转站(Vernet, 2009)。16世纪初,葡萄牙征服了斯瓦希里海岸地区。此后,科摩罗开始向葡属东非提供奴隶和农产品(Alpers, 2001, pp. 75-76)。赖特(Wright,2017, pp. 522)将科摩罗的成功与葡属东非对科摩罗的控制进行对比:“科摩罗位于马达加斯加和东非之间,使其能够满足印度、西亚、东非以及后来的南部非洲和中国的贸易需求。18世纪后期,出于抢夺法国种植园的奴隶来源地等原因,马达加斯加海盗开始周期性地入侵科摩罗。17至18世纪,葡属东非被阿曼帝国征服,随后被英国占领,科摩罗作为航海补给站的地位有所降低(Dubins, 1969)。
19世纪初期,法国在马达加斯加的影响力不断增强,加深了法兰西帝国与科摩罗统治阶层的联系。法国于1843年占领了马约特岛,科摩罗再次成为法国的奴隶来源地(Walker, 2019)。在1885年的柏林会议上,欧洲列强授予法国对科摩罗的控制权(Wilkinson, 1996),科摩罗四岛于1912年沦为法国殖民地。
被边缘化的历史角色
在前述的科摩罗被殖民前的历史中,该国的关系主要是通过相对地理位置来定义,即作为斯瓦希里城邦、印度洋岛屿、欧洲帝国和西亚强国之间的互动点。虽然科摩罗在其所属地区的历史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主要还是作为第三方参与到其他地域的关系史之中。
欧洲殖民者的到来标志着关系视角的转变,科摩罗从主要贸易国之间的战略互动点转而成为重要地域(例如法国、南非、中国)的边缘存在。因为科摩罗所处的地理位置(非洲和印度洋之间)不再是欧洲殖民者争夺的焦点。此后,在有关科摩罗殖民历史的研究中,均存在把该国边缘化的倾向。
在法国殖民统治下,科摩罗逐步转变为与其他法国殖民地相类似的以榨取为导向的种植园经济模式(Walker, 2019)。马约特岛最初以制糖为主要产业,后来转为生产高价值、劳动密集型的农作物,主要生产和出口依兰、香草、丁香等香料。在科摩罗宣布独立不久前,奥斯特海默(Ostheimer,1973, p. 493)认为科摩罗经济作物的价格波动较大,导致该国经济凋敝,人均收入为全球最低,进而提出科摩罗无法增进殖民帝国利益的观点。
法国对科摩罗的殖民计划从马约特岛出发,以此为基础建立殖民统治,并参照法属马达加斯加的做法,建立起统一的行政管理体制(Walker, 2019, pp. 593)。法国殖民者在科摩罗建立起一个结构复杂、非透明的行政系统(Ostheimer, 1973, pp. 497; Bourde, 1965;Sanches et al., 2022)。法国殖民者将注意力转向到大科摩罗岛后,马约特岛与其他岛屿之间的经济差距愈发悬殊,昂儒昂岛(曾经最富有的岛屿)也面临同样的问题。有分析指出,尽管科摩罗四大岛屿在种族、语言和历史方面均极为相似,但在科摩罗独立前,各岛屿存在截然不同的传统,进一步刺激了恶性竞争的产生(Ostheimer, 1973, pp. 491-493)。
科摩罗群岛的去殖民化进程因各岛屿之间凝聚力的缺乏而变得异常艰难。大科摩罗岛和昂儒昂岛之间关系紧张,而马约特岛(1958年之前一直是法属科摩罗首府的所在地)却担心失去自身主导地位(Dobler, 2019)。去殖民化进程失败后,科摩罗于1974年举行了独立公投,大科摩罗、昂儒昂、莫埃利三座岛中95%的居民支持独立,而最早被法国人殖民统治的马约特岛,亲法势力多,最终以63.8%的票数,拒绝独立(Daou, 2017; Massey, 2015)。除马约特岛外,大科摩罗岛、昂儒昂岛和莫埃利岛于1975年单方面宣布独立,成立科摩罗共和国,造成了今天科摩罗实际控制三座主岛的局面。虽然联合国、非洲联盟等国际机构认为科摩罗由大科摩罗、昂儒昂、莫埃利和马约特四岛组成,但马约特岛却依然处于法国的管辖之下。2009年,马约特岛通过全民公投,以95%的赞成率,将该岛升级为法国的一个海外省,即法国的第101个省。
