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易剑东的观察，和其他领域相比，体育类议案提案在调研力度、思想深度、理论高度和实践的应用性等方面还有很大差距，“我们的很多提案还在就事论事，涉及面不够广。”这和很多专家的看法基本一致，“各方面都在谈政府责任，但体育问题不是靠政府责任就能解决的，形成政府、社会、市场和公民个人4点驱动，从体育机制上解决问题才是根本。目前的体育类议案提案，和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气场不太吻合”，“参与比重不是最重要的，怎样把议案提案的质量提上去更为关键。”

　　视野太局限 容易被忽视

　　说到运动员的文化教育和安置、青少年体质的增强和全民健身条件的改善等问题，易剑东表示，今年两会体育议案提案的焦点内容和七八年前相比，“没多大变化”。

　　2011年3月，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杨扬提出城市社区体育用地保障的议案及其他4项建议，“我在提交时都注明了需要反馈。”此后，杨扬陆续得到了回应，“住建部电话反馈说，议案已经提交到国务院。”但“我们小区还没有健身场地”的相同说法，促使不少人大代表再次与杨扬联名，“由于没有看到落实，所以今年以议案的形式再次提出了。”

　　多年提交议案的经验让杨扬明白，“不能天马行空地写，得考虑到最后谁能实施。”但管辖部门的庞杂有时也让她摸不着头脑，以青少年体育为例，学校体育主要由教育部体卫艺司负责，但教师缺编又归师资司管辖，青少年体育俱乐部又由国家体育总局主管，“如果一个大问题拆分到每个部委变成一个个小问题，就很难有人去落实。而没有总牵头的人，事情也常常做得有头无尾。所以，高层设计需要重新考虑，到底把青少年体育放到哪个高度去推动，如果作为国家人才战略、人才型社会的一部分，会不会好一些?”

　　在业内专家看来，这恰巧是体育领域“责任虚置”的表现，虽然国内专设体育局代表政府主管全社会体育事务，但其协调社会办体育的功能并没有完全发挥出来，“应当有更高层面的部门关注，用综合思维促进体育改革”。然而，“体育系统内部有一套自身的话语体系，可惜与社会、媒体、更高的领导层和国际社会的话语系统没有完美对接。”易剑东用数据表示，被忽视的结果直接体现为，在国家财政投入序列上，对体育的投入在持续下降——1991年，体育投入占政府总财政投入的千分之4.3,但从2008年到2011年，该数字降为千分之一甚至更低。“政府公共财政对体育的投入越来越少，因为国家首要考虑的硬性投入与经济发展直接相关，比如物质能源产业和基础设置等。体育对大多数人而言，并非第一需求。”相应地，国家在政策法规上对体育刚性和硬性的规范也十分有限，“所以，体育问题重复提了那么多年，一直难以解决。”

　　易剑东回忆起参加联合国体育促进和平发展国际论坛时的感受，他向记者表示，联合国有很多借体育改善贫穷地区设施条件和感受和平快乐的项目，但很少选择中国立项，当他问及原因，对方表示，这样的会议很少有中国人参加。同时，中国很少把体育与和平发展联系起来。“正如罗格所说，体育单独做不了什么，但可以和其他领域结合起来，去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我们的视野太窄，声音本来就微弱，还总是就体育谈体育，难免陷于说起来重要，忙起来次要，做起来不要的尴尬处境。”

　　“而真正该关注体育的领域，却对体育视而不见。”易剑东表示，今年的两会，旅游和文化领域的报告中涉及了部分体育内容，但谈及健康问题时，卫计委的部分报告却对体育“只字未提”，“我国有两亿慢性病病人，主要根源就在于营养过剩和运动不足，在国际上，想健康先谈运动再谈吃药，而在我国恰恰相反。”体育的式微引得姚明感叹，“大家都忽视了运动的重要性，再过10年，肥胖一定会像雾霾一样影响中国人。”

　　“体育的处境与前些年的环保类似。”易剑东曾在相关部门谈及“体育的战略性”，却被以“笑话”二字回应，这让易剑东感觉“很荒唐”，“体育和环保都是人与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但都经历过式微的阶段”，若要利用好两会的平台发出声音，让人大政协的代表委员发挥作用，就需要“始终站在社会的高度和与社会结合的角度表出声音，引起关注和重视，才能真正促进体育事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