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力阻莫高窟上市 称敦煌考古只完成了1%
2015年卸任敦煌研究院院长,77岁的樊锦诗原本以为自己可以睡个好觉了,但她发现,自己只能“退而不休”,关于敦煌莫高窟保护的很多事情都还得找她。
1963年,当25岁的樊锦诗从北大毕业后远赴敦煌时,她没想到自己会在那里待50多年,大漠的风沙让这位江南少女的皮肤变得粗糙,也吹白了她的两鬓。
樊锦诗用50多年的执着和坚守,谱写了一个文物守护者的平凡与伟大,就连季羡林先生都称赞她“功德无量”。她的一生都在为莫高窟的文物保护而奔走,哪怕如今已经是79岁高龄,却依旧在编纂《莫高窟考古报告》,她被称为“敦煌的女儿”。
文/ 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肖欢欢
图/敦煌研究院提供
樊锦诗是蜚声海内外的敦煌学者。2015年3月从敦煌研究院院长一职卸任后,樊锦诗没有回到老家上海,而是留在了敦煌。
北大才女迷上敦煌
因为常年伏案工作,樊锦诗的背有些弓,她笑起来格外好看,眼角的鱼尾纹慢慢弯起。她原本是个话不多的老人,但只要说起敦煌莫高窟,这位古稀老人的话匣子就被打开了,于是滔滔不绝。
樊锦诗说起敦煌,就像说自家令人骄傲的孩子。从1963年到敦煌,到2015年辞任敦煌研究院院长,她把整整52年光阴献给了石窟、壁画,昔日的青春少女,如今已是满头华发。但即便退休,敦煌莫高窟还是让她魂牵梦萦。“我每年会做一次研究总结,从管理、业务方面,都会给他们提些建议。还有当院长时欠下的事,还得做。如果有募款,他们也还会找我。”1962年,即将毕业的樊锦诗到敦煌莫高窟实习时,她被莫高窟的壁画震撼了。
当时一天吃两顿饭,住的是十多平方米的泥屋,没有电灯,没有自来水,没有厕所,要几个月才能洗上一次澡。樊锦诗怕老鼠,但土房的天花板是纸糊的,晚上老鼠在顶上闹个不停,还不时掉下一只老鼠在床上。实习就她一个女学生,晚上起夜上厕所得出门走上百米。因为担心外面有狼,她晚上都不敢出去上厕所。
1963年大学毕业分配时,樊锦诗的丈夫彭金章分配到了武汉大学当教师。毕业分配的单位里没有敦煌研究所,这让樊锦诗长出了一口气。但意外发生了,敦煌莫高窟跑到北京大学要人,说4个实习生都要。她接受了学校的分配。
毕业一年后,彭金章到敦煌看望樊锦诗,他发现,昔日那位纤纤玉手的恋人变了,变土了,变黑了,住的是土房子,吃的是洋芋、山药、小米,有时, 去外面搞研究,樊锦诗一屁股就坐在黄沙上,像个村姑。
力阻莫高窟上市
从到敦煌的那一天起,樊锦诗就是“工作狂”。
1998年,当地政府提出要把莫高窟和一家旅游公司打包上市。理由是通过资本运作,可以让莫高窟的价值最大化。
樊锦诗一听就怒了,她第二天一大早跑到这个部门办公室,对着负责人拍着桌子说:“听说你们准备把莫高窟卖了?谁让你们这么做的?我不同意。”
樊锦诗的同事说,樊锦诗平时是一个性格很温和的人,喜欢读书,很少跟人红脸,万万没想到她发起脾气来这么雷霆万钧,学者风范、女人的矜持全被她抛在了脑后,剩下的只有据理力争。
经过樊锦诗的努力,莫高窟上市的风波总算偃旗息鼓。在樊锦诗看来,这是她担任院长做过的最重要的决定之一。
65岁建“数字敦煌”
1998年,60岁的樊锦诗接棒敦煌研究院院长。如何避免石窟和壁画的消失,是摆在她面前的首要难题。
她首先想到的是控制游客数量。但她很快发现,不让游客进洞不是个办法。一个偶然的机会,她接触到了电脑,“那时我就感觉,莫高窟有救了。”65岁的她兴奋得一宿没睡。她决定为每一个洞窟、每一幅壁画、每一尊彩塑建立数字档案,利用数字技术让莫高窟“永葆青春”。
2003年,作为全国政协委员的她在全国政协十届一次会议上提案,建议利用现代数字技术,展示莫高窟历史文化背景和精美洞窟艺术。
经过5年的探讨,2008年底,投资2.6亿元的莫高窟保护历史上规模最大、涉及面最广的保护工程开始实施。除崖体加固、风沙治理等工程外,还要完成149个A级洞窟的文物影像拍摄和数据库建设。2014年9月,包括游客接待大厅、数字影院、球幕影院等在内的数字展示中心投用,樊锦诗的“数字敦煌”梦终于成真。
2016年4月,“数字敦煌”上线,30个经典洞窟、4.5万平方米壁画的高清数字化内容向全球发布,网站还有全景漫游体验服务,轻点鼠标,镜头就会跟着鼠标移动,游客在电脑前,就宛若在石窟中游览一般。网友还可以通过全息影像技术看到整个石窟的全景。而这种高科服务,推动者竟是一位已经78岁高龄的老太太。
对话
敦煌考古几辈子都做不完
广州日报:当年敦煌条件那么艰苦,是什么吸引你留下来的?
