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个活法：贵州拟“十三五”易地扶贫搬迁162万人
淅沥小雨，泥巴路是湿的，空气是湿的，眼眶是湿的。45岁的赵殿江背着半袋苞谷登车去了县城。
3辆中巴车，载着惠水县好花红镇水源村上冲组的18户老少，载着18户老少的细软家当，别了木耳山，下到苦李冲，顺着涟江河，从泥巴路颠上水泥路，又从水泥路驶上柏油路。
离家这天的日子是公历8月19日，农历七月十七，前两天，是中元节，当地叫“七月半”。照例，上冲组的男人们，提着纸钱，提着香烛，提着酒水，沉默着分头往山坡上的祖坟走去，人从来没有聚得这么齐过。
坟前点上香烛，燃着纸钱，洒过酒水，便一个个把额头砸在地上，再抬起来，有的满眼泪水，有的满脸欣慰，有的喃喃地跟仙逝已久的先人交流着什么。赵殿江面无表情，脑子里一遍遍过着小时候父亲背他走一个半小时的山路去水源上小学的画面，过着他自己年轻时候背三个儿子走一个半小时山路去水源上小学的画面。
“三个儿子都是从一年级背到二年级，一背就是六年呀！”在贵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惠水县经开区明田安置点的新居里，赵殿江点燃一支烟，神色有些许自豪，又有些许悲壮。
安土重迁，黎民之性。然而在中国历史上，大规模的人口迁徙从未停歇。贵州更是如此，即便在贵州大山深处生息繁衍数千年的苗族同胞，至今依然自认蚩尤后人，为躲避战乱而从中原迁徙至此；更不用提始于明朝洪武年间的“调北征南”；上世纪六七十年代，18万三线建设者入黔，揭开了贵州工业化发展的大幕。
时至今日，一场涉及数百万人命运的移民迁徙正在云贵高原腹地上演。与往昔由外而内移民不同的是，这次迁徙由内而外，搬出世居的大山，作别眷恋的土地。故园，不再是“肠断处”；山外，“日夜柳条新”。
生 存
搬有搬的好处，不搬有不搬的顾虑
“人这一辈子图个啥？养老送终，承祀香火。”
75岁的赵登银眯缝着眼自问自答，天阴起来，背后是黝黑的山峦。
上冲组的赵氏一族在贵州惠水县好花红镇水源村算不得名门，但却是名副其实的“旺”族。赵登银的父母养活了6个姊妹，而他这一辈兄弟又拉扯起来16个子侄，“和外姓人争地抢水，没落过下风。”
而这旺族的荣光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渐渐消退，随着务工热潮席卷大江南北，这个处于麻山边缘的小山村亦被裹挟其中。最先走出去的是头脑活泛的几个刘姓年轻人。起初，当这些外姓人衣着光鲜地回到村里大谈省城贵阳和东南沿海大都市的繁华陆离时，赵登银心里只是报之轻蔑的讽笑，“踏踏实实守着这几亩地，拉扯好子孙才是正途。”
才过几年光景，赵登银突然发现连这嘲讽的对象也渐渐失去了。见了世面、攒下钞票的年轻一辈陆续在县城、集镇购房，扶老携幼举家外迁，原本还嫌拥挤的寨子仿佛一下子就清静下来。到2010年左右，上冲组45户人家只剩下20户，其中17户姓赵。
与此同时，赵氏子弟也不甘后尘，从南京到广州，如果顺着他们的足迹在地图上画一条线，恰好平行于东南沿海海岸线。即便多数赵家人没有狠下心来与故土来个“断舍离”，他们的生计来源也早已从几亩坡耕地转到城市的工厂流水线。于是，上冲日益萧索下来，余下孤寂的老人和日渐倾圮的老屋。
驱使他们背井离乡的，无疑是贫困。时至今日，水源村仍是省级一类贫困村，而上冲留守的20户人家有18户是贫困户，人均年纯收入不足2000元。
两个外来媳妇这样讲述她们眼里的上冲——
赵登银的侄媳妇、赵殿龙的妻子宋老五1994年从贵州龙里县嫁到上冲，“晚上摸黑进的山，离了大路就闷头往上爬，爬到半夜才进家门，悔意当时就上来了，第二天清早起来却找不到来时的路了，后来才知道路被茅草掩着，就这么宽……”她边说边用两手的食指比划出两根筷子的长度。
