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入15.2K，花16.8K，四成香港青年自认贫穷

香港近日一项民调，十分吸睛，因为多达40%受访青年“自认贫穷”。

调查还发现，青年个人月均生活支出约16800元（港元·下同），月入中位数却仅15200元，显得入不敷支，故指时薪须达71.6元才算足够，因而建议大幅上调计划中的40元最低工资。

作为社福视角的调查，以上结论其实不难想象；换作重视经济角度的机构主责，由最终落脚点以至调查方向均不一样。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但问题是，上述民调之所以令人哗然，一大焦点并不在于所谓青年收入过低，坊间也几没掀起有关最低工资的讨论；大家最关注的，乃青年支出是否有点过高，譬如1.68万元的月均支出里，为何膳食会占6841元，即日均花费两百多元。

许多数据，没比较是没意义的。市民对膳食开支特别有感觉，正因简单地可跟自己生活习惯比较。当然，这种比较主观性强，以下就拿客观数据来作分析：

收入过少？支出过多？

先谈支出。统计处在编制消费物价指数时，会定期搜集市民消费模式来作开支权数，其中正可反映普罗市民的开支水平与习惯。

相关权数调查每五年进行一次，最新一次是2019年9月至2020年9月期间，虽然时间相距今日不算很近，但也不特别久远。

除了住屋因为涉款较多及波幅较大例外，许多开支权数的变化其实不大，例如2014/15年与2019/20的食品开支权数，便仅从27.29%微调至27.41%。

消费物价指数还分三种，亦即甲类、乙类、丙类，其中甲类涵盖约50%较低开支范围的住户；倘知“恩格尔系数”，就知愈贫穷的人，食品开支所占整体开支比重往往愈高，只要想象穷国人民钱多花在买粮食而非买娱乐就不难理解。

港青花在膳食的6841元月均开支，占其整体约16800元开支的40%，较甲类消费物价指数里的32.71%权重还要多，也自然高于上面提过的27.41%整体水平──按“恩格尔系数”所指，是否肯定了港青相对贫穷？

探究实际金额，消费物价指标权重里反映，一般市民月均仅花不足3000元在食品方面，港青所花的显然倍高于此；换言之，这不等于港青特别贫穷，而更可能意味他们是“大花筒”。

当然，青年的消费意欲及需要往往较大，例如正处发育期也食量更多，但无论如何，港青与一般市民的食品支出差距还是过于巨大，这亦是为何坊间对此大表错愕的主因。

事实上，住屋在消费物价指数的组成里，高占40.25%权重，这往往是港人生活开支的最大负担；港青多与家人同住，尚未成家立室，故调查中的住屋开支只占约20%，显示相关压力轻了一半。

调查还分开提供了公屋与非公屋的数据，而两者分别占比约10%和30%，均较全港平均为低。

没了住屋重担，港青整体开支应较一般市民为小才对？实情是，消费物价指数里反映港人月均开支为10708元，港青每月所花的16800元却高出超过60%之多。

调查发现，港青在教育方面的学费或学贷负担不轻，占了1895元或整体开支的11%，但即使扣除此数，港青在其他各方面的花销，始终远远高于一般市民。

再谈收入。受访青年月均收入中位数为15200元，与统计处最新2022年第四季全港就业收入中位数（不计外佣）的20000元相比，确然有所不及。

但值得留意是，统计处数据还显示，15至24岁青年的收入中位数虽低至14600元，但到25至34岁便会升至21000元，即很快就高于中位数，到35至44岁更达25000元。

随着逐步迈向老年，45至54岁会见顶回落至21000元，到60岁以上更降至15000元。

的确，薪酬与竞争力挂钩，其中能力亦与资历相关。初出茅庐者，薪酬相对较低实属正常，到壮年阶段自可收成，至老年则会转衰。

如果说青年收入较少，何不关心老年收入同样较少？由是观之，是否一律要人为帮推一把？只见树木不见林，很易堕入有失偏颇的陷阱。

尤其是，要解决入不敷支的问题，比较重点又何必重收入、轻开支，即为何各年龄层的收入均较消费物价指数所反映的10708元高，即没出现入不敷支之窘（包括长者收入也高于人均支出），唯独是调查中的青年却属例外呢？问题究竟在于青年的收入，还是支出？

青年消费相关金额占薪酬比例颇高（信报图片）

何谓贫穷？主观客观？

事实上，调查的“贫穷”定义，乃取主观定义，即由受访者自己回答自己是否“贫穷”。

调查并发现，港青对“贫穷”一共有三个界定范围，分别是“好多目标未能达成，导致精神贫穷”、“工资未达港人月入中位数”，以及“三餐不继”。

要说以上三个“定义”存在巨大鸿沟，实不为过。

所谓“人心不足蛇吞象”，“目标未达”的演绎可以很广，包括有人会因金钱杀人烹尸，难道相关凶手又算贫穷？即如世界首富，亦有许多目标未达，毕竟人之欲无穷。

要谈“三餐不继”，以港青收入水平，实已高过消费物价指数所反映的支出水平，即一般来说不会入不敷支，只是港青开支却异常地多。

至于“工资未达港人月入中位数”，“中位数”的数字定义，已意味着有一半人低于此数（同时亦有一半人高于此数）。

某程度言，现时香港薪酬分布呈现“钟形”，包括按年龄而有高有低，才是一个合理及自然的结果；反之，要把青年一块推高，以致相对地其他年龄层被人为压扁，才是不正常兼不合情合理的操作。

