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信，这个建议一定会触及很多人的神经，但这原本就是应当要改革的。”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全国人大代表、国际奥委会委员、前短道速滑奥运会冠军杨扬，把中国体育最隐讳的体育选拔制度推上台面，提出“关于选拔制度透明化、制度化，维护奥林匹克公平、公正的基本原则，保障运动员权益”的建议。但两会结束后，这个“尖锐”的建议很快就淹没在庞杂的信息中，只能静静等待有关部门的回应了。

　　在这两页纸上，杨扬把运动员的权益与呼唤公平正义的社会背景联系起来，直指“国内组建国家队和参加大型赛事的选拔制度不明确，存在指派”等现象。“人大代表肩负着很多人的信任，我必须提出高质量的议案。”杨扬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专访时坦言，从2008年第一次以人大代表身份走进人民大会堂至今，很多问题都是一提再提，“这些年，关于青少年体育，我从各个角度都在提，但总体来说问题解决得比较慢，根本问题都没得到解决”，“力不从心啊，需要更多的人参与进来”。

　　“力不从心”在著名体育学者易剑东看来，与体育“人微言轻”有很大关系——体育非刚需，在经济社会发展序列中的位置相对靠后;体育界又难以从大社会的角度看问题，所涉议案提案多为就体育谈体育，与其他社会领域没有形成广泛交集，“本身式微，局限在小圈子里，说出来的东西很容易就变成走过场了。”

　　明星雷声大 提案雨点小

　　两会期间，会议每天早上9点开始，代表委员通常要提前1个小时上大巴。因孩子太小离不开妈妈，杨扬只能每天在家和住地之间往返，因为“怕过了7点会堵车”，她每天早上6点30分就出门了，而为了准备会议发言，她“只能利用中午时间”。会议通常下午5点结束，杨扬回到家时已是晚上7点多。

　　今年的两会，像杨扬这样的代表委员有5000多人。在2232人的政协委员名单中，体育界以21人排在倒数之列，虽不乏姚明和刘翔这样的明星人物，但人们所关注的多为他们本身而非提案。

　　“今年我有提案，是自己调研后写的”，“我带了提案，是希望田径运动能为全民健身服务的。”政协委员刘翔出现在今年两会上，“真的带提案了”几乎成了他的“口头禅”。短短几天，刘翔就占据了体育类委员两会热搜榜榜首，但他的提案引发的议论并不太多。在刘翔没有受伤前，因备战大赛屡次缺席两会的他，曾被称为“打酱油委员”，只能“用成绩献礼”的翔飞人还一度“喧宾夺主”，在两会上被热议。当时，前北京奥组委执行副主席蒋效愚曾表示：“刘翔每次来参加会议都非常认真。有时因备战任务重，无法脱身，我们对像他这样的现役运动员应给予理解。”

　　而姚明的那句“我要说(提案)是我自己写的，你信吗?”同样让他的影响力超过他的提案。事实上，姚明曾高质量地提交过《改革管理体制，开放人才选拔，促进中国篮球可持续发展》的提案，其中提到的中国篮球现实问题及建设性建议发人深省，可惜现状并未由此改善。即便如此，姚明也曾表示，“大家不要看到一个有点名气的委员就‘逼提案’，逼出来的提案不会是好提案!”

　　可自从一名体育界代表坦承自己5年都没有议案及建议，且称“每次参加人大会议都是学习，都是为以后的成长做铺垫”后，公众对体育界代表委员及议案提案的信心自然也打了折扣。“选明星参加两会是为了提高关注度，但他们拿不出议案提案反而会起反效果。”有业内专家表示，体育明星很难有时间调研进而拿出高质量的议案提案，尤其是现役运动员，即便提交了议案提案，也无法让公众的注意力聚焦在议案提案本身。

　　目前，体育界政协委员通常由著名运动员、教练员和体育官员组成，“人大代表按照地区选举，政协委员按行业推举。地方和行业为了提高自身在两会上的影响力和关注度，自然会选择一些演艺界和体育界的明星。”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陶文昭撰文表示，“对代表委员最本质的要求，在于是否代表民意，是否具有民主政治的素质。如果按照名气选择明星做代表委员，就等于以温度计去量血压，是功能错位。”但“这些年，也有明星在专业领域乃至社会其他问题上提出过真知灼见，当是定位准确和努力工作的结果”。

　　杨扬坦言，从运动员的角度说，如果自己在役，“99%只能把成为代表委员当成一种荣誉了”，没有生活经验，仅有的运动经验又看似与两会的议题没什么关系，就像她第一次参加国际滑联会议时的“傻眼和尴尬”那样：当时，“有运动员问国际滑联，你一年的预算是多少?我当时还想，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一天下来我都插不上什么话。”直到被国际滑联主席一语点醒，“你比任何人都清楚你的体育项目，说你知道的东西就行。”所以，退役后致力于青少年体育和运动员培训工作的杨扬，在两会上提出了不少建议，而运营冰场的经历，又让她的视野拓宽到社会化俱乐部的相关领域。“退役后，得益于我的工作，我的建议很多都与主流的竞技体育无关，反而得到社会上的关注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