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方怼穆迪这事，外媒和国际机构觉得谁占理？

穆迪(Moody’s)近30年来首次调降了中国的信用评级。

凭什么？

穆迪给出的主要理由是，预期随着经济增长放缓和债务上升，未来几年中国的财政实力会“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害”。

所以穆迪提出的风险点是一直不为外界所知的“惊天秘密”吗？它是否足以扭转对一个国家经济走势的判断？

并非如此。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PIMCO)执掌亚洲组合的卢克·斯帕吉奇向英国《金融时报》指出，“穆迪强调的风险之前就已被市场充分关注。”

该报同时引用了中国财政部的回应：穆迪高估了中国经济面临的困难，低估了中国政府深化改革和扩大需求的能力。

事实是，目前中国政府负债率低于欧盟60%的警戒线，也低于主要市场经济国家和新型市场国家水平。另外，中国法律规定，政府不承担国有企业债务。

富达国际(Fidelity International)驻香港的亚洲固定收益部门负责人卢克•弗勒利希(Luc Froehlich)也表示，“中国最近收紧监管，应该有助于为该国信贷市场去泡沫，并有助于长期市场稳定。”

《金融时报》还注意到，即使是在业内对中国看法一向更悲观的惠誉(Fitch Ratings)，自2007年以来，一直维持着对中国的A+评级，展望为“稳定”。而标准普尔(Standard & Poor"s)最近一次下调中国评级还是在1999年。

惠誉主权评级总监安德鲁·芬内尔(Andrew Fennell)在穆迪调降中国评级后表示，中国经济增速、主要经济数据表现良好，在考虑到债务问题的前提下，惠誉才选择维持评级现状至今，不然，应是上调评级的几率增大。

“不认同”穆迪评级判定的并非只中国内地。

穆迪以“与内地关系越来越紧密”为由，同时将香港长期信用评级由“Aa1”调低一级至“Aa2”。

这一逻辑随即被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斥为“纯属臆测，缺乏理据支持”。

新加坡《联合早报》援引陈茂波的声明指出，内地经济与香港关系非常密切，但不认同穆迪“机械式”地评级下调。

声明中举例反驳说，香港参与的“一带一路”倡议将推进国际合作，有助香港的企业和人才进军沿线更多国家，开拓新市场，令香港经济整体得益。

澳新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杨宇霆向《联合早报》分析预测，这次下调评级会令部分香港企业的借贷成本上升，但对香港整体经济影响不大。

类似的事情还曾发生在美国。《华尔街日报》回顾说，2011年8月，标准普尔出于对美国一份预算协议的担忧决定将美国信用评级从AAA下调至AA+，那是70年来美国首次遭遇此类评级下调。标准普尔的此次行动震惊了市场，批评人士纷纷抨击该评级公司修订后的主权债务标准。时任美国财长盖特纳(Timothy Geithner)指责标准普尔“严重缺乏知识”。

到底谁占理？外媒一贯的思路是：去看看市场的真实反映。

在穆迪下调中国信用评级的消息公布后，最初中国投资者感到了不安，股市当日早盘一度下跌，但随后回升。5年期国债收益率几分钟内从3.8%升至3.95%，但到了中午已经回落至之前的水平。其他市场也未发生大的波动。

大多数投资者表示，此举不太可能产生重大影响。信用评级下调并不会改变投资者看待中国市场的方式。

瑞士联合银行的经济学家说的更直接，“没人为这件事着急”。

美国彭博信息研究公司分析师给出的一个理由是，它对中国造成的负面影响，不像对非常依赖外资的国家那样大。目前中国的外资约占GDP的12%，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是30%。

英国路透社等外媒分析认为，信评调降会导致中国国有企业海外举债为国内投资融资的成本上升，并可能限制一些外资基金将中国资产纳入自己投资组合的能力，但这次下调并未真正扰乱中国债市和股市与全球资本市场不可避免的整合过程。

路透社还援引法国巴黎投资新兴市场固定收益副主管Jean-Charles Sambor的分析称，鉴于投资者已将债务负担不断加重的因素消化吸收，所以此次评级调降目前不太可能影响到外资对境内债的胃口。

外媒还注意到后来发生的一个细节：穆迪的态度已经悄悄发生“软化”，将对中国的展望评定从此前的“负面”调整为“稳定”。

美国《华尔街日报》抛出另一个问题：被认为是“权威”的评级机构，有没有出现过误判？

答案显而易见。

“金融危机爆发前，三大评级机构曾授予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乐观评级，后来这些证券成为不良资产，引发了广泛的损失”，《华尔街日报》回顾说，金融危机过后，三大国际评级机构的业务模式和评级行为饱受批评，外界呼吁对评级机构的盈利模式进行改革。

经历过金融危机、欧债危机，评级机构又一度出现过度收紧姿态。

专业人士指出，评级市场“垄断”、仍采用着节奏缓慢的专门方法、缺少跟踪要素工具等原因，使得评级机构在评估快速变化的全球经济的潜在风险时，确实存在缺陷和偏见。

不过话又说回来，兼听则明。就像《金融时报》引用的康奈尔大学经济学教授埃斯瓦尔•普拉萨德(Eswar Prasad)的说法，“迅速上涨的杠杆所造成的风险，即使没有导致金融危机，也可能被证明是代价高昂的。”这事儿，就当做是给正在转型、仍在成长中的中国经济，一个善意的提醒，也好。(肖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