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教育(文化与教育的关系口诀)

《文化与教育》

《文化与教育》立体书封 九州出版社

一八 病与艾

我幼年曾受一段私塾教育。当时读了《论语》读《孟子》，读到《滕文公章句上》，我的私塾生活遽尔中止。《孟子》便没有读完。后来不记在哪一年的冬天，忽然立意要将《孟子》通体读过一遍，于是拣定了阴历开岁的大年初一，我把自己反锁在一间空屋里，自限一天读完一篇。第一个上午便读《梁惠王章句》上，读到能通体背诵为止。然后自己开锁出门吃午饭。下午则读《梁惠王章句下》，到能通体背诵，再开门吃晚饭。如是七天，直到新年初七之晚餐，我的一段心事始告完毕。

这大概是廿余年前的事了。但我每逢新年，往往回忆到那七天。虽则在阳历的新年，我也会时时连带想到这件事。今年的阳历新年，我依然照例想到了此事。只是以前所能通体背诵的，现在已通体忘却，只记得有那么一会事，又常零碎的记起七篇里的几许话。

我常觉得孟子有一些极耐人寻味的话，我时常会记忆起。我此刻则忽然的记起了如下的几句。孟子说：

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苟为不畜，终身不得。

这是一般设想的譬喻。他的大意是说，一个人已犯了七年的病，而他的病却非储藏到三年之久的艾，不能灸治。但是问题便在这里。傥使此人事前并没有蓄藏三年之久的艾，我想他那时不出三个办法。一是不惜重价访求别人家藏三年之艾的，恳求出让。但是此层未必靠得住。一则不一定有人藏，二则藏的不一定肯让，三则或许要价过高，我不一定能到手。第二个办法是自己从今藏起，留待三年再用。可是他病倒在床已有七年之久，从今藏起尚待三年，这三年内，病况是否可待，还是没把握。第三办法是舍却艾灸，姑试他种治疗，但是更无把握，而且医药杂投，或许转促其死。明知三年之艾定可疗此病，只是已是七年之病而更要耐心守三年。

我时时想起这一段譬喻。我想那病人该悔到以前没有预藏此艾，现在开始藏蓄，虽知有十分可靠的希望，但是遥遥的三年，亦足使他惶惑疑惧，或许竟在此三年中死去。我好如此设想那病人心理的变化。

我想一大部分病人，似乎走第三条路的多些，走第一条的亦有，决意走第二条的要算最少。因为那七年病后的再来三年，实在精神上难于支持。然而孟子却坚决的说，“苟为不畜，终身不得”。他的意思，似乎劝人不管三年内死活，且藏再说。我不由得不佩服孟子的坚决。

但是我现在想到这几句话的兴味，却不在那病人一边。我忽想假使那艾草亦有理智，亦有感情，它一定亦有一番难排布。我如此设想：倘使艾亦有知，坐看那人病已七年，后事难保，傥使艾亦有情，对此病人不甘旁观。在理智上论，他应按捺下心耐过三年，那时他对此病人便有力救疗。但是万一此病人在三年内死了，岂不遗憾终天。在情感上论，那艾自愿立刻献身，去供病人之用。但理智上明明告诉它，不到三年之久，它是全无效力的。我想那病人的时刻变化，那艾的心理亦该时刻难安罢！

因此我忽而想到时局问题，想到目下大家说的一句“争取时间”的口号。我想那病人与那艾亦正在“争取时间”，只与我们所说的争取时间，略有些差别。我们说的争取时间，似乎专指在战场上与敌人相持间的争取时间，而我却因孟子的话，想到后方的人亦各该有他们的争取时间，而尤其令我想到那艾。照孟子的话，三年之艾似乎与二年零十一个月的艾性质功能绝然有不同。艾该自藏到三年，但因那病人的状况，却使它总想姑一试之，感情上总有另一个希望在摇动它。今设此病人万一待到两年零十一个月而姑试用此艾，结果药性不到，仍无功验，那又非从头再蓄三年之艾不可，而他的病却要等到十二年以上，岂不更焦急？

这是一件怪动人情感的事。我不知别人是否如此想。病是十分危笃了。百草千方胡乱投，那艾却闲闲在一旁，要在此焦急中耐过此三年。艾乎艾乎！我想艾而有知，艾而有情，确是一件够紧张亦够沉闷的事。

