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假病假条灰色空间如何压缩？ 管理有待加强

假病假条挂钩经济利益

记者：现在，在不少医院里都出现“代开病假条”的小广告，有广告就有市场、有需求。

邓利强：我1988年从医科大学毕业，开始行医。上世纪80年代末期，病假条是非常有用的。那时的假条管理不严格，职工拿着医院的假条休息不扣钱，还可以凭假条办病退和内退手续。

随着时间推移，事业单位、集体企业等形式减少，劳动者休息时间增加，病假条的作用相对变弱了。

再往后，我从事医疗卫生法律工作，发现病假条还有很多作用。例如，在各种诉讼过程中，一方的诉讼主张要得到法院认可，必须出具相应的证明，涉及到开支数额、休息的必要性、有没有必要到更好的医院看病等，医生的证明确实能起到作用。

病假条在关键时刻起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有假的病假条也是可以想象的事情。

刘鑫：假病假条问题已经存在很久了。过去，老百姓诉讼意识不强的时候，假的病假条只是用来骗骗单位，用来请假。很多单位也都知道这种情况，不过，短期请假也不涉及到特别大的经济问题，单位一般也不追究。

这些年，老百姓诉讼意识增加，病假条在诉讼中的作用凸显出来。这其中，病假条就涉及到受伤者休息时间长短，休息中的误工费、护理费、保险等问题，这些都与经济利益挂钩。这个问题确实需要重视。

病假条属医学证明文件

记者：病假条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文书？假的病假条会涉及哪些问题？

刘鑫：与病假条相关的法律规定，应该是执业医师法第二十三条，其中明确规定了执业医师签署有关医学证明文件，必须亲自诊查、调查，并按照规定及时填写医学文书，不得隐匿、伪造或者销毁医学文书及有关资料。

这一条蕴含的意义有几个层次，病假条本身是一个医学证明文件，必须是有医师执业资格的人才能签。医生签病假条是法定的职权范围，是医生行医权的内容之一。进一步讲，病假条的对象必须是医生的病人，医生对病人的情况做了相应检查之后才能签署。在实践中，医院有固定的病假条格式，医生直接签发，医院盖章。

病假条是医院和医师出具的证明文件，医院有义务配合验证真伪——验证是否盖有医院的章、是不是医院印好的格式化请假条、医师是不是在岗的医师。

邓利强：如果有人来核查病假条的真假，医院有确切的义务来证实。

伪造涉及哪些法律责任

记者：伪造病假条的行为是什么性质？制造假病假条出售的人有何法律责任？

邓利强：病假条不是国家机关公文，但在伪造过程中，一定会私刻医院公章，无论是门诊章或是诊断证明章，伪造印章是典型的刑事犯罪。

以往公安机关对这类现象关注较少，公安机关可以循着医院卫生间里的线索，追踪制作和销售假病假条的人，发现一起，刑事立案一起，这种现象就会杜绝。

刘鑫：制造假病假条的人，有可能涉及伪证、印章造假等法律责任。

记者：在生活中，有人买了假的病假条，或交到单位或在诉讼中使用，这种行为是什么性质？这种知假买假的行为应如何治理？

邓利强：买假病假条并使用，首先是欺骗，还要进一步看骗什么。单独使用假的病假条请假，造成的社会危害不大。如果是骗保，则会引发刑事法律责任。需要注意的是，假的病假条常与其他文件一起起作用，从而可能成为涉嫌犯罪的线索。

刘鑫：病假条是一个重要的医疗证明文件，使用假病假条的行为可能构成欺诈。法律评价还要看情节和危害后果。

比如，某人只是购买了一张假的病假条到单位去请短期的假，被查出来了，没有产生什么严重后果，不太可能涉及刑事犯罪和行政处罚。从用人单位角度来说，加强制度和管理，加强验证的环节，也能起到压缩假病假条生存空间的作用，这对单位、对职工权益保障都有好处。

如果购买使用的量大，其情节可能就严重了，但不等于说只开一张就不算严重。如果涉及到巨额赔偿，或者在诉讼中因为一张假的病假条闹得“天翻地覆”，也可能认定为情节严重。此外，购买假的病假条，也涉及参与制造假病假条的违法犯罪。

假的病假条出现在诉讼中时，根据侵权责任法的规定，当事人除了要提交病假条还要用病历来佐证；涉及病假休息期间做了康复，还要提交康复费用的票据；涉及到误工，需要提交所在单位开具的误工证明。只有病假条就成了孤证，不能以此来主张误工费和治疗费等。

假的病假条出现在民事诉讼中，法官可以对当事人提供伪证的行为进行处理、给予制裁。这也是减少知假买假行为的一种方式。

病假条管理有待加强

记者：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各个医院的病假条“长得”不太一样。针对病假条，是否可以建立如“机打发票”那样格式统一、可验真伪、可查询的系统？

邓利强：我认为，医疗机构对病假条管理几乎没有办法更严格了。原因有两点，在过去，病假条管理非常弱，那时候也没有执业医师法。今天，医院、医生不但有了法律法规约束，而且在实际操作中，医生开了病假条后，患者还要拿着病假条到门诊办去盖章、登记。

开病假条或诊断证明是医生的随附义务。病人需要病假条的时候，医院设置额外的程序，给医生履行义务设置太多程序，再进一步严格对患者也不一定有利，会增加患者的负担。

假的病假条是小部分，如果因此建立一个各级各类的医疗机构通用的大体系，那么社会治理的成本和力度就会增加太多，我觉得目前没有这个必要。

刘鑫：医院想对病假条采取更大力度的管理是很困难的。建设一个新的系统，从成本、难度上来说都太大。现在的医疗机构本身就是公益性的非营利单位，这些成本谁来承担？这是个问题。

记者：如果没有单设一个新系统的必要，那么在目前的管理机制基础上，对病假条的管理是否还有提升的空间？

刘鑫：医院对病假条采取严格的登记管理，或者做成双联制，从自身加强管理，这也会产生压缩假病假条生存空间的效果。

医师随意开病假条，肯定是有法律风险的。比如一个受害人，他拿出一些病假条要求对方承担责任，或者向单位主张休假。对方如果较真，拿着病假条到医院调查验证，发现医师涉嫌作伪证以及违反执业医师法规定开病假条，这里既可能涉及刑事问题，也可能涉及行政问题。所以，医院要加强对医师的职业教育，卫生行政部门也要加强监管。

记者：医院严格执行现有的病假条制度，同时进一步加强管理；用人单位加强自身制度建设，对病假条有疑问就到医院核实。医院和用人单位同时发力，能够压缩假病假条存在的空间。不过，“代开病假条”广告出现在医院里，这个地点也很特殊，我们应该如何治理这种小广告？

邓利强：对于医疗机构而言，它没有行政执法手段，能做的就是清除医院里的“代开病假条”小广告。医院不是公共场所，公权力机关也不能随意进入执法。

需要强调的是，应该加强社会诚信体系建设。对于购买假病假条、使用假病假条的人，我们应该在社会诚信体系中给予其负面评价。

中国医师协会维权委员会委员 　邓利强中国政法大学医药法律与伦理研究中心主任 　刘 鑫《法制日报》记者 　张 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