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高军官车牌号(中央最高级别车牌)
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一个十四岁的少年从农村走到了长沙，成为一名卖苦力的铁路工。
随后他参加了京汉铁路工人运动，在运动中与毛主席结识受到一番教导，积极入党投身革命事业，成为他人生激昂峥嵘的转折点。
这个少年的名字叫做王震，他把自己的一生投入到保家卫国和建设祖国的使命中。谈起他对国家的贡献，拿起枪杆子能上战场，也能拿起锄头在南泥湾带头垦地开荒。
建国后的王震也没有选择安逸，他选择长期驻扎边疆，为新疆的治安和农垦呕心沥血，给了新疆一个民安向上的环境。
这些勋业没有改变王震的外表和内心，他仍然穿着朴素的外衣，坐着一辆三轮车去中南海开会。
这就是开国上将王震，一个立志“为祖国站岗”的伟人。
20世纪60年代，在中南海发生了一件不大不小的“趣事”：王震坐“无证”三轮车，进中南海时却被警卫拦下，怒斥道：没这规定！
这件事后来也让王震时常被同僚打趣，这种情形还真没怎么在中南海出现过，王震算是开了“头例”。
这警卫敢拦住王震上将，难不成是个新来眼生的毛小子？毕竟王震常年穿着一身布料了磨边的中山装或者旧军装，脚蹬粗布鞋，还曾经被一个县长误认成农民对待。
其实跟这些倒是没有关系，王震之所以被拦下不让进，全因为他是坐着一辆三轮车进来的。
警卫从来没有见过三轮车进入中南海，认为这不符合规定，便守在门口不让王震进去。
王震原来的专车是上头给他配的一辆老吉姆车，这老吉姆车开久了，断断续续出点抛锚的小毛病，王震也不舍得换车。
这天王震一如既往地坐着老吉姆车去开会，车子在半路就坏了，警卫员怎么也发动不起来。
眼看时间越耗越多，警卫员准备打电话再调来一辆车子，王震说：“这可不能迟到啊！”
他在路边拦下一辆三轮车，跟对方说明情况暂借一用，就由警卫员蹬着三轮车送王震去中南海了。
幸好距离中南海只剩下一段挺近的路程，两个人到了中南海的门口。
门口站岗的警卫不让这辆“无证”三轮车进去，这跟他们“认车牌不认人”的习惯也有很大的关系。
在电视剧《海棠依旧》里，出现过这么一个片段：周总理在来中南海开会时，发现警卫没有拦住他停车检查，他批评警卫这种“认车牌不认人”的行为容易让人“钻漏洞”，必须要立刻整改。
中南海门口的警卫认为三轮车不得入内，王震下车对警卫说：“没这规定！”
经过一番沟通，警卫给王震上将同他的三轮车放了行，这辆三轮车成为了一辆进入过中南海的三轮车。
后来老吉姆车被修理好了之后，王震继续把它要了回来，用了整整16年，让它“寿终就寝”。
单单从王震对待一辆车的态度上，就极能体现老革命家那种勤俭节约的优良风范。
论起王震上将创下的伟绩，许光达大将曾用这么一段话评价他：“和我长期共事的王震同志功勋卓著：湘鄂赣竖旗，南泥湾垦荒；南下北返，威震敌胆；进军新疆，战果辉煌。”
首先，在王震立业的第一个阶段是“湘鄂赣竖旗，南泥湾垦荒”，保家卫国是他这阶段任务的主心骨。
他参加革命后表现出色，担任政委工作，领导湘赣根据地打了一场“漂亮的胜仗”。
从20世纪的30年代起，凭借装备和兵力上的优势，对实行多次“围剿”行动。
王震所在的湘赣区也是关注的“重点”，在的第四次“围剿”中，伏击在九渡冲狠狠反击了，缴获他们大量的和辎重。
在湘赣区第五次反“围剿”时，王震同萧克率领四个团的兵力，设下埋伏消灭了一个旅的兵力，又取得了一次重大的胜利。
党中央给予王震嘉奖，他的名气也传开了。
1937年，日本的侵略让国共达成合作关系，王震随后升为三五九旅的旅长，带领麾下进入晋西北战场，阻断敌军的交通，创建多个抗日根据地，三五九旅党中央被誉为“百战百胜的铁军”。
在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的阶段后，封锁陕甘宁边区的交通和联系，让我军缺乏物资的供给。
毛主席审时度势，写下“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八个大字，也成为了党中央接下来开展的工作方向。
毛主席找到王震谈话：“这次调你们三五九旅到南泥湾是守卫延大门。你们不但要随时准备迎击可能发动的军事进攻，还要通过开荒生产，尽快做到生产自给，从根本上打破的经济封锁！”
王震点点头，他率着三五九旅背着镢进入南泥湾开荒，每个人的手都磨出了血泡。在王震的带头下，战士们不畏艰辛，单单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就开荒了一万余亩土地。
南泥湾从“黄山臭水黑泥潭”屯垦成了“陕北的好江南”，田地里有庄稼，平原上见牛羊。这次南泥湾的大生产运动为前线提供了有力保障，王震被表彰为“生产英雄”。
紧接着，王震立业的第二个阶段“南下北返，威震敌胆”到来了。
1944年，党中央部署王震率领三五九旅南下作战，突破敌军的封锁线，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
这次作战可谓是“第二次长征”，王震的部队需要跨越将近半个中国，行进两万余里，路上有敌军设下的一百多条封锁线。
蒋介石得知后，更是暗中派出部队尾随阻拦。
王震带着部队边打边走，孤军深入战场，克服艰险，英勇作战，把一切前来阻挠的敌军打得落花流水。
在与广东部队汇合后，很快传来了日军投降的好消息。
一等日军投降，军立刻“反咬一口”，把刀子转头对向了军。
王震接到党中央“北上”的指示，立刻率着部队准备回防延安。
这北上的路显然同南下的路一样艰难，军在中原地区堵截王震的部队。
王震与军队苦战了足有半年，险险突围后顺利回到延安。
毛主席与王震见面后，握着他的手说：“王胡子，你受苦了啊！九死一生，重返延安，了不起！你们的任务完成得很好，很好!”
