助力全球疫情 中医药有何优势?——中韩专家纵论中医药走向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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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全球疫情 中医药有何优势?——中韩专家纵论中医药走向全球

目前全球疫情仍处于艰难时刻。

  随着秋冬季来临,北半球确诊人数呈快速攀升的趋势,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不容乐观。

  针对这一严峻形势,近日,在“传统医学助力全球新冠肺炎防治线上研讨会”上,世界卫生组织“传统医学和辅助医学”部顾问委员会成员张日武,世界卫生组织合作中心原主任、韩国首尔大学药学院教授以及美国专利药典草本纲要东亚专家小组成员金永植,与中央指导组专家、国家中医医疗救治专家组副组长刘清泉,共同探讨、分析中国中医药的一线抗疫经验助力全球新冠疫情防控的解决方案。

  中医药抗击新冠肺炎疗效显著

  张日武说:“在抗击全球疫情中,传统医学,尤其是中国的传统医学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且被证实是非常实用和有效的。”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中国实行中西医结合,先后推出八版全国新冠肺炎诊疗方案,筛选出“三药三方”等临床有效的中药和相关治疗办法,被多个国家借鉴和使用。张日武说:“这些诊疗方案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全球共享,这对其他具有传统医学的国家来说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刘清泉详细阐述了中医药如何助力新冠肺炎疫情治疗与防控。他说,“新冠肺炎作为一种新型传染疾病,从中医角度看,属于一种‘湿毒疫’,中医药通过化湿、解毒、清热三种方法改变人体内环境和微生态,打击病毒生存环境,进而达到治疗疾病目的。从第3版到第8版诊疗方案,中医药基本上是围绕着湿、毒、热的病机开展治疗。”

  槟榔、藿香、厚朴、苍术等药材,是中医古方里治疗湿毒疫疠和瘟疫的常用处方类核心药物。刘清泉介绍说,槟榔是明朝末年吴又可《瘟疫论》治疗瘟疫的著名方子“达原饮”的核心药物;藿香正气散始于宋朝,是治疗湿毒导致瘟疫的一种常见处方;厚朴是治疗化湿的方子,再加上一些养阴的方子来治疗新冠肺炎,形成了中医完整的治疗轻型和普通型疾病的理念。

  在疫情暴发初期,刘清泉奔赴武汉,与专家组成员共同拟订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中医证治方案》(第一版),为中医药广泛参与救治新冠肺炎病患奠定了坚实基础。在武汉期间,他组织患者在服用中药之余,对患者使用穴位按摩、温灸等中医特色治疗方法,患者临床症状消失更快、体温恢复正常更早、住院天数更短。运行26天时间里,560多名轻症患者零转重、零复阳、医护人员零感染。

  在刘清泉看来,以“三药三方”为核心的中医药治疗在此次疫情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医一直有湿毒、瘟疫等病机为核心的治疗历史,运用古方进行变化治疗能够取得显著效果。

  开拓特色药材的药食同源价值

  在研讨会上,张日武指出,药食同源是中国传统医学的一大理论,这一理论不仅影响着中国,也深刻影响着韩国、日本以及东南亚国家人民的日常饮食。“这些天然产物的药用价值基本都是通过食用发现的。像槟榔在中国已经有上千年的食用历史了,也被广泛应用在中药方剂中。”

  中医学自古以来就有“药食同源”理论。中医学认为,许多食物即药物,它们之间并无绝对的分界线,古代医学家将中药的“四性”、“五味”理论运用到食物之中,认为每种食物也具有“四性”、“五味”。可以说,“药食同源”理论在中国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和广泛应用案例。

  张日武介绍:“‘药食同源’在韩国也有很多实践的例子,像《神农本草经》里提到的一些草药已经被用在食品和药物当中了。这些中草药用烘、炮、炒、洗、泡、漂、蒸、煮等传统方法加以炮制,这些方法体现了中医智慧的博大精深。”

  金永植介绍说,在传统医学中,槟榔作为一种有效药物被不断使用。在亚洲,槟榔也是一种常见的食品。在这次新冠肺炎防治中,自国家卫健委第三版《诊疗方案》公布中医药方开始,至第八版《诊疗方案》,槟榔连续六次被收录其中。清代瘟病专著《瘟疫论》中记载的药方“达原饮”,便是以槟榔为配伍药材,用以治疗湿热疫病初起。

  助力全球新冠防治,让世界重新了解中医药

  从中医药随中国援外防疫专家走进多国抗疫,到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先后5次组织国内中医专家和伊朗等20多个国家进行网上交流,再到乌克兰前总理季莫申科高度赞扬中医药疗效,作为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中医药越来越被世界了解和认可。

  作为亲身赴一线救治的中央指导组专家、国家中医医疗救治专家组副组长,刘清泉认为,通过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再一次证明了中西医结合、中西医协同救治各种传染病,是未来值得推广的一种方向和方法。中西医的有机结合可以取得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取得单纯的中医和单纯的西医都不能取代的效果。

  张日武认为,中医药不仅在治疗过程中使病人病情好转,在病人康复过程中也能够提供助力,更好促进病人免疫功能的提升和改善。在新冠肺炎治疗过程中,中医药的疗效也得到了现代临床医学数据的验证,得到全世界认可。

  对于中医药的国际化,刘清泉认为,这还需要一个长时间的过程。“每个国家的传统医学都与这个国家、区域的文化、哲学非常相关。在推广过程中必然会出现文化的碰撞。从这个角度讲,中医药走出去,首先文化要被接受和认可。”

  中药材的种植、属性研究也是影响走出去的一个重要因素。刘清泉说:“西方也有很多植物药,西班牙就有300多种植物药。唐朝时期,这些植物药从丝绸之路进到中国,如藏红花、诃子、木香、乳香、没药,这些都不是中国传统药物。它们有的是香料,有的是染料,但是经过我国医学家、药学家研究,把它变成了中药。我们利用中医药理论对各个地区的植物药进行探索研究,中医药走出去才能有更深的根基。”

  “以西方科学的方法评价中医药疗效,是可行的。”刘清泉认为,中医学的经验积累怎么用数学方法表述出来,需要各行业专家共同探索。尤其在全球范围内突发传染病大流行之后,在中医理论框架体系下,结合现代科技和现代医学理念,要研究出一套完整的评价体系。

  中医药是我国古代人民的智慧结晶,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治中愈发凸显的价值也促使中医药获得国内外的高度关注。当下中医药国际化之路,还需进一步汇聚多方资源,加强国际交流,不断提升中医药的现代化水平,笃行千里。(胡可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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