赵登银的幺儿赵明刚在贵阳打工期间结识了“川妹子”毕小琼，两人于2006年领证结婚。虽然赵明刚早早给妻子“打了预防针”，但上冲的穷还是让毕小琼吃了一惊：“吃的是玉米磨成的面，住的是用木板搭的房子，四壁透风。第二年春节我生孩子，父母从四川老家赶过来，冻得他们一夜没睡着，第二天就商量要带我和孩子回宜宾，好说歹说才作罢。”
贵州穷，就穷在这一方山水。山地丘陵面积占全省国土总面积90%以上，其中两成以上又是石漠化严重的地区，兼之不沿边不沿海，长期守着大山，贫困人口达493万。
易地扶贫搬迁，成为贵州脱贫攻坚的“当头炮”。
“贵州是现有贫困人口最多的省份，年年扶贫年年贫，一方水土难养一方人。要想彻底拔穷根，不得不搬出深山，换个环境谋发展。”贵州省水库和生态移民局局长王应政说。
其实，早在2015年启动新一轮易地扶贫搬迁行动计划之前，贵州已经实施搬迁104万人，而在“十三五”期间，还要继续搬迁162万余人。前不久，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全国“十三五”易地扶贫搬迁规划》，计划5年内对近千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实施易地扶贫搬迁。
“国家送房子给我们，哪个不愿搬，最起码到集上买个米方便。”已过不惑之年的赵明刚在听到消息的第二天就找到村委会主任刘祥，在搬迁协议书上歪歪扭扭签上了自己的大名，“搬出来，换个活法！”
“国家送房子”给贫困户，赵明刚说的并不夸张，按照易地扶贫搬迁现行政策，贫困户每人可得建房补助2万元，拆除旧房还有人均1.5万元的奖励。赵明刚这个六口之家总计可得补贴21万元，安置点的新居按照人均不超过25平方米的面积建造，这21万元不仅能覆盖建房成本，还有结余，由政府统一进行简装修和配置基本家具。
搬出来，换个活法。依托城镇、产业园区、旅游景区等安置地的承载能力，或商或工或农，已成为贵州各级党委政府斩断深山区、石山区穷根的共识。毕节市曾对407户1668名拟搬迁对象作调查，其中希望搬迁的有369户，占90.66%；21户不愿搬迁，仅占5.16%。而留守上冲的18户贫困户，只有两户仍然选择不离故土。
搬有搬的好处，不搬有不搬的顾虑。
最大的担忧仍然来自生存，“搬出去吃什么？”这几乎是每一个面对面动员群众搬迁的镇村干部需要解答的首要问题。
“下去没得活路，在这守着几亩土还能过生活。”赵登银83岁的堂哥赵登荣说。赵登荣不愿搬迁的另一层原因则出于对土地的眷恋，“守着祖宗的地，过着祖宗的生活”是他头脑里难易的观念。
生 路
以“有的吃”回应“搬出来吃什么”的疑虑
搬迁当日，赵殿江是临近中午11点在移民社区领的新房钥匙，他和媳妇吴启珍花了将近两个小时，才打量遍这套100平方米三室两厅的角角落落，而后瘫在松软的沙发上，像老牛反刍似的回味着眼下的一切。
将赵殿江从这股兴奋劲中拉回来的是“咕咕”叫的肚子，吴启珍朝着茶几旁从老家背来的半袋子玉米努努嘴，他摸了摸揣在内兜里的600多元钱，“搬出来吃什么”的乌云重又聚拢在头顶，莫大的沮丧顿时袭来。
拈出一张红票子到楼下平价超市买了少许米菜，好歹对付了午饭。碗筷还没收拾，社区干部罗海丽上门了，带来3个月的民政救助金和一张就业推荐安置表。一张红票子还没花完，赵殿江就到社区隔壁的长田国际家具产业园干起了搬运工，月工资3000元，管早中晚三顿饭。
同在家具产业园做搬运工的老表刘兴会，之前在贵阳的建筑工地干活，扛过50公斤一袋的水泥，冒着酷暑在楼顶打过钢架，一张黝黑的脸膛是风吹日晒的记录。刚过知天命之年的刘兴会已打定主意不再外出，“苦了大半辈子，现在安安稳稳是最好的结果。”