世上“贫穷”定义众多，包括有清晰的客观定义。最普遍的定义乃“绝对贫穷”，即每日只有1美元或2美元左右；无疑，这主要见诸发展中国家，不适用于香港这个富裕社会。

已发展地方，由于几乎不存在“绝对贫穷”，故多采取“相对贫穷”定义，即以收入中位数的某个比率划界；世银把中位数的三分之一以下划为相对贫穷，香港的贫穷线则订于中位数的一半。

除收入外，也有通过其他指标来定义贫穷，例如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甚至从开支入手，包括摄取食物的卡路里、能否负担非必要开支（如买醉）等等──若以开支看，港青花销就断非“贫穷”所为。

经过长时间争议，香港从2013年引入“贫穷线”，无疑是贫穷定义上的一个极大转折点；可是，这不见得有助回应贫穷问题，也不见得一锤定音令贫穷定义争议消失。

贫穷线存在诸多缺点，主要包括：

首先，只计收入不计资产，所以缺乏就业收入的长者，很易被界定为贫穷，而随着人口老化，贫穷率亦必愈来愈高。有长者居住的住户，便从2009年的27.8%，增至2020年的36.5%。

其次，收入以住户为单位，在核心家庭增多的情况下，亦易推高贫穷率。

好像两名退休人士跟子女同住时，由于住户收入高于中位数，其贫穷率是0%，但当这家庭一拆二后，就会变成一个低收入退休住户、一个高收入在职住户，贫穷率马上改为50%，实情是三人收入根本没变化。

事实上，香港住户平均人数同期就从2.85人降至2.6人，一人住户和二人住户的占比也分别从16.6%和26.2%，增至20.7%和28.8%。

再者，贫穷线的收入定义，是否算及政策介入（即除税和福利转移的财富再分配效果），也一直出现“各取所需”之窘，譬如压力团体就倾向取福利前数字，反之亦然。

在政策介入前，最新贫穷人口超过165万，但计及包括恒常现金和非现金等所有选定项目，贫穷人口则锐减至三分之二至55万左右。

更重要是，退一万步说，如果以“贫穷线”为客观指标，则调查中港青月入中位数有15200元，与全港中位数20000元的一半即10000元相比，相信受访者里大多数均不属于“相对贫穷”！

因此，所谓“贫穷青年多达四成”，取此主观定义实嫌哗众取宠，利用了贫穷定义的模糊不清。

事实上，由香港到世界各地，就连学术界也对何谓贫穷未有统一共识，因为量度方法可以五花八门。

换个角度，以多元标准来全面量度，就如描述一个人的“美”可以有许多不同维度，多准则诚非什么坏事，关键是大家要弄清楚准则，才可作出“苹果对苹果”的适切比较。

当然，所谓“不患寡而患不均”，有时“主观定义”比“客观定义”更为有用。只不过，所谓“有用”究竟所指何事。

说准香港，自我评准

众所周知，香港近年有种奇怪歪风，就是相对港府提倡的“说好香港故事”，坊间却钟情于妄自菲薄地“唱衰”，动辄起哄“香港又输”、由旅游到经贸的吸引力皆一律是零之类……

没有港产片，就没今日杨紫琼；当她勇夺奥斯卡影后，并公开感谢香港之际，有部分市民却非与有荣焉，而是设法把她和香港划清界限，足见这股自贬风潮有多厉害……

可以断言，若把港青民调题目从“是否自觉贫穷”改为“是否自觉香港生活水平拙劣”，相信也会得出负面答案。

“客观定义”的好处，正是提供“可比较性”；跟所谓“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相反，香港则是“愈比较愈是美”，只是人类有个“隔锅饭香”的陋习，身在福中不知福。

譬如，香港一直高踞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的前列位置，于这个方方面面比较各地生活水平的国际权威指标里，最新去年便排名第四，与首三位的指标数值差距少至0.01分，比第18位英国、第19位日本、和第21位美国则高0.2至0.3分。

务实地言，要客观地解决所谓青年贫穷问题，除了从开源入手上调最低工资，负责任的做法还有鼓励港青节流，至少不要跟全港开支中位数那么离千万丈，此外并加强理财教育，提倡量入为出、避免入不敷出？

其实，以全港开支中位数来倒推，以每天工作9小时、每月工作26天，最低工资45元已够确保收支平衡，这跟现水平的40元当然有分别。

而且，若以“贫穷线”作为贫穷标准，除非开工不足，45元已相当于月入10530元，足令收入升至中位数20000元的一半以上。

盲目调高最低工资，尚可能反过来增加基层市民的负担，因基层食肆受累成本上涨而令基层食品开支增加。

从开支角度看，更有效的降低物价办法，着手供给侧实更治本，例如增加商铺以及房屋的供应，和确保劳动力供应不致短缺等，毕竟人为干预价格只怕事与愿违。

关于最低工资或降低香港物价水平等经济议题，绝对可以另文详谈，不赘，本文只针对分析“青年贫穷”的原因。

“青年贫穷”的原因？如调查本身所指，这是青年自己的主观想法所致。客观是否如此，上文已从许多客观维度解释。

至于青年想法会否因此变化？“说好香港故事”多少有点卖花赞花香，但至少必须“说准香港故事”，当中亦须“说准全球故事”。

争取提高青年收入，肯定不错，但根本办法还在于提高青年及香港的竞争力，而非一味人为干预工资，另外理财教育也有助避免入不敷支。

但更根本的，还要使青年对自己、对香港的感觉变得乐观──社会各界宜鼓吹多点正向思维，不宜再助长负能量歪风。

也许，港青是“精神贫穷”，穷在败坏的社会风气下对香港、对自己的自我评价过低。

作者：李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