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甲午战争是一场侵略与反侵略战争，这一性质决定了日本与中国的攻防战略选择。由于进攻一方的日本是海外征战，故其作战形式必然是海陆协同的联合作战，而防御一方的中国也必须以海陆协同作战来应对。从军事角度看，甲午战争谁胜谁负，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双方对海陆协同作战的认识水平，以及由此形成的作战条件、作战准备及作战指挥。

　　中国海陆实力远逊日本

　　日本为发动侵华战争已经进行了20多年的准备。到甲午战争前夕，日本陆军已有7个野战师团，共计12万余人;海军拥有军舰31艘，鱼雷艇24艘，总排水量6万余吨。日本不仅在兵力建设上具备了海陆协同作战的基本实力，其军事体制的现代化也为海陆协同作战提供了组织保障。1894年6月5日，日本又成立战时最高指挥机构大本营，以确保在其即将挑起的侵华战争中对海陆联合作战的统一指挥。

　　日军的作战目标非常明确，就是投送陆军至中国渤海湾登陆，与清军在直隶(今河北)平原进行决战，然后直取北京。要实现这一作战目标，有赖海军保护海上交通线、护送陆军运输船及协同陆军登陆，而其核心则是制海权。日本海军为适应战时需要，经改编后组成了联合舰队，内分本队和第一、第二游击队等多个战术编队。大本营要求联合舰队采取攻势方针，通过海上决战夺取制海权，协同陆军实现最终的作战目标。

　　中国方面早已预料到日本将是中国永远之患，后来兴建海军就是以日本为假想敌。但由于制度落后，尽管搞了近30年洋务运动，但军队现代化建设水平还很低，军事自强效果并不理想。清朝陆军正规部队由八旗、绿营组成，虽有数十万之众，但均属旧式军队。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节制的具有一定现代化因素的淮军，也只是配备了新式枪炮而已，在编制上与旧式军队并无本质区别，且数量不过2万人左右。新式海军则是由地方大员分区组建的。北洋海军于1888年成军，在当时堪称亚洲一流;但没有成军的南洋海军仅有6艘尚可出海作战的军舰，战时又很难实现统一使用;后来只有广东水师的3艘军舰归入北洋海军参加了对日作战。由此可见，当时中国海陆军协同作战的基本实力远逊于日本。

　　不仅如此，中国方面限于落后的军事体制，既无法形成集中统一的指挥中心，也没有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海陆协同防御作战计划。面对日本的挑衅，年仅24岁的光绪皇帝虽坚决主战，但其军事理论和战争知识却十分有限。秉承皇帝旨意办理军机事务的中枢决策机构是军机处，其军机大臣均为文官，又是兼职，对近代战争极为陌生，连谋划御敌方略都力不从心，遑论制定具体的海陆协同防御作战计划。在中枢与作战部队之间还有一个指挥环节，即相当于战区指挥官的李鸿章，但他能够直接调动的部队仅限于他所节制的淮军和北洋海军。在这样的指挥体制下，要想临敌时组织并无预案的海陆协同作战，其难度可想而知。
 

　　朝鲜战场两次协同惨败

　　甲午战争是因朝鲜问题而起，中日之战第一阶段的战场也就不可避免地集中在朝鲜及其附近海域。因此，在军事部署上，中日两国都涉及海外兵力投送问题，于是便有了海军护航的客观要求。中国方面有两次海军参与的经海路向朝鲜投送兵力，但由于事先没有切实可行的计划，临时又未对敌情作出准确研判，最终都导致了极为不利的严重后果。

　　(一)中国海陆军在朝鲜战场的第一次直接协同是增兵牙山，具体行动是海军派舰至登陆点掩护运兵船登陆，由此引发了丰岛海战。

　　李鸿章为确保由海路增兵牙山的安全，特作出如下安排：一是租用3艘英国商船运兵，并于7月21、22、23日分三次自天津大沽发船;二是要求海军派数舰往牙山口外游巡，候各船人马下清后再返回。在李鸿章看来，此时中日并未开战，运兵船又挂英旗，航行途中的安全应该问题不大，故无需海军护航，只需数艘军舰在登陆点掩护卸载即可万无一失。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根据李鸿章的指令，于7月22日上午派“济远”、“广乙”、“威远”3舰自威海前往牙山。

　　7月23日，“济远”等3舰抵达牙山。第二天，运兵船“爱仁”、“飞鲸”号先后驶入牙山湾，并立即开始卸载。是日下午5时半，前往仁川发送电报的“威远”舰回到牙山，带来日军已于昨日攻占朝鲜王宫、日舰大队将于明日开到的消息。见情况紧急，官兵继续抓紧帮助运兵船卸载，弱舰“威远”当晚先行返航。25日凌晨，未等“飞鲸”船卸清，并不再等候第三艘运兵船“高升”号到达，即率“济远”、“广乙”两舰起锚驶出牙山口。两舰行至丰岛附近海域，与日本联合舰队第一游击队“吉野”、“秋津洲”、“浪速”3舰遭遇。日舰首先开炮，不宣而战。中国两舰奋力反击，很快力不能支，“广乙”驶至朝鲜西海岸触礁搁浅，“济远”向国内方向撤走。随后赶来的北洋海军运输船“操江”号被日舰掳走，运兵船“高升”号被击沉，船上1100余名清军中有870余人葬身海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