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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齐平

凤凰卫视时事评论员

在G20财长会议结束之后,中国大陆两会举行之前,中国央行宣布调降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估计可释出7,000亿人民币流动性,以供稳增长之需。

单纯从当前大陆经济金融形势来看,再度降准的主要背景是:一、股市持续低迷;二、各种实体经济指标,包括新公布的制造业PMI指数进一步下降,反映经营环境持续恶化;三、人民币汇率贬压明显减轻,给宽松货币政策较大的实施空间。

这个降准货币政策的实施,能不能为稳增长作出贡献?会不会反而产生新一波的人民币贬值压力,或者在一、二线城市制造出又一个房市泡沫?姑且不论,一切让时间来给答案。但这样的政策取向,毫无疑问地,已对近几个月来中国执政当局一再大力鼓吹的“供给侧结构改革”构成了很大的混淆甚至是矛盾的冲击。

如今已成为中国大陆政策界主旋律的“供给侧结构改革”,由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在去年11月提出迄今,还不满半年,却早已成为各级官员及学者专家朗朗上口的新潮词汇了。虽然迄今为止,尚未看到决策当局或权威部门对此一词汇作过精准明确的定义,但大体上,应可理解为决策当局认知到此前采取的做法,也就是偏向于凯因斯理论动辄以扩张性手段来刺激需求的政策,似乎效果不彰,甚至反而有许多后遗症,所产生的反思,因而决定改弦易辙,开始重视供给侧的改革。具体内容可能是更强调市场机制,更强调效率、生产力与创新,也可以确定与刺激需求并不兼容;然而,如今的降准政策,明显地又走回到了以往的需求侧政策老路,此一现象充分反映了当前中国决策当局的“两难”困局。

“两难”之外,还有“三难”。此番降准,主要目的之一,应是纾解市场资金紧俏;市场资金所以紧俏,主要原因之一是大量资本的外移;后者,在很大程度上又与预期人民币贬值的强大心理有关。也即是说,降准此一政策,与资本外移、资金紧俏及人民币汇率走向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连动关系。果尔,降准之后,意味着货币政策之走向宽松,自当对人民币汇率构成进一步的贬值压力,反过来,岂不又对资本外移及资金紧俏形成更大的推力。换言之,这在本质上等于进入了一个政策上的“三难”困境。

无论“两难”或“三难”,反映的都是当前中国大陆经济政策面对的窘境。其实,从“经济政策学”的角度理解,困境从来就是常态,没有哪一个政策可以同时达成所有目标。决策当局要做的是在不同政策目标间的取舍(tradeoff)。当前中国的经济形势与麻烦,明显地已将执政当局推向了政策三难的前沿,这就是为什么时不时就面临到左右为难、顾此失彼甚至是自相矛盾的主要解释。

怎么办?答案是要找到政策“主干”,然后有所坚持,不能动摇,否则,三心两意,游移反复,必将时时面对各种政策困境或窘境,一如现在。

如果我们观察无误,那么当前大陆执政当局的政策主干应当就是近来一再强调的“供给侧结构改革”,但“供给侧结构改革”与“需求侧刺激政策”不同,前者理顺经络,补养元气,但见效慢;后者刺激需求,见效快,但副作用、后遗症多。在“供给侧结构改革”与“需求侧刺激政策”之间做出选择,并有所坚持,是中国的挑战与功课。

与中国不同,一般发达国家经济体制多已臻成熟完善,也就是说已无太大改革的空间。然而中国走上市场经济还不到40年,所有体制有待改革完善之处比比皆是,意味着中国大陆还可以有很大的改革红利,但执政当局必须对此有充分的认知、信心与坚持,不轻易被一般国家的刺激政策所诱惑。当下中国决策当局需要的正是这样的战略定力。

本期编辑:黄春燕 李楠(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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