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体制成本的重升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

（原标题：周其仁：影响中国经济的五大体制成本）

本文根据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在人文经济讲座上的演讲内容摘编而成。

2008年中国的经济年增长是8%，达到了1979年以来30年的平均增长率；2009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0年，中国成为最大的出口国；2013年中国又成了全世界最大的贸易国，这是进出口加到一起算的；2014年，中国经济规模已经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仔细分析，降低体制成本是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秘诀，而体制成本的重升，则影响着中国经济的发展。

我今天选了“体制成本看中国”这个角度，是用一个简明的框架来理解中国经济发生的变化，主要从法定成本、市场准入成本、获得关键要素的成本等5各方面探讨体制成本的重升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一、法定成本上升：企业负担加重

企业经营的成本里有一块是竞争形成的成本，还有一种是法律规定的成本。从1995年到2012年，我们GDP增加了8.6倍，工资总额增加了8.8倍。劳动成本跟名义GDP增长比没有高的太离谱，但税收增长了16.7倍，这是强制的，不纳税是违法的。而且，除了税收以外还有其他的费用，加到一起同期增长是18.8倍。

法定成本跟市场竞争形成的成本不同。自由竞争形成的成本会随着不好的经济形势下降，法定成本的调整还要开会，还要投票。2016年经济工作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三去一降”降成本，法制成本是我们体制成本的组成部分，当我们在国际市场上的影响越来越大，进位到世界第二而且非常有望变成第一的过程中，我们的体制成本重新升上来了。

　　二、市场准入成本：要从体制上解决

随着民营经济的发展，市场竞争开始激烈，每当开放一个市场就急需寻找新的市场，但很多壁垒还没有打开，要打开新市场不容易。不要只强调经济下行，问题是有机会却不让人做出反应，本来好做的生意也没法做了。这个问题是体制成本问题，像医疗改革，这个不是产能过剩的问题，问题卡在准入上，价格指引上。

准入和定价对动员资源非常重要，今天我们搞供给侧，以前搞需求侧，但是我们要清楚，做事不能靠喊口号，政府领导是制订政策的，这个问题只能从体制上解决，任你发多少文件喊多少口号都没用。

　　三、获得关键要素的成本：价格机制不能靠规划

企业对新的机会做反应，但是获得关键要素很难，比如房地产。从全国来说是产能过剩了，要去库存，但去库存的政策还没有好好贯彻，三四线城市还没有明显进展。这里面有一个关键的制度变量，不能在北京统筹全国的土地供应。现在人是流动，需要一个灵活的供应市场来应对灵活的需求。

现在的情况是只有城镇国有土地可以依法流转，集体土地不能依法流转。如果允许分散的流转，市场是有自我平抑的功能，而我们非要统一把土地划成不同的类，价格机制的形成不是规划能替代的。

　　四、移动、退出的成本：企业要研究的战略问题

过去要搞市场分割，有些地方会不准别的产品进来，这个问题花了很多年才解决。现在出现的新的问题是，做大乐得公司要到别的地方去办总部，地方政府不让走。这也是我对地方竞争理论有保留的一个原因，地方竞争有很多积极影响，但是也有消极影响。这种体制在经济决策上起了很大的作用，但等到在更大的空间配置资源的时候，它就变成障碍了，政绩和GDP就会受损。在什么时机移到另外更合适的地方去，这是企业发展战略当中的一个难题，不少商学院要研究这个问题。

　　五、修订法律政策的成本：一条规定，拖累全局

现在修法的成本太高，有一年出了一条文件“城市居民不得到郊区和农村购买农民宅基地上的物业”，这句话一出来整个郊区的景观投资、产业投资、民宿投资就遇到了一个障碍。现在城市居民汽车保有率这么高，乡村旅游那么火，但是遇到了体制障碍。还有宅基地问题，这些已经变成了国民经济难题。

这些年我们积累了新的办法，比如搞自贸区，授权一些地方在指定时间内暂停一些法律。至于土地问题，现在已经分别做了实验部署，但这些问题都变成了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困难。

现在全球局面发生了变化，我们原来的立国之本是比较成本优势。现在我们生产成本上升中有一些硬性的制度成本上升得偏快，法定的制度成本、对新的市场机会做反应的成本、摆脱一些过时的经济结构的退出成本、修订法律的成本，这些成本都在增加。

我们考虑成本，不单单要考虑生产成本，不单单是狭义的完备市场体制下的交易成本，更重要的是我们这种转型期国家伴随的体制成本，运行的制度成本，这个成本对我们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当年我们从争4保5到达到10，现在又从如日中天到面临下行压力，这其中有一个一以贯之的逻辑，就是体制成本的变化：体制成本决定经济发展，也决定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