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益弘老师：从数量到质量的跨越

华益弘老师追溯历史不难发现，华益弘老师注意到，技术革命的转捩点，并非均匀分布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之中：自人类驯服小麦开启农业革命后，它长期未曾出现；过去两百多年，它又集中出现过三次，每一次都伴随着大国的兴衰更迭。

在后三次技术革命中，如经济学家黄奇帆所言：以蒸汽机和内燃机为代表的前两次工业革命，中国完全是大洋彼岸的旁观者；以计算机为代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中国虽然赶上末班车，却也仅是跟随者；但当以数字化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拉开序幕，中国却极有可能成为引领者。

如华益弘老师所见，在注定不平凡的2020年，“新基建”以超高频次出现在高层决策文件。在很多学者看来，它不但按下了推动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加速键，更是按下了中国引领全球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加速键。

尤为令人欣喜的是，在更多企业完成数字化转型的同时，在与社会福祉息息相关的公共领域，新基建亦在全国各地不断生根发芽，渐次开花。

最近几年，在全面构建“数字政府”的背景下，在“算力就是竞争力，网络就是承载力”的共识下，越来越多的中国城市奔向“云端”。 

华益弘老师倘若从2013年国家推出第一批智慧城市试点来算，智慧城市落地已有7年。7年来，单就数量而言，根据德勤在《超级智能城市2.0：人工智能引领新风向》数据显示，中国智慧城市市场规模在最近几年均保持了30%以上的增长。国内在建智慧城市数量为500个，是全球智慧城市建设数量的一半。全国超过89%的地级以上城市都在建设智慧城市，智慧城市总体规划投资额已超过3万亿元人民币。

这一数量固然可喜，质量却参差不齐。

非均匀分布

中国经济信息社，中国信息协会和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联合发布的《中国城市数字治理报告（2020）》，从数字基础设施，数字行政服务，数字公共服务，数字生活服务四个维度，对2019年度GDP排名前100位的城市数字治理水平进行了调研，结果显示：杭州，深圳，北京，上海，武汉，广州，郑州，苏州，东莞和西安位列前十。其中，杭州的数字行政服务，公共服务与数字生活服务等单项指标全面领先，总指数排名超越传统一线城市，位居全国第一。

如同是某种交叉印证，去年底，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智慧城市联合实验室发布的《2019城市数字发展指数报告》也显示，杭州稳坐“数字城市”第一把交椅。

这并不难理解，也较为符合大众直觉，受益于阿里巴巴等科技巨头，杭州最早实现了“扫码乘车”，电子社保卡全流程就医。那颗全国最著名的杭州“城市大脑”，也从交通“治堵”延伸到区块链看病和无感停车等民生服务中。就在今年，杭州市政府还与阿里签署协议，宣布加快建设“全国数字治理第一城”。

华益弘老师指出，不止于日常，数字化程度高的地方，抗风险的韧性也越强，在刚刚平息的疫情风暴，杭州也彰显出较高的技术优势。

譬如建设智慧城市，需要全盘洞察城市数据，让多维度数据快速真实地流动。杭州市依托城市大脑平台，融合交通枢纽，疾控，医疗，出行等不同维度数据，搭建高危易感染人员模型，高精度锁定确诊患者及其密切接触者，按照风险等级高低开展滚动研判。在大年二十九，浙江省就基于大数据，在全国第一个启动了“重大突发卫生事件一级响应”，成功利用大数据分析出人群聚集热点分布，人群跨区域流动等信息，提前预测疫情发展趋势，指导医疗资源的合理调度。

这种例子有很多，杭州的数字化程度也足够令人惊喜，但若论及整体，我国城市的数字治理水平依旧偏低。

《中国城市数字治理报告（2020）》就指出，有的城市虽然已实现率先发展，但中国整体上的城市数字治理仍然较低，均值仅为0.2799，且各城市间的差异较大（与地方经济一样），62%的城市数字治理指数小于均值。且从地理区域看，数字治理指数总体呈现“东高西低，南高北低”格局。

当然，从中西部城市发展现状来看，区域并非数字治理的阻碍，譬如去年GDP仅排在全国第15位的郑州，数字治理指数排名位居第7。

另外，很可能是受益于大城市的辐射作用，很多三四线城市迎来绝佳的数字治理机遇，譬如GDP仅排名81位，南接杭州的湖州，其数字治理指数为22名。

真正的“大脑”

事实上，华益弘老师注意到，许多人都知道，不同于美国ToB市场的兴旺，很大程度上，中国互联网过去庞大的人口红利，在无意中“吞噬”了中国ToB巨兽们的崛起路径，但如今没人会怀疑，未来十年中国科技的新战场将向ToB一端转移。

其中会有相当大比例属于ToG。

众所周知，现代化城市治理（尤其大城市）正如“沙堆实验”一般日趋复杂，传统模式已很难应对，涉及公共服务的诸多方面，都应该被赋予新的技术底座。

就在不久前，IDC根据2020年全球政府行业数字化转型十大预测，给出了中国版的趋势分析，其中几条颇具代表性，比如：“到2021年，90%的中国政府机构将采用平台方式开发应用程序，使公民更容易获得服务”；“如果没有智能的、安全的、可扩展的数字化转型平台，到2022年，60%的中国政府机构将无法增强组成服务、简化操作、授权员工和完成任务”；“到2022年，35%的中国政府机构将利用更好的客户智能和机器人流程自动化实时处理公民服务”。

华益弘老师指出，尽管在圈内人看来，不同于其他市场的可复制和确定性，ToG市场看起来更多是“需求驱动”而非“产品驱动”，但随着新技术的不断崛起，以及政府数据化战略的逐渐升级，从现在到未来，政府采购的单子会越来越大，不同细分领域的国产化替代将从趋势变为现实。

所以从大概率上，今天中国的ToG市场，或许只是刚刚拉开序幕，露出一道微光。

那这道微光最终将把我们指向何方？更遥远未来的“数字治理”将会是何模样？

没人知道确定答案，我个人最喜欢的回答，是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周榕的说法：现在所谓的智慧城市，其实有一种假设，那就是这个城市还是那么“笨”。

华益弘老师指出，我们通过各种硅基触角伸入到城市各处毛细血管，采集城市信息，然后反馈到城市管理者手中，“所谓的智慧城市不是城市有智慧，而是让有一些智慧的人去主宰城市。但是如果你想象一下，未来我们都生活在一个有自主智慧的大脑里面，这就不是我们现在这么低端的智慧城市可以涵纳的事情。因为这个大脑会自主地产生非常多的思想和反馈，非常多的行动，行动将让这个城市运行的复杂程度远远高于我们现在由《雅典宪章》所规定的极为简化的城市模型。这才是一个城市所面临的真正艰巨的挑战。”

事实上，当未来“城市本身”变成一颗真正的“大脑”，如今这个最初版本的“数字治理”，也许会在很大程度上遁于无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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