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问题，为何此时被深改组重点关注？

“改”是发展的必经路。

第三十五次会议，两个“外”成为了“深改组”的重要命题之一。

其一是“外商”，其二是“海外经营”。

对于外商，会议强调，修订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是落实党中央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进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

要坚持对外开放，适应国际通行规则，按照负面清单模式，推进重点领域开放，放宽外资准入，提高服务业、制造业、采矿业等领域对外开放水平，取消内外资一致的限制性措施，保持鼓励类政策总体稳定。

对于海外经营，会议指出，规范企业海外经营行为，要围绕体制机制建设，突出问题导向，落实企业责任，严格依法执纪，补足制度短板，加强企业海外经营行为合规制度建设，逐步形成权责明确、放管结合、规范有序、风险控制有力的监管体制机制，更好服务对外开放大局。

“深改组”第三十五次会议传递的一个重要信号是“放宽外资准入”，这与近期外资对中国市场浓厚的兴趣分不开。

据报道，日本企业在中国增加产能的动向正在扩大，约有40%日本企业计划扩大中国业务。

而中国美国商会最新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56%的企业将中国列为全球三大投资目的地之一。

相比对外资政策的进一步宽松，企业海外经营行为则更强调管理与规范。

企业“走出去”

问题凸显亟待解决

“走出去”向来是中国政府大力支持的海外投资战略。但是不容忽视长期以来确实存在诸多问题。

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国际贸易研究部主任、研究员赵萍告诉中新社国是直通车的记者，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过程当中，确实存在一些不规范的行为。比如对东道国的法律法规了解不全面，或是部分企业存在急功近利的思想，为了更快的拓展市场，扩大市场份额，在市场竞争中通过过度的价格竞争挤压竞争对手等。

此外，走出去企业在经营过程中，与相关部门沟通不畅导致的误会的事件也是时有发生。

比如批发市场，中国在国外建立了一些批发市场，规模相对较大，这种业态形式在很多国家并没有，所以当地一些非政府组织或者非营利机构不了解，仅认为人群大量聚集会带来社会秩序等问题，从而产生误解。

“虽然这种误解和相互沟通有直接关系，但是也与企业自身的经营行为与当地的风俗习惯有差异有很大关系，这些企业并没有完全入乡随俗，本地化程度不高。”赵萍表示。

因此，此次《意见》出台可以说体现了中国担当的一面。“有挑战敢面对，有使命勇担当，有困难能迎上，有缺点不矫饰，有问题不回避，打造负责任大国形象。”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综合研究室主任、研究员罗雨泽对国是直通车表示。

首先，该《意见》本身就是问题导向的。中国过去对外投资缺乏规范，一些企业短期行为严重，导致了一些问题，增加了投资风险，降低了投资利益，损害了国家形象，影响了对外投资的安全性、可持续性。

其次，是顺应形势、客观所需。加入WTO后，中国对外投资开始稳定增长，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对外投资进入快速增长期，已连续多年保持两位数增长。2016年对外直接投资更是增长44%，流量远远超过利用外资，成为直接投资净输出国。累计对外直接投资超过万亿美元，迈入对外直接投资大国行列。大规模对外投资迫切需要规范行为，以减少相互间的负外溢效应，增强彼此协同。

同时，是服务于中国大的发展战略需要。新阶段，世界经济格局和中国比较优势均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需承担新使命，开拓新市场，发展新产业，实现新布局。

我们提出了全面建设开放型经济体系，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大力推进区域经济合作和多边合作，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旨在继续推进全球化，打造开放包容、公平公正、平衡和谐的国际新秩序，最终形成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实现如此高的目标，既需要我们积极作为，更需要我们自觉自律，塑造良好的企业品牌和国家形象。出台若干意见，推进机制建设，规范企业行为，是关键举措，也是重要一步。”张文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