樊锦诗:因为兴趣,想为敦煌文物保护做点事。我从年轻时,就对钱看得不是很重,我常说一句话,“我们不富但也不穷”,我不愁钱,就愁敦煌那点事。要是为了钱,我不会留在敦煌,别处比敦煌工资高多了,说不定干别的我还能发大财。
广州日报:是不是特别愧对家人?
樊锦诗:对家人,我真的有说不出的愧疚,我不是一个称职的妻子和母亲。我先生为了这个家做了很大付出,不仅当时孩子是他带,调到这儿来,他不搞教学,搞佛教考古。后来两个孩子大一点了,来兰州上学了。我只要一有机会,就尽可能多回去看他们,给他们做好吃的,弥补一下当母亲的缺憾。
广州日报:你还在做敦煌考古研究?
樊锦诗:《莫高窟考古报告》几辈子可能都做不完啊,现在完成了百分之一,还要努力。
广州日报:有人说你是英雄。
樊锦诗:我在敦煌待了52年,当院长17年,不过是个过客。我不能奢望把什么事情都做完,但是事情没做完就是遗憾。
广州日报:你觉得莫高窟精神是什么?
樊锦诗:一代又一代的莫高窟人,经历了岁月的洗礼,用他们的智慧和青春孕育出了莫高窟精神,那就是坚守大漠,勇于担当,甘于奉献,开拓进取。
敦煌莫高窟、敦煌研究院就是我的家。有时想想,人这一辈子能做他喜欢的事情,还能做出一点事,这辈子就算没白活。
广州日报:敦煌的条件那么艰苦,没想过离开吗?
樊锦诗:其实后来有段时间我也想过,我总不能为了这个不要孩子,不要家,不要丈夫。但是待的时间越长,越发现莫高窟像块磁石一样吸引着我,很多事情要做还没做。自己慢慢也跟石窟有了感情,想离开又舍不得离开,一想为了家算了,毕竟南方生活还是好,孩子也可以受到更好的教育。但这里的前辈们不希望我走,他们拉着我的手说,“小樊,你别走”。前辈们做出了榜样,后来我就没走。最后留下来也有丈夫对我的影响,他为了支持我工作,调到这里来和我一起工作。
广州日报:在大漠中一待就是半个世纪,有没有后悔过?
樊锦诗:从来没后悔过。让我做这个事情,还能做出点成绩,给我一个平台,我想我尽到责任了。为这么一个世界著名的遗产付出,是值得的。
广州日报:你丈夫也说,你当时去敦煌后变土了。
樊锦诗:有时在工作中,你不得不忽略自己的女性角色。感觉自己都有点不像女同志了。别的女同志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或者打扮得很漂亮。但我从小就不太注意这个,粗枝大叶,有时候扣子系错,袜子穿反,别人会觉得你很邋遢。主要是大环境的影响,没心思花时间来打扮自己。在家搞卫生,有时我就蹲在地上自己擦地,这也可以锻炼身体,不能一天都在办公室坐着。确实是不讲究,生活很简单。要照南方人的标准来说,这不就是个邋遢的老太婆(笑)。
广州日报:从院长位置上退下来,生活和之前有没有变化?
樊锦诗:和之前没什么变化,该做的事情还要做。我是自愿退下来的,我都70多岁了,年龄大了,虽然没老糊涂,思维没有迟钝,但跟年轻时的状态肯定没得比,全国估计也没有另一个这么大年纪还担当如此重任的人。退下来感觉压力小多了,也可以多跟家人一起团聚,年轻时亏欠他们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