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战略任务。中国共产党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坚强领导核心，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依法执政是党执政的基本方式;依法行政是政府行政权运行的基本原则。这次全会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制定了清晰的路线图，紧紧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总目标，作出了系统规划和全面部署，开启了法治中国建设的新篇章。这次全会作出的《决定》是对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的“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一步深化，表明我国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要深入理解这一战略部署，有必要回顾依法治国方略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总体上说，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形成和发展，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孕育阶段
(1978年到1997年)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党如何执政?采用什么方略治理国家呢?在这个问题上，党经历了一个艰难而曲折的探索过程。1954年制定了共和国第一部宪法，初步奠定了社会主义法制的基础。“文革”十年，社会主义法制遭到严重破坏。十年动乱之后，在总结“文革”深刻教训的基础上，我们党开始探索治国理政的新方法。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同志强调：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段谈话，把健全法制的基本要求准确而简洁地概括为16个字，体现了邓小平同志民主与法制思想的基本精神，为我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形成奠定了基本理论基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同时提出了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目标。全会公报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十六字方针”，准确地描述了法治的基本精神内核，阐述了依法治国的基本内涵，为依法治国方略的最终提出奠定了思想基础。邓小平同志还强调：“搞四个现代化一定要有两手，只有一手是不行的。所谓两手，即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这进一步指明了实施依法治国的方向。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引下，党领导人民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立法工作。1979年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刑法等7部重要法律。1982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现行宪法。该宪法第5条第1款规定，“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这是依法治国在宪法中的最早表述，初步奠定了依法治国方略的宪法基础。宪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对人民而言，它是基本权利的宣言书;对我们党来说，它是执政兴国的法制保证。依据宪法和相关法律的规定，司法机关恢复重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按照“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和方针，立法机关开始推进立法进程，先后制定了民法通则等一系列重要的民事、经济法律，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保障。
改革开放的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有力推动了法制建设稳步前进。1989年行政诉讼法的颁布，是我国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开端。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各级政府都要依法行政，依法办事。”这是第一次在党的正式文件中提出“依法行政”，将法治政府建设作为法治建设的重点，进一步丰富了依法治国的内涵。这一时期，国家赔偿、行政复议、公务员等法律制度相继建立，政府的行政行为逐步被纳入法律规范的轨道。司法机关在打击犯罪和保护人民权益中日益发挥重要作用，逐渐形成了与经济发展需要和国家治理相适应的司法体系。
在这一阶段，依法治国方略虽然尚未提出，但“十六字方针”的提出和宪法及一系列重要法律的修订出台，清晰阐释了依法治国的基本精神，社会主义法制体系开始形成，这为依法治国方略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和制度基础。
第二阶段：形成和发展阶段
(1997年到2012年)
党的十五大正式提出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十五大报告指出：“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这就正式将依法治国提升为国家治理的基本方略。依法治国方略的提出，是对我们党治国理政经验的全面总结与升华，标志着党在执政理念、领导方式上实现了一次历史性跨越，为我国此后的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指明了方向，具有里程碑意义。虽然“法治”和“法制”只有一字之差，但内涵却有很大差别，即不再仅仅将“法”作为一种治理工具，而是作为国家制度的依据和基础，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自此，“法制”回归其本意，成为法律制度的总称，主要从法律规则的层面强调法律体系的完整性和统一性;而“法治”作为一种与人治相对立的治国方略，强调依法治理，不仅要求具备“依法办事”的制度安排及运行机制，而且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规范权力、保障权利、程序公正、良法之治等精神和价值。