移民安置点的选址颇有深意。“安置点位于县经济开发区的中心位置，经开区目前已入驻近300家企业，可提供就业岗位2.6万余个，既能就地就近解决移民就业问题，又能解企业‘招工难’的燃眉之急，一举两得。一户有一个人稳定就业，就能基本实现全家脱贫。”惠水县水库和生态移民局局长花仁富说。
惠水县创新实施“迁企融合”模式，以就业岗位确定搬迁数量，同时对企业实行每安置一名搬迁群众给予10万元贷款贴息的扶持，确保每户搬迁家庭有一人以上实现转移就业。经开区安置点目前已入住205户909人，转移就业450人，实现户均2.2人就业。
“搬迁是手段，脱贫才是目的。”贵州省省长孙志刚说，“搬迁农户的就业问题是重中之重，科学选择安置地和方式是使搬迁群众‘稳得住、能致富’的第一前提。”
山多地少，人地矛盾突出，又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期，贵州选择将大部分搬迁群众集中安置在有较强就业吸纳能力的县城、集镇、产业园区和旅游服务区，少数安置在中心村。省水库和生态移民局提供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一批搬迁的30万人中，县城安置占29.1%、集镇占46.5%、产业园区占9.8%、旅游服务区占5.7%、中心村占8.9%。
就业规划一盘棋，谁人进厂、谁人种养，沙盘上的推演往往可以做到天衣无缝，但当规划面对一个个活生生的搬迁户个体时，难免出现运转不灵的现象。“搬迁农户的就业问题理论上看似不难，实际上问题不少。”贵州省委书记陈敏尔说。
陈敏尔曾不点名指出：一家企业招进去31个，没干多久走了19个。主要原因可以归结为移民自身组织化程度较低、缺乏纪律约束意识。“工厂流水线上不能抽烟，一站就是几个小时；公司假期少，法定节假日也难得休息；更有部分人遇到红白喜事几天不来上班，遇上收谷子的季节，很多人又跑回老家忙农活去了……”惠水经开区一家加工制造企业负责人说。
“由政府协调安置就业的这部分人，大多是45岁以上、原本留守在村从事传统农业生产的移民，由以前的‘看天时’上山下地，突然转入‘朝九晚五’的上班族生活，再加上本身学历偏低、技能缺乏，难免产生诸多不适。”惠水县委书记万庆华说。
政府协调解决就业岗位，大多偏重于生计保障，“虽然勤务一类的工作工资偏低，但适合于50岁以上劳动能力较弱的人群，以‘有的吃’来回应他们对‘搬出来吃什么’的疑虑。”花仁富说。
对搬迁积极性较高的年轻人来说，他们更看重的是迁入地完善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环境，至于生计，他们的胃口并未停留在“有的吃”上，而是更愿意趁着大好年华，到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去“见见世面”。
记者在惠水经开区安置点450名转移就业人口的统计台账上看到，其中300多人远赴广东、浙江等地务工。“搬到县城以后，生活、看病、上学都方便，我就想活得精彩点。现在去广东打工主要是积累工作经验和技能，以后回来能有一个更高的平台。”刘兴会22岁的儿子刘明义说。
生 计
省委书记的心头之忧
赵登银老两口随赵明刚搬下来没半个月，卷起铺盖又回了上冲。“城里房子是好，但柴米油盐样样花钱，给孩子增加负担。”
由于土地资源缺乏，贵州搬迁群众的安置大部分以城镇、产业园区等无土安置为主，离开土地，生活开支的增加便不可避免。“大头是水电费和菜钱，平均每月增支在300元左右。”省水库和生态移民局规划计划处相关负责人表示。
