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高层建筑投资高、体量大、技术精，是城市与企业实力的象征，也是面子工程的“重灾区”。“一届政府，如果想快点见到成绩，盖大楼是最容易的。”杨保军透露，曾有开发商想在内蒙古某市建楼，结果当地政府要求它必须盖到百米以上，“不盖百米不批地，盖到百米可帮着找银行贷款。”

　　然而，“身条高”并不意味着收益高。超高层建筑不断崛起，高端租客却是有限的，并不是每一座摩天大楼都能消化掉每天上百万元的运营费用。昔日的深圳第一高楼地王大厦，目前的租金水平已沦落到市场中低档。

　　脱离市场的“拔高”，还会让超高层建筑沦为笑话。1931年落成的纽约帝国大厦，由于恰逢经济萧条期，直到上世纪40年代之前，大量办公室一直处于空置状态，以至于当时人们取其谐音，戏称它为Empty State Building(空国大厦)。

　　“超高层建筑在提升城市形象的同时，也会加大城市的负荷，造成光污染，形成热岛效应，带来区域拥堵等城市病。”杨保军认为，某些毫无章法的“拔高”，甚至会破坏城市景观。“城市天际线就像一幅乐谱，音符错落有致。超高层建筑就是其中的高音，规划得有章法，就是花腔高音，否则就是破音。”

　　杨保军认为，中国城市规划最佳密度以每平方公里1万人左右为宜，超高层建筑不宜过密。眼光应多关注地下，而不是天空。“现代化的内涵是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不是楼宇高度的提高。而且城市现代化的程度，往往是由隐性部分决定的，比如地下管网、服务水平等。像新加坡等国家都是在80年前就花巨资把地下五层开发完毕，然后才做‘表面文章’。”

　　“这或许是中国经济社会现阶段的发展特点。”马泷的办公桌上，摆着一对精致的玻璃模型。这两栋貌似纽约世贸双塔的300米高楼，不久将落户乌鲁木齐。“我们仍处于追赶中，有一种文化不自信、经济不自信。急于自我表达，太需要别人的承认，于是第一高楼就像奢侈品一样，不是人人能拥有，一旦拥有，就显得不一样了，哪怕有时它不那么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