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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潘锡堂

台湾“行政院”决定比照去年振兴三倍券模式,推出五倍券,实体券与数字券并行,除原有新台币200元(台币,下同)、500元面额外,新增1000元面额。但各界质疑声浪不断,如指出振兴券效益有限,徒增行政成本,要求普发现金纾困;民众党也主张排富发放现金。连不少“立委”,或表示振兴券远水救不了近火,或指出五倍券旨在救“行政院长”的低民调,甚至还主张全民免付1000元即可领券。

由于民意严重反弹,在绿委不挺与蔡英文出面干预下,不得不让步,调整为民众不必支付1000元,就可直接领取5000元的券,可是仍坚持不直接发放现金。

不过,五倍券决策反复,暴露振兴纾困的黑箱作业,完全与民众生活脱节,让岛内民怨沸腾不已。

溯自2008年国际金融风暴波及台湾百业,当局为刺激经济乃发放消费券,希望发挥加乘效应。当时的主席蔡英文率先反对,认为行政成本高,主张发放现金才能刺激经济。然而,去年蔡英文当局却推出既不便民、成本更高的三倍券,并自认是“成功经验”,而于今年将再推出五倍券。

五倍券决策反复,暴露振兴纾困的黑箱作业,完全与民众生活脱节。

殊不知此波新冠疫情警戒重灾区为摊商小店与基层民众,未见有效“纾困”,就执意“振兴”,当然会引发民意的反扑。换言之,“行政院”推出五倍券政策,却搞不清楚到底是要纾困或要振兴?新冠疫情稍缓即以为经济已开始复苏,却看不到许多受创的行业仍然奄奄一息。堪称此一政策目标混乱,既失纾困的美意,也达不到振兴的目的。

再进一步言,此波疫情狂暴,全台都有纾困的需要,但面对基层的哀鸿遍野,他规划发放的五倍券,却无心解决基层温饱的问题,只专注乘机“振兴”个人的声望,连内同志都不敢苟同。尤其,外界对振兴券的质疑,主要在“行政院”可借由转包宣传等理由虚增成本,分肥周边的利益团体,针对此点,从台湾审计部门的报告即可知其疏弊。

再者,去年的三倍券发行成本高达新台币23亿元,其行政流程化整为零外包皆无公开程序,难怪遭质疑有图利特定厂商之嫌。再加上今年的五倍券之面额及张数都有增加,不仅增加发券的成本,流通性更差,还要劳师动众领取兑换;若行政流程持续黑箱、又不便民,台湾民众的不满怨怼自然沸腾喷发。

最根本的问题,是不能苦民所苦,也因此未能急民之急。

然而,却辩称,去年三倍券很成功,“行政院”想再造三倍券成功的例子;其实,根本就是拿着经济部门的三倍券效益评估来合理化五倍券的政策,而经济部门却正是以使用率低、尚未找出问题的数字券,来凭空想象三倍券的效益。

审计部门则专业、也诚实多了。审计部门年度总决算报告直指经济部门的三倍券效益评估欠缺严谨,且缺乏消费端的调查资料;数字券领发不如预期,民众改领实体券,导致印制、配送等成本大增。但“行政院”无视经济部门遭审计部门“打脸”,坚持根据三倍券的经验来发行五倍券。

尤有进者,最根本的问题,是不能苦民所苦,也因此未能急民之急。现在很多台湾民众的困境是,快活不下去了,不知明天在哪里?五倍券的1000元、500元的高面额与不找零,实质上是想逼民众超额消费,这能让小摊商与口袋见底的人受惠吗?民众现在需要的是应急的钱,但仍坚称之所以不发放现金,是怕民众把钱存起来,就欠缺振兴经济的效果了,可见其根本不清楚民众现在究竟在过何种苦日子,贻人何不食肉糜之感。

民众现在需要的是应急的钱。

当前的迫切要务是纾困,也就是发救命钱,还不到振兴消费的时机。所以蔡当局最好的作法,是直接发放现金,而且尽量用转账的方式处理,既省时省事,又省了人与人之间的接触,还能省下新台币数10亿元的行政印刷宣传的费用,这些钱均为民脂民膏。

总之,虽然民众将可以免付1000元领五倍券,但社会上仍有印券浪费行政成本、民众必须排队领券、摊商没有被照顾等质疑,在野党和民间也高呼普发现金才较实在。可见蔡当局不恤民瘼、离民意太远,看不到被纾困漏接、被振兴遗忘的弱势族群与行业。

(作者系台湾淡江大学中国大陆研究所教授、海峡两岸学术文化交流协会副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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