不让增支抵了增收，贵州探索在安置点设立经营性公司，一方面为搬迁群众提供更好的配套设施和公共服务，另一方面以经营收入补贴群众水电、物业等开支。
在惠水县明田安置点，32个一层商铺门面统一由县扶贫开发投资公司运营，以低于市场价的优惠租金租给经营者和搬迁户开设平价超市、副食店、餐馆等，做到政府让利于公司、公司让利于住户。
中午12点半，新市民餐馆的老板罗小韦正忙不迭地招呼客人。记者一进门，他热情地递来一张菜单，西红柿炒鸡蛋、香菇炒肉、白菜豆腐汤……清一色家常菜，价格从十几元到二十几元不等。
罗小韦眼光独到，搬迁之前进城看房时就相中了位于社区卫生室左首的两个门面，“社区要安置4600多人，附近企业又这么多，生意肯定不愁。”开业不到半年，餐馆就入账近4万元。
“净利能有这个数吧？”移民局干部龚良会笑着伸出两根手指。罗小韦摇摇头，折下一根，“别的餐馆净利能占到一半，我这里来吃饭的都是移民兄弟，租金负担小，价格也定得低。”
陈敏尔说：“60岁左右这部分人的生计问题是我的心头之忧。”省委书记的担心不无道理，60岁左右的搬迁群众和部分特殊困难群体因为年龄和身体原因已逐渐失去正常谋生的能力，进厂无门，种地无路。
“一方面向内挖潜，开辟出社区保洁、保安等50个公益性岗位；另一方面向外拓源，在距安置点不到两公里处流转出70余亩土地开办‘微田园’，分配给50岁以上或者家有病人需长期照顾无法进厂务工的搬迁群众，帮他们解决蔬菜供应问题，尽可能降低其生活成本。”花仁富说。
与此同时，贵州还积极盘活搬迁群众位于迁出地的承包地、山林地、宅基地“三块地”。
“搬迁户退出后，在迁出地对原有承包地和复垦后的宅基地进行确权颁证，采取入股或流转方式，交由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或龙头企业开发经营，确保原有山林田土发挥贫困搬迁群众‘生计保障款’的功能。”贵州省发改委副主任、省水库和生态移民局副局长张杰说。
在上冲组迁出之前，村主任刘祥就牵头成立了好红鑫养殖专业合作社，上冲18户搬迁户全部以原有承包地、复垦后的宅基地和5万元“特惠贷”入股种草养牛。“除了不定数额的经营分红，5万元股金每年可固定分得3000元红利，6亩地还有1500元的流转费，单这4500元就基本能对付一年的生活开销。”赵明刚说。
“三块地”的经营，其中难度最大的是宅基地复垦。根据政策，贫困群众搬迁后旧房必须拆除复垦，而且有人均1.5万元的奖励。
“大部分搬迁群众对今后生活前景不自信，担心适应不了城镇生活失去退路。”花仁富说，有的群众宁愿不要这1.5万元的奖励也不愿拆除旧房，“还有更加实际的考虑，有的地区以苗、侗、布依等少数民族群众为主，他们居住的房屋大都是木质结构吊脚楼，造价较高。”
旧房拆除与否，再次上升到了“进与退”的博弈。
不过，虽然在“十三五”期间实施的新一轮易地扶贫搬迁要求农户在搬迁之初就跟乡镇政府签订一份旧房拆除复垦协议，但贵州并没有硬推强拆，各地根据实际情况正尝试给搬迁群众留出“过渡期”。“原则上拿了拆迁费就必须拆迁，具体是一年还是两年拆，要从实际出发。”陈敏尔说。
这种博弈不仅体现在旧房的拆除上，还体现在户籍的变更上。上百万移民搬迁与贵州城镇化进程紧密联结在了一起，但记者在贵州多地调研发现，基本还没有搬迁农户主动将户口迁往迁入地。
“为啥不愿把户口迁到社区来，办个事不怕麻烦？”记者问刘兴会。
“户口迁走了，集体还不把我家的承包地收回去啊。”刘兴会头摇得像拨浪鼓。直到看见了省政府的文件，知道原有土地承包关系不变、原有各项支农政策补贴不变，他吊着的心才落到肚里。
生 活
“洗脚上楼”，不只是看起来很美
“咋分给我一间坏锁的屋子？”
