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对长征前党和红军的影响

1922年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陈独秀(前排左一)和瞿秋白(后排右四)等(影像资料截图)。共产国际也称第三国际，1919年3月成立，1943年解散。中国共产党于1922年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它的一个支部。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早期发展阶段，在中国革命的很多关键时刻，共产国际的战略指导和无私援助，都发挥了重大作用。但它在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也有过很多失误和偏差，有时还十分严重，造成的影响也比较大。新华社发

题：共产国际对长征前党和红军的影响

新华社北京8月8日电　

潘宏、蔡琳琳、李悦

共产国际也称第三国际，1919年3月成立，1943年解散。中国共产党于1922年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它的一个支部。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早期发展阶段，在中国革命的很多关键时刻，共产国际的战略指导和无私援助，都发挥了重大作用。但它在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也有过很多失误和偏差，有时还十分严重，造成的影响也比较大。

共产国际对中共领导人选任的影响

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都要经过共产国际的认可和批准，有时共产国际还直接插手领导人的更替。1928年6、7月间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上推举码头工人出身的向忠发担任党的最高领导人，就是受共产国际的片面影响而选出的。特别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在政治上错误认识中国社会的性质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忽视日军侵占东北后国内阶级关系出现的新变化;在军事上推行“左”倾冒险主义路线，抛弃已经被实践证明了的行之有效的红军反“围剿”经验，给第五次反“围剿”斗争投下巨大阴影，使中国革命陷入了严重危机。

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遥控指挥

长征前，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与社会主义的苏联处于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有着更多的特殊性。但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罗米那兹、米夫等人却无视这样的基本国情，作出了许多错误的指导。而当时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尤其是王明、博古等人，盲目地顺从，机械地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譬如，1934年初共产国际指出：世界革命已更加临近革命与战争时期。于是中共临时中央迅速在江西瑞金召开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第五次反“围剿”斗争是“争取苏维埃中国完全胜利的斗争”，这一斗争将决定中国的“苏维埃道路与殖民地道路之间谁战胜谁的问题”。把“左”倾冒险主义路线推向了顶点，致使中国革命遭受严重挫折，党和红军处境更加艰难。

“洋顾问”李德军事指挥上的错误

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德国共产党党员，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也曾在莫斯科陆军大学(即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毕业后不久被共产国际派到中国，于1933年9月底到达中央苏区。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对李德十分信赖，拱手把红军的军事指挥大权交给李德，李德用他有限的作战经验生搬硬套地指挥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他反对“诱敌深入”，强力推行“积极进攻路线”;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游击战运动战，并以所谓的“短促突击”战术原则来支持单纯防御的战术。在这种错误的军事路线指挥下，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终遭失败，红军被迫放弃中央苏区，开始长征。

政治上的关门主义

关门主义是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在政治上的主张，而这种主张的思想和理论根源也来自共产国际。他们片面夸大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把反对资产阶级和反帝反封建并列;他们看不到日本侵略引起的中国社会阶级关系的新变化，否认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主体的中间势力的抗日要求，否认国民党内部在抗日问题上正在发生的分化，主张打倒一切。正因如此，当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激烈进行的时候，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发动了抗日反蒋的福建事变。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国共产党与“福建人民政府”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但时隔不到20天就改变了合作方针，提出要建立下层统一战线，只要兵不要官。政策又回到原点。这种变化的根源是什么呢?还是在于共产国际。因为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三次会议指出：“福建政府宣布的一系列激进口号，是十九路军高级将领的权宜之计和‘左’倾词句”，“是军阀和政客为了保证自己的成功提出的蛊惑人民的诺言。”因此，博古等人把中间派看作“最危险的敌人”，不肯与十九路军进行军事上的配合，最终使中央苏区丧失了反“围剿”斗争突破困局的有利机会。

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熟是一个曲折艰难的历程。长征出发前，中共中央上海局机关遭国民党特务破坏，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电讯联系从此中断。离开了共产国际遥控指挥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遵义会议等一系列重要会议独立地解决了自己的军事路线、政治路线和领导人问题。

凤凰涅槃，浴血重生，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始了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新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