廿余年前七天里背诵过的《孟子》，全都忘了。适在新年偶忆前尘，胡乱想到的只要关于孟子，自己仍觉得有趣。实在有趣的应该是在廿年之前吧。姑尔写出，或许世真有艾，同情此意。

（民国二十八年一月昆明《今日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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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新时代与新学术

一

学术随时代为转移。新时代之降临，常有一种新学术为之领导或推进。大体言之，承平之际，学尚因袭。其时学者，率循前人轨辙，继续研求，由本达末，枝叶日繁。学术有其客观之尊严。门墙藩篱，不可逾越。方法规模，竞相仿效。学者为学问而学问，其所贡献，乃为前人学业释回增美，使益臻完密，或益趋纤弱而已。

变乱之际，学尚创辟。其时学者，内本于性格之激荡，外感于时势之需要，常能从自性自格创辟一种新学问，走上一条新路径，以救时代之穷乏。而对于前人学术成规，往往有所不守。此种新学术，常带粗枝大叶猛厉生动之概。

前者大体乃以学问为出发点而使用学者。后者大体则是以学者为出发点而使用学问。

然所谓新学术，亦是温故知新，从已往旧有中蕴孕而出。并非凭空翻新，绝无依傍。新学术之产生，不过能跳出一时旧圈套，或追寻更远的古代，或旁搜外邦异域，或两者兼而有之。从古人的或外邦人的所有中，交灌互织，发酵出新生命。此种新生命，可以使动乱的时代渐向承平。而此种新生命，遂为其所开新的承平时代学者所遵循，而渐趋烂熟，渐成衰颓，以至于枯老腐败，而时代又起动乱，新学术再自茁长。

二

若以此意看中国史，如春秋晚期以迄先秦，如北朝周隋之际以迄初唐，如北宋庆历、熙宁以下迄于南宋之高孝，如明清之交嬗，莫不有此一番景象。他们一面追寻到古代旧传统，而另一面则远搜及于外邦异域。孔子自称“好古敏求”，同时跨出鲁国曲阜的小圈子，遍历诸邦，一代名贤耆硕，无不奉手请业。其他先秦诸子，大率皆然。魏晋大动乱以后，名流胜业，络绎渡江。其留滞在北者，困厄之余，抱残守缺，转从古经典得新精神。彼辈流离于长安，奔迸于五凉，转徙于大同，仍与蓟、辽、齐、赵诸儒汇合，又自大同南下而至洛阳。魏孝文时，北方已有一种新发酵，盎然勃然，不可掩抑。其时别有高僧达德，远行求法，拓迹及于天竺锡兰。而南方学者亦有返北。错综酝酿，磅礴郁塞，直到周隋初唐，终开中古之盛运。而南朝摩登名流，始终跳不出魏晋老庄之樊笼，宜其不竞。此际一段北学精神，拟诸北宋晚明，实无逊色。

纵观西史，情亦略似。当中古时期之末叶，第十四世纪开始，有两大渊源，近世精神从之发脉。一曰大学校，一曰十字军。大学校于典籍研索中发现历史世界，使欧洲人士再得游神于古希腊罗马之伟大。十字军远征，使欧洲人开眼觌对新东方。即哥伦布探获新大陆，西方史家亦以谓不啻十字军之最后一幕。此种旧历史与新世界之呈露，最足开豁心胸，使人不禁生高瞻远瞩、豪呼狂啸之情。于是复兴革命之机缘成熟，而近代欧洲随之呱呱堕地。

三

今日我人之新时代，诚已呼之欲出。而我人之新学术，则仅如电光石火，闪烁不定，尚未到灿烂通明之候。然火种已着，风狂则火烈，不患不有烧天之势。若放眼从源头上观，乾嘉经学，早已到枯腐烂熟之境。道咸以下，则新机运已开。一面渐渐以史学代经学，一面又渐渐注意于欧美人之新世界。此两途，正合上述新学术创始之端兆。近百年来之中国人，固已荡胸涤肠，渴若饮海，愚欲移山，左右采获，博杂无方。正如先蕴压一粒火种，又复积薪不已，虽一时郁塞难扬，终必怒焰飞熛，破空而炽。

