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广告形象的超现实化的理解，可以参考萨特的相关言论。萨特认为，形象通过否定存在而与存在相联系，但这并非说形象完全毁坏存在，而是使存在非真实化(derealization)，想象世界与物质世界的关系想达到的目的就是使事物非真实化。萨特认为形象具有一种非常危险的否定性，这种危险的否定性不是主动地良性地改变事物，而是隐秘地感染，毒化现实。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广告作为形象文化同样存在这种危险的否定力量和对现实世界悄悄的败坏力量。广告所营造的形象世界，为人们的“乌托邦冲动”找到归宿，满足了人们潜意识中改变世界的真正的革命性的行为，把那些最深层的欲望通过形象这一中介，置换到无休止的消费循环中去。

　　在广告文化中，形象的超现意义最根本地导致商品拜物教与享乐消费主义的盛行。从本质上而言，广告的作用产生于商品可供选择的商业环境。由此可以导出一个合乎逻辑的的结论：一般情况下广告所要召唤的并不是真正的需要，而是超出生存必需的奢侈。而之所以人们肯去接受各种奢侈，是因为高晓康所讲的“自居意识”的存在。人们常把自己幻想成另外一种更理想化的人物的心理作用，促使棋逢对手乐于接受广告的宣传，以消费广告中理想化人物所用之商品而自觉身价倍增，这也是广告商惯用名人名星、俊男美女作广告模特的秘密所在。广告利用自居心理使个人从现实的境况中提升出来，进入一种超越现实的境遇幻觉中去。这就是广告的魔幻文化情境。而且我们看到广告对消费的刺激是在助长心理缺失感，通过制造和召唤新的需要不断打破消费需要的平衡状态，形成消费层次，而自居作用造成了一种“熵增”趋势，使消费层次不断被拉平，这种平衡——不平衡交替的振荡现象很容易使消费者的心理形成“共振”，随波逐流地跟着消费潮流飘浮，满足享足，追寻彼岸自我，广告文化所催生的享乐消费主义由此而愈演愈烈。

　　广告文化助长了人们炫耀消费的习气，刺激着大众的消费欲望。霍布期在《和早维坦》的第一卷里曾这样描绘人的心理：人的欲望冲动正好同柏拉图理性精神的等差公式相反，他们受欲望驱使，追求满足时可达凶猛的程度。现代社会里，欲求的推动力一方面是增长生活标准和导致生活丰富多彩原动力。但也因而形成人们的炫耀习惯而造成不顾后果的浪费。广告文化一而再、再而三地激发人类不平等的心理，正像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与基础》中精辟地指出的那样，是当“孤独者”聚集在一起，发现他们中间最强健的人，最漂亮的人，最好的舞蹈者或最妙的歌手受到特殊的优惠待遇时(如同广告片中的模特一样)发生的：此刻人的嫉妒心(如同广告受众的嫉妒心)出现了。为了能像最漂亮的人或最能歌善的人一样，其他人便开始散开，并用化妆品遮掩自己的丑陋笨。外表于是比现实更显得重要。虚伪占据人们的心理，在广告文化的时代，消费代表了人们对地位的心理竞争，人们便陷入了消费至上的陷阱，由此可见广告文化不仅以商品的实际功用吸引大众，更以人们的“自居心理”与对地位向往的“嫉妒心理”来诱惑大众。

　　广告文化既形成于广告商品推销者手中，也形成于广告商品所面向的最广泛的消费大众之中，广告必须具有广泛的普遍的渗透性。这就必须兼顾广大受众不同文化层次。首先，要做到广告文化内容的通俗性，使其具有尽可能广泛地接受群体;另外，就是大规模地占据传媒排斥其它文化。这样整个文化在广告文化的牵引下向漠视深度、玩味平面的方向倾斜。大众文化不可避免从文化的价值层面向游戏层面回溯：“由文化教育批判而形式结构，由形式结构而直觉表现，由直觉表现而对象摹仿。由传媒所代表的文艺‘类象’表明当代文化艺术由灵魂裸露方式回缩到冷漠绝缘的纯客观描述，一种放逐本真情感的‘语言游戏’。

　　广告对文化的影响，更表现在广告文化对社会话语的再生方式的控制上。语言与文化的伴生状态决定了对话语系统的控制即是对文化的制约。由于现代社会大众传播的普及和广告的的频仍出现，使广告语成为社会大众所熟知的语言，进而成为社会流行语。研究者表明：“当广告语成为一个区域的权威话语时，就会对没有掌握这些话语的人产生一种压力，迫使他们去接受和了解这些话语，以便挤身符号名流之列而不被时代抛弃.而广告中语言“越是完全地变成了进行宣传的工具，词汇越是严重地从实际包含着意义的承担物变成没有内容的符号，它们越是单纯地和清楚地表达了它所应表达的意思，它们本身同时就越是变得不清楚。”广告语本质上是词汇与内容相区别和分离的，词汇成为偶然的，词汇所包含的对象是“随心所欲的”这们的语言即社会控制语言是对文化建设所不利的同时这些语言符号所负载的不良价值观、世界观也将影响文化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