搬来第一天，上冲组唯一的葛姓人、55岁的葛正学就怒气冲冲拍了社区办公室的服务台。罗海丽过去一瞧，啼笑皆非，“这是防盗门锁，把钥匙插进去拧一圈就锁上了。”
无独有偶，从老家排调镇高峰村搬到丹寨县城东湖安置点的头半年，61岁的楼长岑如州干得最多的事情，就是给负责联系安置点的干部吴玉飞打电话要求帮助疏通厕所。
“原来在老家的时候都是旱厕，下面挖个大坑上面搭几块木板就可以了，到这里变成了冲水的，剩饭剩菜、各种垃圾都往那个窟窿眼里塞，不堵才怪！”岑如州说。
堵一户，臭一楼。吴玉飞耐着脾性隔三差五往东湖跑，“楼道里就有管道维修工的电话，结果他们说找干部不花钱，为了帮助他们尽快适应新的生活环境，其实我们也是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堵的次数多了，移民们也就慢慢吸取了教训。不能再上山砍柴，煮饭做菜换成了电饭煲和电磁炉。所幸，读过书、闯荡过大千世界的儿孙辈们和这现代化生活衔接起来毫不费力，在他们的带动下，老人们也乐意循序渐进。
葛正学、吴玉飞们的尴尬，为移民出山进城、“洗脚上楼”的经历增加了几丝喜感，然而生活方式的改变远不止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
为最大程度消除搬迁群众新到安置点的陌生感，惠水县按照就近原则分配移民住房，18户上冲移民绝大部分住进了幸福楼6栋1单元，仍然和在老家一样比邻而居。在社区管理上，县水库和生态移民局通过面试从搬迁群众中挑选出3名有文化、热心公道的移民负责住房分配、就业意愿统计、政策宣讲和矛盾调处等日常工作，实现搬迁群众自主管理、自我服务。
20岁的社区干部罗海丽今年6月刚从职校毕业，她因小儿麻痹症腿上落有残疾，“在外面找工作难免碰壁，所以一毕业就到了社区这个岗位上。平时工作虽然繁琐，但做的这些事情感觉就是在给自家人服务，干起来劲头也足。”
而到今年年底，随着村级换届选举依次推开，明田安置点将单独设立一个新的建制村，届时会成立自己的居委会和党支部。
对于无土安置的移民而言，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在搬迁之前常住僻远农村，世世代代日出而作、日暮而归，是地地道道的农民。搬迁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现代化的环境，他们必然会经历相当大的心理震荡，对传统的眷恋也在逐渐变淡，“到了城里大家各谋生路，忙忙碌碌地讨生活。”岑如州说，“爬坡节、姊妹节这些基本都不过了。”
“贵州大多数节日文化是农耕文化的表现，当绝大部分农民离开了土地，转而以另一种自己不擅长的生产方式来维持生计后，‘开秧门’‘吃新节’‘喊禾魂’这些生产性节日，面临衰颓和消失的命运。”贵州省发改委地区处的曾凡勤从更深层面上分析移民传统节日文化的变迁。
但每年到了“吃新节”“苗年”“牯藏节”这些苗族同胞的节日，岑如州和其他141户搬迁群众仍要穿戴齐整地回到高峰村的苗寨去，“吹芦笙、跳舞、斗牛、下田捉鱼，最重要的环节是祭祀，感恩这一年的丰收，祈祷来年风调雨顺。”虽然搬出来已有两年时间，但岑如州认为他们的根还在高峰。
如今，赵登银的重孙女快半岁了，老人终于圆了四世同堂梦。在南京打工多年的孙媳妇陈梦姣，不愿再用村里女人们多用的“琴”“珍”“艳”等字眼给孩子取名，翻着字典筛出十几个听起来“文雅”一些的字词。赵登银定了一个“橦”字，给重孙女取名赵语橦，“橦，是指木棉树，根深耐旱，不论到什么样的环境都能茁壮成长。”（本报记者 郝迎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