所以近百年来之学术，长久郁塞，亦自有故。乾嘉与欧美（此非指目前欧美言），比较皆在升平盛世，而我侪则局身动乱之中。吾侪最先本求摆脱乾嘉，其次乃转而步趋欧美。及其步趋欧美，乃觉欧美与乾嘉，精神蹊径，有其相似，乃重复落入乾嘉牢笼。吾侪乃以乱世之人而慕治世之业。高搭学者架子，揭橥为学问而学问之旗号，主张学问自有其客观独立之尊严。学者各傍门户，自命传统。只求为前人学问继续积累，继续分析。内部未能激发个人之真血性，外部未能针对时代之真问题。依墙壁，守格套。新时代需要新学术虽至急切，而学术界终无创辟新路之志趣与勇气。

本此症结，显二大病。

一则学问与人生分成两橛。不效乾嘉以来科举宦达，志切禄利，则学欧美自由职业，竞求温饱。二则学问与时代亦失联系。学问自身分门别类，使学者藏头容尾于丛脞破碎之中，以个人私利主义而讲专门窄狭之学。学问绝不见为时代之反映，仅前人学问之传袭而已。学问亦绝不见为人格之结晶，仅私人在社会博名声占地位之凭借而已。

平世所重，不妨即在学术自身，故人务献身于学问而止。乱世所重，则在“人才”与“事业”，故学术亦以能造人才兴事业者为贵。而当以真血性融入真问题，自创自辟，乃能为新时代新学术之真酵素与真火种。此与工厂化职业化，在现成学问之死格套内从事一钉一塞之畸零工作者不同。然酵素与火种，并不绝于此百年之内，而到不燃，酵不发，则尚犹有故。

乾嘉时代，学术与人事脱节，循至政荒于上，民乱于下，其时学风亦渐萌变动。如经学之自校勘训诂考据渐变而为微言大义经世致用，一也。又变而为史学之典章制度民生利病，二也。向使道咸而下，暂不与外来西洋潮流相接触，中国社会仍必乱，满清政权仍必倒，学术思想乃至政治制度社会风俗仍必变。惟若中国先变成一个样子，乃始与欧美新潮流相接，则中国人可以立定脚跟，面对此新潮，加以辨认与选择，而分别我之迎拒与蓄泄。不幸战争已占洪杨发难之先着，中国内部尚未寻得一变的方案与变的机会，而欧美新潮已如惊浪骇涛，排山倒海，汹涌而至。使中国人立脚不稳，倒栽入漩涡中。其时中国人遂欲一面自变旧学，而一面开迎新学。梁启超、张之洞皆主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彼辈所谓“中学”，决非乾嘉校勘训诂考据之遗绪。彼辈之意，殆欲从传统历史中求一道路，来创建政治改革社会，自本自根，而副以西方科学兴实业图富强。而欧美新潮，乃如飘风骤雨，挟其万马奔腾之势，蹴踏横扫而前，中国自本自根之新学术，急切不易变出，而时代则急转直下。

“戊戌政变”之后，继以“辛亥革命”。孙中山先生之《》，虽涵蓄深广，上承远古，旁采外国，亦主以旧历史新世界交织互灌，自辟新境。然其党徒已多所不憭，于是群议众论，率求以民国政体全部推本之于外国。如是则中学为体之壁垒，已为外面洪流撞一大洞，不可久守。如是而再从政体进一步追寻其根柢，而及于学术思想社会组织，乃至一切文化之全部，继变政之后而有“新文化运动”，以及“社会革命”，乃至“全盘西化”诸理论。至是则“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八字，乃不敢挂于唇吻，亦不敢藏之心胸。中国人至是已为西洋潮流疾卷而趋，翻翻滚滚，头出头没，再不能挺身站起，对此澎湃洪流，正面一看。