最后，“进军新疆，战果辉煌”是新中国成立后王震立业的第三个阶段。
1949年，王震去新疆铲除土匪。土匪头子乌斯满烧杀抢掠恶贯满盈，他想要霸占城镇“自立为王”，这更是万万不能容忍的。
在王震的部队追击土匪时，当地的一名县长勾结土匪头子乌斯满，公开对抗解放军。
他们用残忍的手段杀害了16师队的副师长罗少伟，王震当即决定增派兵力和武器消灭匪军。
在解放军的大力剿匪之下，新疆的边防迎来了和平与解放，不用再受到土匪的迫害。
这段驻扎新疆的日子给王震留下深刻回忆，在1956年，王震被任命为农垦部的部长，带着一批转业的战士和技术员回到新疆开辟“新天地”，为新疆的建设呕心沥血。
要说部队里怎么解决伴侣问题，那就得找喜欢做媒的贺龙将军了。
在他牵过的红线里头，王震同妻子王季青也是一段佳缘。两个人相濡以沫携手几十年，王震这颗铁汉心也展现了一段坚贞柔情。
王秀青是从北京大学毕业的女大学生，同其他爱国学生一起加入投身革命。
在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她加入了八路军的120师队。
而王震率领的三五九旅，正是归属在120师队下面。
120师为此召开了一次会议，也是介绍会，把这三十多名“稀罕的文化人”分到各个部队去。王季青也与其他干部一一握手。
到了王震这里，两个人对视一眼，倒是有了几分不好意思。
在场的贺龙将军特意往这边多看了几眼，在散会后叫住王震和王季青留下来，对两个人说道：“怎么样，都老大不小喽！我看你们一文一武，文武之道，蛮般配哩！”
王震颇有些紧张，他挠着头说道：“是啊，我今年都29啦！”
贺龙将军又问王季青的意见，她笑着说：“组织上已经考察他这么多年了，还用得着我考察呀！”
七天后，在岢岚河畔的一家农房里，特地腾出来给王震和王季青举办婚礼。
王季青同王震说了许多心里话，王震告诉她：“就凭你这个大学生，一个女同志，不辞劳苦来到抗日前线，这就很不简单！嘿嘿，这就是我们最大的缘分！”
在王震的战争生涯中，王季青随着他四处奔波，成为他的贴心帮手。
两个人生下来了三个儿子，都寄养在后方的老乡家中。
王季青亲手为王震缝制了贴身衣物、护膝和护腕，在王震出战前，她一次又一次地叮嘱:“无论跑多远的路，你一定要记得你那条伤腿啊！”
战争总是伴随着不可预测的风险，王震也曾陷入失去音讯的险况。
待王震带着一身伤痕归来，他不会告诉王季青自己是如何“打出一条生路”，王季青也不会主动询问。
她默默为王震擦身、换药，他们两个把担忧和牵挂都埋在了心头。
在战事平定、新中国成立后，王季青的愿望就是“要办好一个学校”。
王震支持她的梦想，王季青凭借能力成为了北京第八女子中学的校长。
在王季青接手后，她发现这所学校的教学质量差，单是一个普通的数学测验，成绩不及格的学生就有一大半之多。
王季青认识到师资力量的重要性，她四处挖掘人才邀请他们来教书，力图改变第八女子中学的样貌。
据第八女子中学的一名老师回忆：“为了改变学校的落后面貌，王校长不怕压力，千方百计地接纳和聘请了不少有真才实学的知识分子来校任教。”
譬如第八女子中学的教师陈漱渝，他本是从南开大学毕业的名牌学生，却因父亲在台湾工作，使得他成为一个“出身有问题”的人。
没有工作单位接受他的求职，陈漱渝每日的生活就是在图书馆和租房之间徘徊。
陈漱渝在参加数次面试之后，第八女子中学表示对他予以录用。
王季青接见了陈漱渝，带着他来到教师宿舍，补助他一床崭新的棉被，还常常邀请这些无处可去的教师们一起聚餐。
当然，在日常的工作中，王季青也受过不少挫折和委屈，甚至被迫撤职。
她写信给王震诉说，王震表示支持她的工作:“你别怕，就算他们打压你，我也会一直陪你，我们把家搬到北大荒，一起当个种地翁！”
有了王震这份态度，王季青便有了主心骨，她搬去北大荒与王震携手生活。
直到1991年，王震因突发的急性支气管炎住院治疗。他在治疗的过程中受了不少罪，王季青看到王震抽搐的样子，握住他的手落泪。
此后王震的病情不见起色，一直在医院里做康复治疗，中间还偷偷托人买了蛋糕来为王季青庆祝八十寿辰。
王季青在医院里度过了这次生日，夫妻两个高兴地说了许多话。
1993年3月12日，王震在医院里病逝。
在尸体火化后，王季青抱着王震的骨灰盒坐上了一架飞机，遵守他的遗愿，把王震的骨灰撒在了天山上。
在这五十六年的岁月里，王震同王季青这份真情诞生自红色革命，第一次相遇便是最好的缘分和最对的良人，相见不久便迅速“闪婚”。
这种“幸运”正是命运给予的最佳馈赠，也为我们展示了风雨同舟、彼此成就的婚姻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