在独立后的20年中,科摩罗受到了各种政治动荡的冲击,甚至还受到来自法国和南非的干涉(Massey & Baker, 2009; Terrill, 1986)。上世纪80年代,在法国雇佣兵鲍勃·德纳尔(Bob Denard)的支持下,科摩罗成为南非种族隔离政策的支持者之一(Daou, 2017)。该国为南非提供军事、外交、经济和运输活动的基地,使其能够规避国际经济制裁。这不仅给科摩罗带来了丰富的物质利益,还为其提供了一定程度的安全保障(Terrill, 1986)。
在法国分离主义势力的支持下,昂儒昂岛于1997年10月宣布独立,要求重新归属法国,但被法国拒绝(Dobler, 2019; Massey, 2015)。2001年12月,科摩罗通过独立以来第四部宪法,实现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权分立体制,设1名总统和3名副总统(每岛各一名)。总统由各岛轮任,任期五年。各岛政府在尊重国家统一的前提下,实行自治(Daou, 2017)。
2018年,科摩罗总统阿扎利·阿苏马尼(Azali Assoumani)推动修订宪法,将总统不得连任、三岛轮任改为允许现任总统连任一次、三岛轮任,并取消副总统职位。此后,科摩罗中央政府的权力得到进一步巩固(Massey, 2021; Freedom in the world 2021:Comoro, 2021)。
虽然科摩罗宣称拥有马约特岛的主权,但该岛的实际控制者是法国。多布勒(Dobler, 2019,pp. 157-158)指出,马约特岛在1974年举行独立公投时,科摩罗尚未建国,因此科摩罗对马约特岛的主权诉求并不成立,其诉求更多地是出于民族统一主义情结(以统一同种族的同胞、或根据真实或虚构的历史理由,兼并别国的领土)。法国在其去殖民化的过程中仍然保留对马约特岛的控制权,与领土扩张无异。有学者通过这一案例,证明法国拥有对格洛洛索群岛(位于马约特岛的东北部)的主权。
科摩罗似乎总是在历史中扮演着一个被边缘化的角色。三十多年前,穆科诺维舒罗(Mukonoweshuro,1990, pp. 555)以一种今天看来不合时宜的视角描述科摩罗的现状:“科摩罗从未实现过经济独立,因此不得不将国家利益以交易的形式出售给他国(例如法国、南非、墨西哥、摩洛哥、加蓬等)。这导致科摩罗国家治理的失效,并最终沦为权贵和资本逐利的工具。”
随着全球化的到来,科摩罗对国际援助的需求与日俱增。该国与伊朗和沙特建立了互惠关系 (Cafiero, 2016; Ali, 2018; Farrar-Wellman,2010);就像其他岛屿国家一样,将本国护照作为商品销售(Cafiero, 2016;cf. Van Fossen, 2018);积极接受人道主义援助;并与中国开展双边合作,参与到中国“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之中(Mohan, 2022; Zhong & Wu, 2020; Zhu et al.,2020, pp. 159–164)。
在过去的几十年间,科摩罗出现了爆发式人口增长,从1960年的19.1万迅速增长至2020年的87万(World Bank, 2022b)。与许多其他前岛屿殖民地一样,科摩罗有大量的移民,这些人由于战争、贫困、税收、土地征用等原因离开自己曾经居住的岛屿。由于昂儒昂岛人口密集且冲突频发,该岛的居民通常会移居至科摩罗的其他岛屿上,而莫埃利的居民通常则会移居至桑给巴尔岛(Walker, 2019, pp. 223-226)。在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浪潮下,东非的科摩罗社区孕育出第一批科摩罗独立运动者(Ostheimer, 1973, pp. 495; Roberts, 2021)。