四

若旷观世界民族文化大流，求其发源深广，常流不竭，厥惟两支。一在东亚，即为中国。一在西欧，自埃及、希腊、罗马递禅而成今之欧美。满清盗憎主人，以部族政权入踞中国，常欲窒源堵流，使中华文化渐成死水。断港绝潢，异于旧观。道咸时代的中国人，神智尚清，有意为浚源疏流的工作。不幸源不畅，流不壮，而欧美新潮如洚水逆行，冲决堤防，倒灌而入。民国以后人，受此冲击，神智转迷。彼辈常求以新水刷旧槽，见两水斗啮，则常怪源塞不密，流堵不尽。故道咸时人尚知反向历史自寻出路，而民国以来人则重斩此萌芽初茁之新史学，强抑为乾嘉经学之陪台附庸，而美其名曰“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盛誉乾嘉校勘训诂考据之支离破碎，以谓惟此有当于西洋之科学方法。既抑道咸以来之新史学为经学之陪台附庸，又抑乾嘉经学为西洋科学之陪台附庸，其意必欲并黄入淮，纳诸一流而后快。而不幸西洋新潮，其末流亦复万壑竞泻，众流争趋，斗啮不已。使人回惶摇惑，骤不得其宗主。即以政制言，或主英美民治，或主苏联共产，或主德意独裁。不知溯其渊源，三者貌异而神同，其本仍出于一。此层本篇不及详论。

民国以来之中国人，一面既厌弃昧失其自本自根之旧历史，故一面虽面对新世界，而亦不能认识其真相。此由目眩神昏，故视而不见。欲复苏其神智，则当先从大漩涡中救出，使能卓然自立，勿再任此狂涛怒浪吞咽挟卷而去。然而此狂涛之流力过猛，使人虽欲自拔而不获。中国人失足倒入此极险恶之漩涡中，则几已百年于此矣。中国本有急速解决内部问题，再投身加入世界舞台之机会。待此机会失去，而中国遭受世界外力之缠缚愈紧，中国问题与世界问题纽成一团，如连环不独解。此为中国人近百年来虽有酵素火种而终不发酵起火之又一因。

五

整个世界，目下正在演出一新境界。西洋中古时期一股新源喷薄流注，至今已达六七百年。彼辈企慕希腊人生，醉心地上财富，以科学驾御物质，仗智识为权力之努力，迄今殆已登峰造极。社会贫富不均，已尖锐冲突，而机械文明，亦久已露出其狰狞之面目，张口作噬人之势。新世界之寻觅，欧亚美非澳以及南、北极，均已踏破。殖民地不够分配，只启争端。世界大战轩波特起，死伤数千万。其濠沟中创痍余生，重在二十年后，领导新壮丁，再上海陆空战场，续演第二次更残酷更凶暴之大屠杀。除非西洋文化竟此歇熄，否则此幕终了，欧美人当将转换作风，别寻出路。或是再修正的新希腊人生，或是变相的新。或则调和斟酌于斯二者。欧美人的新生，无疑的仍将于其已往旧历史里得胎。彼辈亦将一洗畴昔民族优秀观念之傲态，转面觌对东亚新世界之古文化。彼辈将来无论是再修正的新希腊人生，抑是新，均将大量吸收东方古文化之，说不定他们要有一个东行求法的新运动。而中国经此长期抗战，民族争存乃至文化争存之意识，激涨渐至最高潮，适值欧美狂澜转为回波，冲荡之力松缓，中国人得以爬出漩涡，立定脚跟，再清神智，来做道咸时代人欲做未做之工程。而此刻已与道咸时代不同，一则已多知道了许多旧历史，一则已多认识了那个新世界。百年来所堆积，亦未尝不足为吾侪取精用宏之助。

新时代已面临于整个世界之前，此新时代之得救，无疑的只有乞灵于世界已往东西两大民族之文化洪流。然此非一手一足之烈，亦非岁月时日可期。兹事体大，中国问题将在世界问题之解决下得解决。同样，世界问题亦将在中国问题之解决下得解决。中国人与世界已共同面对此新学术之大使命。惟不知此项使命，究竟卸落在谁之肩上，完成于谁之手里。中国学者急当廓开心胸，放宽眼界，一面是自己五千年深厚博大之民族文化历史世界，一面是日新月异惊心动魄的欧、亚、美、非、澳全球新环境。向内莫忽了自己诚实的痛痒的真血性，向外莫忽了民族国家生死存亡的真问题。在此交灌互织下，自有莫大前程。至如太平盛世专门名家之业，非不雍容华贵，攀麟附翼，据其现成格套，藏身一曲，既合时趋，亦便采摭，复与私人温饱相宜。然恐如白云苍狗，倏忽变幻，不可控抟。有大志远识者，当不为此躭误。

（民国三十年五月二十一日金陵大学学术励进会讲演辞，刊登重庆《大公报》六月一日《星期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