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建新认为，首先要明确谁有权设置监控系统，一旦设置后，设备的管理、资料的保护、应具备怎样的规范，都须有制度作出规范。“一旦须保密的资料外泄，管理者应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这也须明确。”对于制度层面的设置，除了国家要出台相关规定外，各地也可根据情况作出更为具体的补充。

　　在谈及上海高院法官事件时，邱建新认为，法律还可进一步明确对“隐私”的界定。“比如公众人物、公务员的隐私，和普通公民的肯定不同。”公务员的财产、活动等相关信息不能以“隐私”为由而成为秘密，否则，“隐私”就会成为公众对公务员行使知情权和监督权的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