20世纪后,科摩罗人不断向法属马达加斯加移居,久而久之在当地形成了庞大的社区(Walker, 2019, pp. 226-228)。对于不少科摩罗人而言,移居法国是维持生计、养家糊口的一种方式,迄今为止仍有数十万科摩罗移民在法国生活(Walker, 2019, pp. 228-229; Englert, 2018)。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侨汇约占科摩罗国内生产总值的13%(World Bank, 2022a),而绝大多数侨汇则流向大科摩罗岛(在法科摩罗侨民的主要来源地)(Da Cruz et al., 2004)。
虽然马约特岛是法国经济最落后的海外省,但其经济、医疗、教育、就业条件均优于科摩罗 (Massey, 2015)。对于渴望幸福生活的周边国家(科摩罗、马达加斯加、莫桑比克、肯尼亚、坦桑尼亚)居民而言,马约特岛俨然成为令人向往的“天堂”。据统计,目前在马约特岛上生活的非法移民多达6至10万,其中绝大多数来自昂儒昂岛。为了减少前来马约特岛的移民数量,法国政府于1995年推出了手续繁琐的旅游签证,导致成千上万的非法移民在偷渡马约特岛时溺亡(Massey, 2015)。近年来,马约特岛一直处于内外交困的境地:当地人与非法移民之间的矛盾日益严重,法国——科摩罗之间的关系也陷入困境(Carver, 2018)。道欧(Daou,2017, pp. 37)指出,舆论对马约特岛的认识发生了转变:从过去对科摩罗移民涌入马约特岛的担忧转为今天马约特岛被科摩罗移民同化的担忧。生活在法律边缘或法律之外的非法移民多依靠非正规经济手段谋生(Trenchard, 2019),马约特岛约84%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还有文章甚至不留情面地称该岛为法国“最无价值的一个省”。
由此可见,科摩罗总是以边缘角色的身份出现在岛屿关系中,不再作为不同地域之间的互动点而存在。虽然科摩罗经历了殖民化和去殖民化过程,但主流观点仍认为,科摩罗并未对其他地方产生积极影响,这进一步证明了其在岛屿关系中的边缘性。
科摩罗作为一个微观世界
将科摩罗构建为间隙岛屿和边缘岛屿的关系视角,均倾向于将该国比作其他地方的一个缩影。
如果要以微观的关系视角来研究科摩罗,就必须谈到科摩罗的经济状况。科摩罗是世界上最不发达国家之一(Daffay & Mohamed, 2021; Ibouroi etal., 2021)。该国约57.4%的人从事农业生产,丁香、香草和依兰占其出口收入的90%。经济作物在科摩罗经济中占主导地位意味着,科摩罗大部分粮食依赖进口。然而,该国的非正规经济和自给性农业往往被学术界忽视(exceptions include Taylor et al., 2019;Hauzer et al., 2013; Mikuˇs, 2009, pp. 2008–2009)。2019年,飓风肯尼斯摧毁了科摩罗的众多基础设施,对其农业生产造成了严重的影响。科摩罗先后经历了殖民主义、工业全球化、气候变化、新殖民主义的洗礼,如同当今世界的一面镜子,集中反映了国际舞台的风云变幻。
伯德(Bourde,1965, pp. 91)以微观的关系视角,将科摩罗与其他地方发生的事件相联系:“尽管科摩罗微不足道且远离国际舞台中心,但仍然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现存问题的缩影。”半个多世纪后,特伦查德(Trenchard,2019)对该观点进行了补充:“在科摩罗的日子里,我逐渐有一种地球接近崩溃边缘的感觉。该国面临的一系列问题,例如人口的迅速增长、不可持续的资源开发、气候变化、贫富差距以及从落后国家向发达国家的大规模移民,均是引发未来地球危机的主要因素。”
在科摩罗所发生的一切,为人类敲响了警钟,揭示了人类活动对地球的影响,如果不予以重视,今天的科摩罗可能就是明天的地球(Chandler & Pugh, 2021, pp. 210)。科摩罗就像一面镜子、一个错位的世界乃至一个反乌托邦的未来。总之,我们必须把科摩罗和整个世界紧密联系,作为一个命运的共同体来看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