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个规定来看，主要是针对必须安装监控的单位，而对非必须安装的单位和个人方面，则并无严格的规定。
全国监控摄像头现状
全国无统一许可制度
个人隐私保护成难题
据南京警方相关人士介绍，目前，我国安装监控摄像头尚无统一的许可制度，只是一些地区自行制定了规章。这意味着任何机关单位、公司甚至个人，都可以安装监控摄像头，只要不违背所在地的规章。
以南京为例，遍布城市各个角落的近9万个监控摄像头，直接归公安机关所有的仅是小部分，大多数是由其他部门和公司安装的。而在绝大部分城市，与警方联网的摄像头占所在地摄像头总数的比例甚至不到10%。
如此一来，摄像头安装主体众多，加上没有许可或强制的备案程序，客观上增加了侵犯公民隐私的风险。尤其是在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交界的模糊区域，监控摄像头的安装会引起很多争议。
目前视频监控快速扩张，特别是南京主城区，警方遇到需要调取监控，而相应的地段又没有警方自己的监控设备时，通过向附近单位或是个人求助，总能找到需要的监控资料。
这足以说明，监控摄像头分布得很广泛。
随着视频技术的发展和智慧城市、平安社会建设的需要，公共场合监控摄像头将会越来越多，城市图像覆盖系统将越来越健全。
而另一方面，全国统一的制度规范严重滞后，国家层面关于视频监控的法律和法规目前还是空白。尤其是对监控视频和图像的采集、保管和利用，不少地方还缺乏严格的规章制度，这就直接导致侵害隐私权案件时有发生。
公共场所很多监控，都是打着公共利益的旗号而安装，监控资料一旦管理和使用不当，就可能侵犯个人隐私，比如监控设备的设置没有公开、明确的标识;有的监控设备从监控“公共空间”变成监控“个人”;尤其是监控资料被非法浏览、复制、传播或被商业化利用。
观点
公共利益和个人隐私并不对立
江苏法德永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庄卓告诉现代快报记者，所谓隐私权，是指自然人所享有的私人生活安宁与私人信息秘密依法受到保护，不被他人非法侵扰、知悉、收集、利用和公开的一种人格权。
有关隐私权的保护，在我国宪法中就有所提及，不过表述得比较笼统，“公民的人格权应受法律保护，不受侵害。”而在侵权责任法中的表述则更为明确，“其中在谈及公民的民事权益时，明确提出了隐私权。”
隐私权须受保护，这是毋庸置疑的，而在谈及监控摄像头的问题时，隐私权和公共利益两者，却一度被外界视为一对矛盾体。
“其实不然。”庄卓的态度很明确：“在一个理想的环境下，这两者是可以共生的。”之所以在公共场合设置监控摄像头，其初衷无非是为了保护公共安全，或出于防盗等方面的考虑，对于社会的整体环境来说，这并不存在问题。“能否很好地保护相关的视频资料，保证不外泄，这才是症结所在。”
事实上，在部分使用监控摄像头的场所和单位里，工作人员对这部分信息的保护可能并不是很重视，这也导致部分视频资料有泄露的危险。庄卓说，对于饱受争议的“禁止擅传监控视频”法规，他本人整体是持肯定态度的。“很显然，这是出于对公民隐私的保护。”
简而言之，在公共场所设置监控摄像头的问题上，庄卓认为，这是必需品，但管理者须保护好资料，遇到突发情况时，要通过合法合规的手段调取，保证其他人的隐私不受侵犯。但如果是私人设置的摄像头，应保障不侵犯到别人的隐私权。“如果在家里装个摄像头，来观察保姆甚至是妻子的一言一行，这显然不合适。”
庄卓强调，相关部门除了要对常规监控设备监管外，还应加大对一些“特殊”监控设备的管理。“比如那种隐形摄像头，就很有侵犯他人隐私的可能，甚至可能被人用来做一些见不得光的事，这是个值得重视的问题。”
在上海高院法官事件中，“爆料人”通过“特殊”手段获取视频资料的行为，被一些人认为侵犯了他人隐私。对此，庄卓认为，这一事件有着一定的特殊性。“至少从目前来看，他们的行为有违法乱纪的成分，这就不应受隐私权保护。”
不过，庄卓也强调，这件事有一定的偶然因素，偷拍、截取视频等方式不应成为反腐的主要渠道。“阳光法案、财产公开……反腐的渠道有很多，上海法官事件不应成为公民反腐的范例。”
两者的平衡须制度规范
随着监控摄像头的不断渗透，民众对于自身隐私安全的担心也在加剧。现代快报记者在街头走访发现，虽然市民认同监控摄像在维护公共安全方面的作用，但部分摄像头的存在，也让他们感觉不舒服，毕竟走到哪里，总感觉背后有只眼在盯着自己，也许不知何时，自己的隐私就已经被记录下来。
“只要管理得当，在公共场所的监控摄像头问题上，公共利益和个人隐私并不对立。”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学院社会学教授邱建新对庄卓的这一观点，也表示认同。但他还指出，虽说很多城市都对监控摄像头有相应的规范，但部分人的法律意识比较薄弱，摄像头随意安装的情况并不少见，有时可能已侵犯了他人的隐私，还有些人是明知故犯，随意传播监控他人隐私信息。“所以，从制度层面加强对相关资料的保护，就显得极为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